《共同纲领》的主要内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于1949年9月29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这是建国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施政纲领并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纲领全文由序言和总纲、***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七章六十条组成。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任务及各方面的总方针、政策和原则。在政治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行使国家***的机关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人民***为国家最高***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军事上，人民***和人民公安部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建立的统一的军队。在经济上，实行“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根本方针。纲领规定，中国的文化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建设人才为主要任务。在民族政策上，实行团结互助、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原则。 《共同纲领》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是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的共同意志的体现。
《共同纲领》是1949年9月29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制定的。
一、当时起到的作用：是建国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施政纲领并起到临时宪法作用。
二、主要内容：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任务及各方面的总方针、政策和原则。
1.在政治方面：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2.行政机关方面：人民行使国家***的机关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人民***为国家最高***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3.在军事方面：人民***和人民公安部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建立的统一的军队。
4.在经济方面：实行“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根本方针。
5.文化教育方面：纲领规定，中国的文化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建设人才为主要任务。
6.在民族政策方面：实行团结互助、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7.在外交方面：坚持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原则。?
以上内容参考：贵阳统战部-《共同纲领》的主要内容?凤凰咨询-《共同纲领》：共和国“临时宪法”出台始末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其基本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同私人资本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
新民主主义应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使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分工合作，以促进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居于主导地位，使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但新民主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它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它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经济。
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简称“四面八方”政策。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说确认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四面八方”政策则是处理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及其他关系的准则。它们符合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所形成的社会现实，有利于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优势，使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因而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理论与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国家要从多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共同纲领还指出：“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单位，人民***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根据必要和可能，鼓励私人资本向阎家资本主义发展。”
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的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中国***和人民***在领导和组织经济工作中，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顺利发展。时期，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和中小城市的解放，这一方针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提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这一方针在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保证多种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起了重要作用。
扩展资料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新民主主义国家和资本家联合经营的工商企业，是国家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它要接受国家的管理和***制约，同时国家又要使资本家获得一定的利益。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成份不是一成不变的。
从量上看，一定时期各种经济成份都有所发展；从质上看，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则逐步变为社会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准备必要的前提。
1949年10月开始执政的中国***，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艰辛的探索，既经历过重大的历史挫折，也取得过灿烂辉煌的成就。回顾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历史和政策演变过程，分析这些政策产生的实际效果，有助于深入了解我国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发展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轨迹，尤其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党的十五大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的新思路、新政策，不断探索和完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更加坚定地贯彻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战略决策。
建国60年来，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认识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即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以前为第一个时期以及从改革开放以后迄今为第二个时期，在先后继起的每个时期，由于我国政策的变化比较大，因而，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和明显的中国特色。
一、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政策变化
从1949年到1***8年，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认识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限制利用阶段（1949——1952）。从1949年建国到1952年底是我国认识和处理非公有制经济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党和***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在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识成果的基础上，对非公有制经济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分析判断，***取了正确的政策。
早在1947年12月，***中央就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1]在这一纲领的指导下，随着的进展，中国人民***和人民***没收和接管了属于***国家垄断资本的金融和工商企业，从而构成了新中国最初的国有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向建立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型经济体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大经济纲领实现之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主要由五种成分组成。在五种经济成分中，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在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实施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经济政策，达到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国家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积极扶持合作经济、鼓励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国营经济，***在接管官僚资本的过程中，由于贯彻“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政策，较好地调动了管理人员和职工的积极性，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民主改革，使国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较为明显的提高。对于私营经济，一方面实行以“节制资本、统制贸易和加强***”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政策，通过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诸方面对私营经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予以限制；另一方面，国家通过调整工商业，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市场流通，并且扩大了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从而使私营经济获得了正常利润，能够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在新解放区全面实行土地改革，使三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七亿多亩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但“土改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性质”[2]，国家还从减轻赋税，发放贷款，推广技术等方面大力促进农业个体经济的发展。这些政策措施调动了多种所有制成分的积极因素，促进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和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到1952年底，各种经济成分按比重大小顺序排列，“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占41.5%，私营工业占30.6%，个体手工业占20.5%，公私合营工业占4%，集体所有制工业占3.3%；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私营商业占60.9%，集体商业占18.2%，国营商业占16.2%，农民零售占4.3%，公私合营占0.4%；在国民收入中，个体经济占71.8%，国营经济占19.1%，私营经济占6.9%，集体所有制经济占1.5%，公私合营经济占0.7%”[3]。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和主体地位的乃是各种非公有制经济。
这一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得到迅速恢复，与当时***取的经济政策，充分调动了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是分不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农民获得了土地，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和城市手工业者摆脱了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压迫，得到了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这种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格局，非常适合我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各阶层群众的认识水平。如果当时我国能在一定时期继续坚持这种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创造更好的条件，打下更加良好的基础。
2、根本改造阶段（1953——1956）。从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酝酿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是我国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地位降低。
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我党经过充分酝酿，于1952年底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核心是“一化三改造”。从1953年开始，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经历了统购统销、加工订货、公私合营等阶段。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了合作的道路。个体农业的改造经过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个体手工业经过了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工厂三个阶段。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数的87.8%；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4]。
当时我党认为，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即把当时非公有制经济占主体阶段变为公有制经济占主体阶段，从而使我国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民收入中各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国营经济由19.1%上升为32.2%，合作经济由1.5%上升为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为7.3%，以上三种经济成分之和由原来的21.3%上升为92.9% ，而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则分别由原来的71.8%和6.9%下降到7.1%和0.1% 。在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占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占32.5%,资本主义工业接近于零；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占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原来的小私商组织的合作化商业占27.5%,私营商业只占4.2%”[5]。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不仅是由于在这一阶段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取了从限制到消灭的政策，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论断进行简单教条的理解和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党内绝大多数人由于受传统经济理论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经济成分组成，非公有制经济不论其所占比例大小，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能相容的经济成分。对非公有制经济理论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和严重脱离我国具体实际的分析，是我国过早过快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层原因，也是从所有制上消灭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原因。历史地分析，当时我国的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比，已取得了优势，但还不能说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特别是当时的私营经济的存在还有能力和可能干扰国家经济秩序。因此，我国主张对其改造是必要的，但是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那样如此彻底迅速的改造，其必要性则很值得怀疑，出于党内存在的让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绝种的观点则更是极“左”的观点。事实上如果当时我们***取各种措施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限制、引导、监督和管理的话，完全可以把非公有制经济引导、限制在为公有制经济服务的范围之内，更何况我们有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和国民经济命脉作后盾。
3、取缔消灭阶段（1957——1***8）。从1957年到1***8年间，我国对个体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积极探索，逐步返回正确道路到完全陷入迷雾的过程。
党和国家***于1956年底开始认识到发展个体经济的重要性，于是在翌年初对个体经济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再探讨，提出了利用个体经济形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系列正确思想：提出了长期保留个体经济独立经营的主张；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个体工商户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调整所有制结构的新思路；提出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的观点。但是这些思想并未从根本上突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框架，也未制定具体的政策加以巩固，仍然把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完全公有制当作我国现实目标去追求。对个体经济在我国的积极作用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必然性认识不牢固，因此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相反，1958年之后，由于对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党内经济建设方面急躁冒进思想的发展和政治上“左”倾观念深化，经济体制的变动服从于“”的需要，服从于提前建设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口号的需要，对“三大改造”后剩下的个体工商业者***取了更加严厉的限制和改造措施：一是组织入社，对个体手工业户，除极个别的特种工艺手工业户外，都要组织加入手工业合作社；二是把集体工商业并入或转入国营企业。1958至1959年，绝大部分的集体工商业都已经转为国营，留下的少量合作店、合作组也基本上只保留了形式，实际上都归对口国营企业统一核算。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主持会议并作了《在中国***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报告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全会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状况和基本矛盾，论述了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及其主要途径。决议指出，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社会经济中存在五种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是个体经济是向国营经济过渡的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国营经济过渡的形式，所以主要的经济成分是三种，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其中的个体经济既可以被引导着走向社会主义，也可以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这样，三种基本的经济成分与之相应的三种基本的阶级力量之间的矛盾，就集中地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就是说，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国际上是新中国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这样的认定，实际上就是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任务提出来了。
党制定和执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会议决定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会议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在***军队主力已经被消灭的情况下，***在会议上提出，解决剩下的***军队的方式有天津式、北平式、绥远式。
新中国成立前夕，鉴于中国***即将成为执政党，***指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全党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 制度是建党之基、立国之本。 历经70余年， 中国***不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传承与创新中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这里所讲的，就是著名的“四面八方”政策。它是***统观全局的战略思考和***细致入微的城市调研之间擦出的思想火花，是党向全国人民交上的一份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经济政策“答卷”。
后期，石家庄、天津、北平等华北大城市先后解放。在接管这些城市后，接连暴露出一些始料不及的问题：民族工商业家不了解党的工商业政策，普遍有生产恐慌，工人片面理解党的政策，加之干部缺乏城市工作经验，经济下滑严重。这些情况引起党中央和***高度警惕。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在双清别墅看南京解放的报道
3月下旬，党中央迁入北平香山，双清别墅成为***的新住所和党中央筹建新中国的决策中枢。4月，人民***逼近南京，正待乘胜一路南下。此时，总结出台一套切实可行的城市政策，为稳妥接管南方大城市提供经验，更加迫在眉睫。中央书记处每天晚上都集中开会，交流情况，讨论问题。在4月3日的会议上，***决定让***赴天津调研。临行前，***还不忘将一份反映平津工业生产问题的报告批转***，***对解决天津问题有了底数。
1949年5月7日***视察天津***碱厂
天津当时是华北最大的工商城市，它成为中国***管理和改造工商业城市的“试验场”。
4月10日晚，***到达天津。第二天一大早，他急切地赶到几家工厂考察，听取天津市领导的工作汇报，连续召开工人、民族工商业家等各界人士座谈会，听取外事外贸工作汇报。通过考察调研，更加印证了报告中的事实：不少民族工商业家思想上顾虑深重，感到发展生产没有出路；工人有不切实际的要求；战争造成的城乡联系中断、内外贸易阻滞问题亟待恢复。当天晚上，***熬夜写下《天津工作问题》调查提纲，鲜明地指出：“必须正确建立与改善以下各方面的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
***与工人们座谈
4月15日，***、朱德在香山亲切接见来北平参加华北局会议的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一行三人。出乎意料的是，***没有讲政治、军事形势，而是兴致勃勃地畅谈经济问题，“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接着，***就其中的四个面、每个面的“两方”，分门别类作了详细说明。他说，“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
此时，仍在天津调研的***获悉***的“十六字”指示，立刻心领神会，照此阐述和宣传。他按照***关于“四面八方”的表述口径，两次与李烛尘、宋斐卿等华北知名工商界人士座谈，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使他们在态度上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变。
1950年5月1日，北京市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活动
5月1日，北平迎来解放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数十万职工举行庆祝***活动，载歌载舞，欢度节日。市委书记彭真来到工人中间，号召全体职工以实际行动庆祝节日，坚决拥护***所指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上海是当时中国第一大城市，工商业集中，外部联系广泛，接管工作政治影响大。解放前夕，民族工商业家有的濒临破产，有的外逃，有的观望。5月27日解放后，***陈毅按照“四面八方”政策，与工商界交朋友，扶持私营企业发展，让民族工商业家看到了出路和希望，一些出走欧美的工商界人士萌生回国之念，陆续回到上海。
1949年10月，广州市民夹道欢迎***进入广州市区
《共同纲领》颁布后，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开辟专栏详加解读，党的“四面八方”政策更加深入人心。1949年10月，广州解放，******迅疾实施“四面八方”政策，稳定了城市生产。
“四面八方”政策与1950年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方针一道，给民族工商业家吃了“定心丸”，提高了工人、农民的生产热情，对于解放初期尽快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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