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出生于寒族地主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具有远大的志向和过人的才识，由于为人刚正，敢于直言，加之才华横溢，树大招风，苏轼的后半生一直处于新，旧两党的夹击和陷害之中。绍圣元年，哲宗亲政，重新起用新党，把屡受旧党排斥的苏轼作为旧党要员处置，贬知黄州安置，流放到时为瘴疠之乡的岭南。绍圣四年，再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迫使苏轼垂老投荒，携幼子苏过告别家人，渡海抵达当年荒僻异常的儋州，元符三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始得内迁，可北归仅一年就病逝了，病逝前两个月，在《自题金山画像》中，他对自己的后半生作了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所谓“不系之舟”，是对自己无所系念，随缘自适的生活态度的形象比喻，含有随波漂泊于生灭流转的人生苦海而毫不在乎的意思。
一、苏轼的思想
贬谪黄州，是苏轼思想和创作的重要转折点，可以此为界将他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写了大量的政论、史论和有为而作的诗歌，充满了积极入世的精神和社会历史责任感。其议论文大多观前世的盛衰和古今风俗之变，引证丰富，雄辩滔滔，切中时病而不为空言，行文讲究引物连类和酝酿气氛，骈散结合，形成纵横磅礴的气势，流畅条达，委屈必尽，常发前人所未发。到了后期，尽管他还以儒家的忠义思想自励，胸存浩然正气，但已参入大量的佛、道思想，外儒内佛，以身处逆境时的精神解脱。他以儒家积极入世之精神，融合佛、道清旷达观之襟怀，入世而超世，超世而入世，执著人生，又善处人生，能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业，无论穷达出处，都能在精神领域保持独立和思想自由。
他所倡导的蜀学就是融合佛道儒三家的杂学，各家思想似乎对他都有吸引力，然而，他是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的，又大致以“外儒内佛”的形式把两者统一起来。儒家的济世精神与佛道化解人生苦难的虚幻意识互补，使他的人生观没有发展到对社会人生的厌恶和伤感，他在以佛老庄禅超物我齐生死的空无思想化解人生忧患的同时，亦含有一种儒家士大夫在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追求道德人格挺立的意味。他援佛道入儒，又始终保持做人的气节，佛老的静达旷放用儒家道德人格的浩然正气来支撑，成就虚静高洁的心灵和淡泊超逸的人格。故苏轼“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懂得生活的艺术，具有坦荡坚贞的品格，随缘放旷的文心和风流潇洒的气度，他的、词、文和书画等，不过是这一人格的外在表现形式。 贬在黄州，是苏轼思想和创作的重要转折点，可以此为界将他的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写了大量的政论、史论和有为而作的诗歌，充满了积极入世的精神和社会历史责任感。其议论文大多观前世盛衰之际和古今风俗之变，引证丰富，雄辩滔滔，切中时病而不为空言。行文讲究引物连类和酝酿气氛，形成纵横磅礴的气势，流畅条达，委屈必尽，常发前人之所未发。到了后期，尽管他还是以儒家的忠义思想自励，胸存浩然正气，但已参入了大量的佛、道思想，外儒内佛，以求身处逆境时的精神解脱。他以儒家积极入世之精神，融合佛道清旷达观之襟怀，入世而超世，超世而入世，执着人生，又善处人生，能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业，无论穷达出处，都能在精神领域保持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可以说苏轼之所以无愧为一代文化伟人，并以苏东坡的文名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主要是由其后期的思想和创作奠定的他那种谈笑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那种经历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和任性逍遥，随缘自适的创作个性，是在贬谪黄州之后才真正树立起来的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二、苏轼对儒释道思想的吸收与融合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I><I></I></I>8226;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独生子砥励名节。当苏轼21岁离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这时候的苏轼，是怀着大用于天下的雄心壮志的。在此以后的仕途生涯，恰恰是他实现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的重要过程。良好的家庭环境赋予他深刻的儒家思想。一生的仕途生涯是其实现经世济民思想的重要过程 苏轼的思想主流是儒家思想。他吸收的释老思想，主要是吸收的他认为与儒家思想相通的部分。”在他政治上奋发有为、向往实现他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时，也曾批判过释、道思想。如在《议学校贡举状》中他说：“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鬻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摩钝者，废矣。”特别指出了佛老思想之虚空以及对“人主之名器爵禄”的极大危害。但在他处于逆境，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难于实现而又遭排斥打击时，则又更多地接受佛老清静无为，超然物外的思想，在其中寻找精神的寄托。如在《醉白堂记》一文中，他借称颂韩琦来表现自己的处世态度：“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独善其身，兼济天下，实现太平治世，确实是苏轼一生的追求，历尽磨难而痴心不改。但在这一过程中，佛老思想又不时冲击着他的信念，涤荡着他的灵魂。
不可否认，苏轼词中确有为数不少的篇目流露出讴歌醉酒、感慨成败、向往归隐生活的思想。“浮生知几何，仅熟一釜羹。那于俯仰间，用此委曲情。”（《次丹元姚先生韵》）“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浰阳早发》）“宠辱能几何，悲欢浩无垠。回视人世间，了无一事真。”（《用前韵再和孙志举》）“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满庭芳》）等等，皆透漏出似乎无法排遣的看惯荣华变故、虚无遁世的思想。
其实，成长在儒释道多重传统文化影响之下的文人，对儒释道的接受都不可能是单一的。如李白的傲岸狂放中却间杂着无法实现功名抱负的苦闷，王维在“致君尧舜”的理想受屈压之后对佛教的皈依，..这样的例证举不胜举。在波澜层生的仕途，宗教是古代仕人精神的慰安之所和灵魂的憩栖之地。
苏轼具有以儒学体系为根本的人生思想，但仕途的坎坷又使他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又由于浸染释、道的思想而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具体则表现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 因此，苏轼对于佛老思想的兼容并取恰恰是其文化人格完美的体现。
三、 浸染释、道的思想令苏轼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
并非苏轼对苦难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他是在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载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这跟他读书的过程有莫大关系。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佛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原有矛盾，但在几次大起大落的仕宦经历中，苏轼却最终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将其统一起来。宋代释智圆说：“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伴随着仕途上的起起落落，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这一哲学就是“外儒内道”，他的内心痛苦，只在幽深的自我反省之中，只在对佛老思想的日益追寻中，只在对人生的善意自嘲中。《水调歌头 》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
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词比较突出地体现出了苏轼当时的心情，充满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长期以来对佛老思想的濡染使他难以对今后的人生道路作出选择，是继续汲汲于仕途还是激流勇退。既向往“琼楼玉宇”的纯洁又嫌其寒冷，既憎恶现实社会的恶浊又留恋人世的温暖，在词里我们可以感知这一层深切的矛盾，激流勇退是好事，如“琼楼玉宇”般，但却是“高处不胜寒”。只能以月下起舞为胜境，千里婵娟为祝愿。从少年时就饱受濡染的儒学入世思想站了上风，不可能放弃长久以来的政治理想，于是倾向了“人间”，选择了仕途，只是在这当中又加强了自身的修养，即在个人生活中以佛老思想为主，***取一种宠辱不惊，名利身外的态度。“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是对当前情状的无奈，也是一种劝慰。至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是一笔荡开，又用状似浅淡无意的祝福对未来作了规划。上阙中入世思想战胜了出世思想，下阙是理智与情感的交战，理智又战胜了情感。这也正是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的在苏轼内心猛烈的交锋。
而他的外在，却是极为恭谨，极为合乎儒家理念的。这不仅影响着他在各种境遇中的状况，也从另一方面影响着他的创作风格。“外儒内道”，苏轼不是第一个。如陶渊明，如王维，如白居易，几乎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一特点。但是在这些人里，苏轼是做得最好的一个，因为他的这种思想已经达到三者溶而为一的境地，不论是在做人还是做官，或是做文上，都已经形成自己独一的风格，在文学作品中则造成一种笔力纵横、挥洒自如的气象。
苏东坡祖籍纪念馆馆址座落在文化公园内，现占地14.9亩，建筑面积750平方米，展壁面积400平方米。纪念馆是基于栾城是宋大文豪苏东坡这一史实创建的，是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地方特色。
纪念馆依据史书记载和严谨的治学和编排方法，从“苏氏源流”、“苏味道与三苏”、“苏氏历代名人”和“燕赵明珠”栾城四部分，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了我国民族人文文化的历史发展，展示了苏洵、苏轼、苏辙与栾城的族原支派及其怀念故土的思乡情愫。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原新华社社长穆青，全国记者协会***邵华泽也分别题写了馆名、阁名和长幅楹联。成为纪念馆一道靓丽的风景。海外苏氏后裔侨领苏岳章、苏世庆、苏世选等对纪念馆给予高度评价，2003年分别同栾寻根谒祖并捐赠了碑刻铭记。
纪念馆自2001年对社会开放以来，受到社会各界游客的广泛好评，省、市级领导视察了纪念馆，并就全面发展作了重要指示。纪念馆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样受到青少年广泛关注和向往。2004年11月纪念馆被共青团河北省委命名为着批“河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苏轼详细信息++
苏轼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他于书法遍览晋唐诸家，转益多师，自成一家,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
《前赤壁赋》
《后赤壁赋》
《石钟山记》
《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
《海棠》
《和子由渑池怀旧》
《和子由踏青》
《花影》
《（惠崇）春江晚景》 （此诗为作者苏轼观看惠崇所画《春江晚景》而作）
《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三月二十九日》
《上元侍宴》
《石苍舒醉墨堂》
《书李世南所画秋景》
《题金山寺》
《题西林壁》
《望海楼晚景》
《雪后北台书壁》
《饮湖上初晴后雨》
《有美堂暴雨》
《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赠刘景文》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予于女王城东禅庄院》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
《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蝶恋花(记得画屏初会遇)》
《蝶恋花(密州上元)》
《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洞仙歌(冰肌玉骨)》
《洞仙歌(江南腊尽)》
《贺新郎(乳燕飞华屋)》
《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
《浣溪沙(画隼横江喜再游)》
《浣溪沙(山色横侵蘸晕霞)》
《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
《浣溪沙(送梅庭老赴上党学官)》
《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
《浣溪沙(寓意)》
《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
《减字木兰花(春月)》
《减字木兰花(空床响琢)》
《江城子(翠娥羞黛怯人看)》
《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
《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
《江城子(天涯流落思无穷)》
《江城子(十年生死)》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满江红(江汉西来)》
《满江红(清颍东流)》
《满庭芳(三十三年)》
《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
《南歌子(雨暗初疑夜)》
《南乡子(寒雀满疏篱)》
《南乡子(凉簟碧纱厨)》
《南乡子(霜降水痕收)》
《南乡子(送述古)》
《念奴娇(赤壁怀古)》
《沁园春(孤馆灯青)》
《青玉案(三年枕上吴中路)》
《阮郎归(初夏)》
《少年游(去年相送)》
《哨遍(为米折腰)》
《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记承天寺夜游》
苏轼论画卓有所见，主张"神似"、"传神"，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画史上很有影响。他善画竹石，学文同而又自具风格，故有"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次韵子由题憩寂图后》）之句。苏轼画真迹，见于文献记载者不及十帧，传世更少，今仅存《古木怪石图》枯木竹石图》、《雪鹊》、《墨花》、《草虫》、《应身弥勒》、《乐工图》、《举扇障面自画像》、与李公麟合作《翠石古木图》、《枯搓寿木丛筱图》、《小山枯木图》等。
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传世名句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捡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长恨此身非我有, 何时忘却营营?
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
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相逢一醉是前缘
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
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
(东抄一句,西抄一句,百家之经典)
前人论及苏轼的词，不论褒贬扬抑，无不视他为开宋词一代新风气的词坛巨擘。正如《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东坡词提要》所言：“词至晚唐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不能偏废。”
以上的引文把苏轼与韩愈相提并论，认为苏轼在词史中的地位与韩愈在诗史中的地位大致相当，且不论这样的看法是否允当，就韩愈生涩奇险的诗而言，在诗史中的确是不能不谓之别格的，这是有定论的。而苏轼的词在词史中又是怎样的一种别格呢？这显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言明的，下文还要详述。以下先引宋人陈师道评论苏轼词的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1）陈师道的看法与以上引文所持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而他进一步指出苏词的基本特征是“以诗为词”。
陈师道所言的“以诗为词”具体指的是什么？他没有明言，不过他对苏词的评价倒是交代得清楚，大体的意思是认为苏词是词中的别格、另类，而非当行本色，这应该是明白无误的。而问题在于为什么“以诗为词”就会“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呢。原因只能是“诗词有别”。
一、 以诗为词的原因 ：诗词有别
（一）外在形式之别：句读不葺之诗
诗词有别，就词的外表形式而言，相对于齐言的律绝近体诗，绝大部分的词皆为杂言体，但也有少数例外的。以《玉楼春》为例，上下两阕各四句，每句七字。初看非常象七律。故仅以外形来区分诗词，有时难免要犯错误。
如果诗词之别仅限与此，那对于文人的创作是没有什么大碍的，特别是对苏轼这样的大家，不过只是改变一下词句的安排，完全是胜任有余的。但问题在于词是用作协乐歌唱的，需依声
填词，即按照规定的声韵关系来填词，所以词又被称作“曲子词”。词相对不入乐的近体诗而言，与音乐的关系要密切的多。据说苏轼填词常有不协音律之作，如李清照所言：“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者。”（2）填词若不能依声者，此所谓“句读不葺之诗”。
对李易安此论，历来众说纷纭，意见不一，而关于苏轼知音协律的记载也多见于宋人的著作。由于词律之学，几近失传，本是词学中的难点，对于一个初学者，更是如此。所以只能按
1
照“不知为不知”的古训，约略而言之了。
（二）意境题材之别：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诗词有别，其中差别最大的，应是意境题材的不同，这当然是就传统的婉约词而言的，也是就词的基本风貌而言的，因为“婉约词”相对于所谓的“豪放词”占了词的总量的绝大部分。
关于诗词之间意境题材的不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极精到的评述：“词之为体，要渺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所谓“境阔”当是指“诗”的意境题材相对于“词”应雄阔大气、气象恢弘，所谓“言长”则是婉转细致之意，故而带来的意境则是纤弱柔美。所以“词”较之于“诗”应多婉曲。
这样的评述是否正确呢。下文试举晚唐文人温庭筠为例来说明：
苏武庙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
回日楼头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
后镜，画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温庭筠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又是所谓“花间派”词人的代表。以上两首诗词作品，即便是没读过，而对诗词稍有所知的人都能分辨出，其一是诗，其二是词。正如上文王静安所言，诗词在意境题材上的确存在着明显差别。就上文所引作品而言，诗的题材是怀古，词的题材是闺怨。而它们所营建的意境显然也是不同的，诗悲郁苍凉，而词温婉细腻。但问题就接踵而来了，为什么同样一位作家，提起笔写诗、作词，意境会有这样明显的分别呢？而且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对比宋代文人的诗词，会发现不少类似这样的情况。平素写诗作文道学气十足的士大夫门，一旦作词往往就会面目全非，全然是另一张嘴脸。
原因当是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对词的功能属性——词体的认知。宋词上承晚唐五代花间尊前的绮靡婉约的词风，至苏轼涉足词坛前，绝大部分词家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走“绮筵公子，绣幌佳人”（3）的老路，题材内容总不离男女欢爱、羁旅愁绪。所营建的意境也大多纤弱凄婉。文人士大夫们填词虽是兴至而为，但仍以为词只是供侑酒而歌的，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算不上诗歌的正宗，故称之为“诗余”。
“词是诗余”这是宋人对词体共同的基本认知，所谓“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4）就连北宋文坛领袖、诗***新的主将欧阳修都是认同的 ，他说：“因翻旧阕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5）
陈师道对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的评价，正是基于上文所论及的诗词在意境题材方面的差异而言的，也是基于对“词是诗余”的认同而言的。认为诗词各有自家的畛域，应当保持各自的审美特征。正是基于这种认知，陈后山才会对敢于冲破传统藩篱的苏词提出非议，诚然，他的观点放在词学发展史上会显得保守，但他对词的审美特征有别于诗的确认，对词的独特审美价值的肯定，都是有相当见地的。
诗与词在“本色”上不同，这一点无论从词的历史传承还是总体创作实践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对苏轼而言，把诗的“本色”（审美特征）带入词里，以词来表现诗的题材、境界，又会是怎样的一种风味呢？
二、以诗为词的实践：诗词一体，
据说苏轼到中年时才开始学习填词， 他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是一家……”柳七郎即是柳永，公认的婉约派大家。苏轼所言的“无柳七郎风
2
味”，显然是要在传统的“辞情蕴藉”的婉约词风之外，另立一家，自成一格。对于这一点，宋人胡寅《酒边词序》中云：“柳耆卿后出而尽妙，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浩歌，超乎尘垢之外……”他对苏轼“另立门户”的作词观点，表达了充分的肯定。在他看来，苏词有别于传统的婉约词之处，是在对词的意境的改变及提升上，改变了所谓的“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转之度”，而把词境提升到“超乎尘垢之外”。而达到这种改变及提升，最易行的途径显然是借鉴“诗”的题材与境界入“词”，做到“诗词一体”。纵观苏轼词创作的实践，其与一般婉约词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题材宽广、境界阔大
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中说：“词至东坡，其境益大，其体始尊，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他给予了苏词非常高的评价，并且提出了“尊体”的看法，这绝非什么溢美之辞，苏轼在前人或同辈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开拓词境的基础上，进而把“诗”的“言志”功能带入“词”中，借鉴“诗”的题材、境界入“词”，使得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见于词，从而大大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总览苏轼的词的风貌，除却传统的婉约清丽外，就“以诗为词”而言，在词的题材与境界的开拓上，大致体现在以下三端：
（1）、表达治国平天下之志的“言志词”
“言志”是宋人“诗道”的核心，也是宋人诗文中最常见的题材。但在“词”里表达士大夫文人治国平天下之志的，在苏轼之前是非常罕见的。他在这一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为后代词家树立了榜样。如：
江城子
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
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
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这首词笔力雄健，一扫当时词坛盛行的脂粉气，的确如他所言“无柳七郎风味”。词中写出猎时的盛况，可谓有声有色，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下半阕气概尤为豪壮，结语“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他以天下为己任，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扫平边患的壮志。又如词作《沁园春》中写道：“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更是直抒胸臆，表现了作者“致君尧舜”的兼济之志。
（2）、借古抒怀的“咏史词”
“咏史”是我国古典诗歌中，极常用的一种题材，大都是通过对古人古事的歌咏来抒发自己的怀抱，实质上也是一种“言志”。当然上文举例的“言志词”中也出现了运用历史典故的情况，因为并非贯穿始终，只能看作是“比兴寄托”的运用。诗词之间，就写作方法（赋、比、兴）的使用上的差异而言，词偏重于赋，即长于铺叙。而苏轼“以诗为词”在技巧运用方面的
实质是把常用诗的“比、兴”手法多用于词。显然“用典”是实现“比兴寄托”的重要手段。
论及苏轼“咏史”词的创作，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念奴娇
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 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乱石
穿空， 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
初嫁了 ，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 、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3
这首被宋人胡仔称誉为“真古今绝唱”的词作，是苏轼在元丰五年（1082）谪居黄州，畅游赤壁写下的名篇，作者借三国时期赤壁之战的旧事来抒发自己的怀抱。词中描写赤壁雄奇的景色，塑造了周瑜“雄姿英发”的英雄形象，表达了作者渴望建功立业，却困于无常世事的激愤情怀。风格极为豪放。正是苏轼对诗歌中的借古抒怀手法的借鉴，造就了这首将被千古传唱的不朽词作。
（3）、寄托遥深的咏物词
我国诗歌从《诗经》开始，就有所谓“兴寄”的传统，而《楚辞》又开创了以“香草美人”抒***志的优良传统。使用“比兴寄托”的手段，抒写人生感悟的咏物抒怀、借景抒情之作在宋诗中是很常见的。
在词的创作中，单纯以咏物为表象贯穿始终，并且在其中包含遥深寄托的词作，苏词也作出了很好的表率。如：
卜算子
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本词作于宋神宗元丰六年，创作时间与上文所引《念奴娇? 赤壁怀古》只差一年，都是在“乌台诗案”后，苏轼以罪人身份谪居黄州，政治上极度失意时创作的，词中借咏孤雁而自况，表达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而宁可固守冷落的人生态度。词中通篇只有意象，其中人与雁，浑然一体，取象托譬，寄托遥深，风格清奇冷隽。
苏轼致力于词的题材与境界的开拓，的确做到了“诗词一体”，他所作词的题材、境界与诗几乎一般无二。然而，由于诗与词在声律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必然将造成创作时安排声韵的不同，但在方面，苏轼同样表现出“以诗为词”的倾向。
（二）不以词意就词律
上文曾谈到苏轼填词有不协音律之作，并因此为李清照等所诟病。认为填词若“不谐音律者”，所作的词便是“句读不葺之诗”。这可被认为是李易安所表述的“以诗为词”。在展开具体评论之前，有必要对诗律与词律的差异做一简单论述：
近体诗与音乐的关系，相对于需入乐的词而言，要宽松的多。早期的词是一种音乐文学，为了配合音乐，就要求它必须具有特殊的格律，使歌词的每个字的声调高低，与音乐的抑扬顿挫配合起来，达到音调谐和，唱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因此，与诗只讲平仄不同，词讲究得更多更细。李清照在《词论》中说：“诗文分平侧、（仄），而歌词计五音（宫商角徵羽），又分五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又分六律（阳为六律，阴为六吕。此处“六律”代指十二律吕），又分清浊轻重。”这也就是说，制调必须协音律。音乐奏过一遍叫一阕，为了配乐而歌，词也就以分片与之相适应。这样；词就必须注意处理片与片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像诗那样，根据内容来分段。诗的韵脚有固定位置，一般都在偶数句的句尾；而词的韵位，却大部放在音乐的顿歇处；因此，词调不同，韵位亦不同。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词由于需入乐的的缘故，在声律上与诗的确存在着不小的差别。而有关苏轼填词是否协音律的问题，前人各执一端，莫衷一是，而词在今天早已不能被歌唱。所以孰是孰非，已难稽考。其实，谐不谐音律对于我们今人而言，决不会有李清照般的敏感，因为不能按乐歌唱，也就无从比较谐与不谐音律的优劣。
在创作实践中，词比之于诗，对作者在形式上的束缚显然更多。有鉴于此，陆游曾说：“先生非不能歌，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6）宋人王灼也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7）以上
4
二位都有为苏轼开脱之意，因为“非醉心于音律者”似乎有不熟悉音律之嫌，而“不喜裁剪以就声律”更是间接指出苏词的确有不谐音律之作。
就苏词不谐音律的本质而言，由于苏词的美学风格属于阳刚，不同于表现阴柔之美的婉约词，类似于西人所言的“崇高”。 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注重于内在的理念精神的抒发，而不重视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声律在词作中当属于后者，被苏轼所轻，当是难免的。
所以，无论苏轼对于音律是否精通，当他所要表达思想内容与声律之间产生冲突时，他无疑将选择对声律作调整，以适应内容的表达。
面对苏轼这样对传统的“”，并非***都能象胡寅、刘熙载两位一般给予他肯定评价的，与此相反，当时的情况是认可的不多，反对的不少。而攻击的方向大致有二，一是对词境的拓宽上，二是在声律上。宋人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记录了苏轼一段逸事：“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与柳七郎如何？’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东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词按当时的惯例，显然是应由“十七八女郎”来歌唱的，若由关西大汉替代无疑将改变词原有的审美趋向。这幕士的看法与陈师道不谋而合，看来这应当是当时的一种普遍观念，上文已经论述了诗与词在“本色”上的确有所不同，但给苏轼“以诗为词”的行为作出一个是非好恶的判断确是很为难的，因为不论是基于审美欣赏的“趣味无争辩”，还是基于正视历史存在，苏词都开创了词的另外一面，存在即合理。
三、以诗为词的内核：诗道与词道的统一
在词的领域里，苏轼无疑是一位革命者。对于他而言，一切有碍于表达思想情志的传统枷锁，都会被他砸得粉碎。无论是题材或是声律。然而，任何文学领域的变革都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任何文学创作风格的变化，都是时代变迁的产物，即所谓“文变染乎世情”。（8）
苏词以诗为词创作实践的产生，一方面是宋代特有的文化背景与士大夫心理状态的映射，另一方面则是苏轼本人的人生志趣、生命历验的反映。
（一）诗***新的余绪
苏词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的产生，是以北宋中叶开始的儒学复古思潮为其文化背景的，即所谓诗***新运动。
宋初结束了晚唐五代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赵宋王朝以史为鉴，***取了重文轻武的国策，这一方面造就了宋代文化的极度繁盛，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9），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宋代对外政策的孱弱。以至于两宋三百余年，边患不绝，受尽外族的侵凌。
晚唐五代是“合久必分、治久必乱”的中国历史中的又一个荒唐乱世，士人阶层的文化理想与政治热诚，在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黑暗社会现实面前，化成了“郊寒岛瘦”般的穷愁苦吟。诗文之风较之盛唐可谓格卑而气弱，所谓“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于斯，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现于诗，局促一题…无复恢涵气象”（10）。晚唐五代诗文之风的格卑气弱实与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力量的卑弱乃至整个时代的精神形态萎靡息息相关。诚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杂传》中感叹：“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
宋初诗文之风上承晚唐五代的卑弱浮靡之气，加之士人阶层由乱世入治世不久，纲纪败坏、士风卑下的局面一时难以扭转，文人多以相互唱和，粉饰太平为乐，在他们的诗文作品中，片面追求缺乏具体思想内容的形式之美，史称“西昆派”。显然，这与宋初统治者振兴文教，恢复儒家道统的想法是向背离的，所以宋真宗在祥符二年（1009）下诏复古，指斥“近代以来，属辞多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竟雕刻之小巧”并告诫“今后属文之士，有
5
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复古风”，宋王室的复古诏令无疑是旨在维护名教，但在客观上打击了在文坛占统治地位的西昆派。而随着文官政治的推行，科举制度的完善，士人阶层自尊心和政治责任感逐步得到提高与恢复，士大夫不再只是儒家经义的阐释者，而且同时成为儒家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实践者。到宋仁宗期间，以欧阳修、梅尧臣等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们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挺立士风为目的，在宋王朝下诏复古的推动下，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文化复兴运动——诗***新运动。
诗***新运动的实质是在诗文中强***化与讽谏的政治功用，要求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和承载儒家正统的***道德观念，反对于社会无实际作用的浮靡文风。这使得诗文要承担起“载道”与“言志”的重任。反映在诗中，必然会选择向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言志”传统的回归。“诗言志”在汉代诗学是有着政治***意味的，而宋人所言的“志”并不是对前人政教诗论的简单回归，宋人所言之“志”应是更宽泛的，超越个体意识的，体现士大夫群体本质的抽象化的主体精神，可谓之“诗道”。
宋人普遍认为言为心声，文品即人品的体现，所以在他们的诗文作品中,往往自觉地贯彻“明道致用”，“有补于世”的文学观念，以教化讽谏为写作诗文的主要目的。
而在词的领域，情况却与此相反，作为“诗余”的词在诗***新运动中，似乎并没有被波及。而词风自入宋以后，并无什么大变，文人对于词的功用，似乎满足于“娱宾谴兴”（11）的状态，而“诗***新”所倡导“载道”、“言志”的主张对于词的创作也并无什么实际的触动，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词没有“言志”的传统可以回归，再者文人也习惯于把不被“诗文”所容的“”放在词中。期间虽然也有范仲淹、王安石写过一些格调较高的作品，但总体而言，词格相对于诗格无疑是较卑弱的。
相信苏轼步入词坛之时，便有意改变以上的局面。他面对相对卑弱的词格，一方面认识到由于诗词各自具有不同的审美特征，即所谓“诗庄词媚”，而词偏重于表现阴柔之美，所以苏轼致力于改变词的题材与境界，使词能兼而能表现阳刚之美，另一方面，由于前代词家在进行词的创作时，似乎总是受到某种特别的文化心态的左右，使得词人们总是喜欢矫揉造作，不以真性情、真面目见人，而苏轼则以“吾道一以贯之”理念，把诗文中“载道”、“言志”的主张介入词的创作，以真性情、真面目出现，不屑于矫首学语，矫揉造作。
苏轼上承诗***新的余绪，对词体进行了改革，使得作为“言为心声”的文学样式之一的词，能够挣脱传统的束缚，自由地抒发作者的情志。词经过他的改造，终于摆脱“诗余”的面目，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二）士大夫主体精神的张扬
宋代士人普遍有一种维系正统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和“大厉名节，振作士风”的自觉。苏轼作为宋代文人楚翘，更是如此。不过，当他登上文坛时，诗***新运动已经基本取得胜利，
在诗文领域，“载道”、“言志”的文学主张已深入人心，他只须沿着前人开辟的康庄大道，在诗文的天地中去驰骋他的才华、去申明他的政治理想、去张扬他的“道”。
在词的领域，如上文所述，由于历史传承与文化心态的原因，士大夫们似乎总醉心于“词是艳科”的本色面目，而无意让词去发挥经世致用的社会功用。而苏轼以“挺立士风”、“有补于世”的道德自觉，在“言为心声”文学观指引下，着力提升词的文学地位，使之能与诗文一般，为文人士大夫“言志“、”载道”。
苏轼以“诗词一体”的实践，在词的领域贯彻“明道致用”，“有补于世”的文学观念，把“诗道”引入词的创作之中，提升了相对卑弱的词格，在词中张扬士大夫人格力量与主体精神，从而达到诗道与词道的统一。
阅读苏轼文学作品，的确能感受到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续绝学，为万事开太平”（12）的强烈使命感。也正是由于他对国家、民众、文化的这种使命感，使得他一生的
6
仕途远不及他的文学道路来得显赫坦荡，由于他始终身处新旧党争的旋涡之中，而他处世立身，自有本末，不会以一己之私或政治好恶而有所趋附。以至于他一生之中总是充满了小人的讪谤与迫害，而苏轼却始终故我。在他身上充分地体现出了士大夫的人格力量与主体精神。诚如王国维所言：“即使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13）
苏轼向来被视为我国历史中最伟大的文人之一，所谓“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14）这一方面是对他在诸多文学领域建树良多的褒奖，另一方面也是对他非凡人格力量的肯定。
扩展资料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与父苏洵、弟苏辙三人并称“三苏”。
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一说赐进士出身）。嘉祐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佥书凤翔府判官。宋神宗时，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宋哲宗即位后，出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外放治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随着新党执政，又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赦北还，病逝于常州。南宋时期，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
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寒食帖》《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裔。苏轼之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不可或缺之意。 苏轼幼年承受良好的家教，其父苏洵是古文名家，其母程氏曾以东汉名士范滂的事迹勉励其砥砺名节。
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的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品 ，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