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博绝丽典故_沉博绝丽是谁的诗风

tamoadmin 四字成语 2024-06-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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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人 2007-11-20 20:37 从文宗大和年间到唐末,是文学史上的晚唐时期,约七十年左右。国势江河日下,诗运亦如国运,呈现出衰落的趋势。但在诗坛日渐滋长的华靡纤巧的颓风中,杜牧、李商隐却如异军突起,以具有鲜明时代色彩、个性特征和独特艺术风格的诗歌,为唐代的灿烂诗国涂抹了最后一道绚丽的霞彩。其后随着王朝不可逆转的末日的来临,逃避现实,追求淡泊境界与清丽诗风成为诗坛的主要倾向。这一时期,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等诗人,上继元、白,以通俗的形式和语言揭露社会现实,关怀民生疾苦。尽管这些诗在他们的作品中为数不多,创新不足,却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尖锐犀利的笔锋,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成为中唐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延续和余响。 第一节 杜牧 杜牧是宰相杜佑之孙,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世称“杜樊川”。杜牧生于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晚唐,自幼便有经邦济世的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他关心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曾注《孙子》十三篇,注意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挽回唐王朝实际上已不可逆转的颓势。杜牧今存诗500多首,在艺术上各体皆工,七绝尤佳,有不少为人传诵的名篇。深沉的历史感是杜牧诗中的一个显著特色。无论是感慨往事、针砭现实还是抒写怀抱、描摹自然,都常常流露出伤今怀古的忧患意识。但由于杜牧性格比较开朗乐观,所以他的诗中虽有颓唐的成份,却并不显得消沉,而是在忧郁中透出清丽俊爽的风调。 杜牧的政治诗多揭露时弊和表达他对现实的关切。代表作有《郡斋独酌》、《感怀诗》、《河湟》、《早雁》等。如《早雁》以惊飞四散的早雁,比喻在回纥侵略者蹂躏下被迫流离的边地人民,表现了对难民的深切体贴和同情,也谴责了统治者对他们的漠不关心。此诗通篇***用比兴象征手法,表面上句句写雁,实际上句句写人,含蓄蕴藉,寓意深刻。 咏史诗讽刺帝王的荒*,议论朝政得失,很有特色,艺术上也有创新。一部分***用传统手法,借古喻今;另一部分以诗论史,具有史论色彩。分别以《过华清宫》和《赤壁》为代表。《过华清宫》(其一)通过杨贵妃嗜鲜荔枝玄宗命飞骑千里传送的历史事实,深刻揭露和讽刺了统治者骄奢*逸的生活。作者在史实的基础上,驰骋丰富的艺术想象,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寻味。全诗不着一句议论而题旨自见。《赤壁》写作者凭吊古迹所抒发的历史兴亡的感慨。作者将东吴在赤壁之战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不是出于军事上的无知,而是借史事一吐胸中怀才不遇的块垒。此诗用笔锋利,英气逼人,充分体现出杜牧诗“雄姿英发”的特色。这一以诗论史的写法尤为后代许多诗人所仿效。 杜牧的写景抒情诗也取得很高成就,他既善于用凝炼的语言勾勒鲜明的景物意象,又善于把悠远的情思寄托在具体画面之中。如《泊秦淮》以迷茫朦胧的江边月色和柔曼颓靡的流行曲调,构成一幅色彩凄凉暗淡、人物醉生梦死的世情生活图画,而这一切又从抒情主人公的视听感觉中写出,并引起他对前朝亡国教训的联想。清醒与麻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映射,传达出一种浓厚的忧世伤时的感伤情怀。 《江南春》在具有季节和地域文化特征的景物描绘中,自然融进了历史兴亡的深沉感喟。《山行》以清丽的色彩、鲜明的形象描绘出动人的山林秋色,独具匠心的把秋叶比作春花,传达出秋光的可爱动人和无限生机,表现了诗人的英气豪情,高怀逸致。 由于晚唐一蹶不振,个人际遇也不顺利,理想与现实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杜牧于是失意消极,甚至放浪声色、玩世不恭,诗中也有少数轻薄之作,如自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唐以后士大夫追求享乐的浮华习气,同时也表明了作者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消极态度。 杜牧诗辞***清丽,风调俊爽。杜牧论文主张“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自云“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他的诗歌实践了这一主张,对后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第二节 李商隐 李商隐与杜牧齐名,世称“小李杜”。因不幸卷入牛李党争,长期遭受排挤打击,一生多沉沦幕府,困顿失意。 李商隐现存600多首诗,按题材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政治诗。直接反映现实政治和重大的历史***,表现了他对晚唐社会的清醒认识和强烈的正义感。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高度概括了唐王朝从贞观之治到甘露之变的历史,深刻揭露了当时存在的严重社会危机,分析了造成“安史之乱”的原因。《有感二首》、《重有感》反映了宦官大肆诛杀朝臣的“甘露之变”,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和强烈的爱憎感情;《赠刘司户蕡》、《哭刘蕡》等一系列作品,表达了对曾在制科对策中猛烈抨击宦官的刘蕡遭贬含冤而死的强烈痛惜和悲愤。《安定城楼》用一连串典故抒发了他遭受压抑的感伤,及忧念国事、蔑视功名利禄的胸怀。于感怀身世中揭示了朋党之争的背景,浸透着深厚的政治内涵。诗中“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二句,因其高度概括了有志有识之士的高远理想,备受人们激赏。 二、咏史诗。按写作主旨可分为两类,一为以古鉴今,一为借古讽今。前一类多选取历史上一些因贪奢荒*而亡国祸身的帝王为讽刺对象,向最高统治者提供鉴戒。如《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写隋炀帝因荒*而失国的历史教训,辛辣地嘲笑了他巡游无度、至死不悟的荒唐行为。《马嵬》“海外徒闻更***”极为真切地写出马嵬事变时兵荒马乱的情状,在多方面对照与咏叹中谴责了荒*致乱并且为了保全自己牺牲杨妃的玄宗,讽刺尖锐而深刻,是同类题材中的佼佼者。后一类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作者借对历史人物或***的某些相似特征的艺术描写,达到讽谕时政的目的。《贾生》是其中的杰作,作者***用欲抑先扬的手法,借汉文帝接见贾谊“问鬼神之本”这一史实,揭露了封建统治者不可能真正重视人才,而“问鬼神”又是针对中晚唐一些皇帝求仙好道的荒唐行径加以针砭。此外,作者从是否关心国计民生来看待人才问题,见解也远高于表现传统的士不遇主题的其他作品。 三、抒情咏物诗。这类诗意境清新,情思缠绵,往往流露出浓重的感伤情调,反映了晚唐特定的时代风貌、特定阶层的心理矛盾。在他笔下有落花、枯荷、流莺、鸣蝉、槿花,为雨所败的牡丹等。如《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槿花》:“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再如《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写水亭秋夜,枯荷听雨,更添相思怀友之情,意境凄清萧飒。《蝉》以秋蝉寄托自己的身世际遇,语极凄婉。这类诗中《夜雨寄北》别具一格,此诗写怀人思归,前两句通过问答和典型环境描写,表现了客居异地的孤寂和深长的思念。后两句紧扣夜雨,另辟新境,将眼前景象当作他日怀想的材料,不仅写出重逢的欢愉,情思的深长,而且用美好的憧憬排遣了眼前的孤独凄凉。全篇使用白描,虚实相生,情景交融,含蓄蕴藉,情韵深婉,既有民歌的朴素,又有文人之作的细腻。章法也颇独特,“期”字和“巴山夜雨”的重见叠出形成音调的回环往复。是一首广为传诵的佳作。 四、无题诗。是李商隐的创造。或以“无题”名篇,或借诗的首二字为题,内容或写爱情,或借男女之情而别有寄托。这类诗多用七律,想象丰富,形象生动,工于比兴,善用象征和暗示手法,形成绮丽精工、深情绵邈的独特风格。无题向称难解,尤其是《锦瑟》。对于它的主旨,历代诗论家颇多揣测,莫衷一是。有人以为是爱情诗,有人以为是悼亡诗,还有人以为是描写音乐的诗。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作者晚年追叙生平、自伤身世之辞。首联写因看到锦瑟而产生的联想,引起对逝去的美好年华的回忆;颔联分别用庄子梦蝶和蜀帝魂魄化为杜鹃的典故写自己年轻时虽曾有过美好的愿望和理想,却早已寄托在杜鹃啼声中化为一片哀鸣;颈联用沧海珠泪和良玉生烟象征自己的怀才不遇和理想成空。末联收束全篇,与开端的“华年”相呼应,表达了无限怅惘之情。全篇以华美鲜明的形象,丰富奇丽的联想,比兴象征的手法,隐约曲折地表达了难言的隐痛和深沉的哀怨,有极大的艺术魅力。《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一般都把它当***情诗来读。诗人用比兴象征的手法、细密精工的比喻、回环往复的抒情,真挚动人地表达了封建士大夫缠绵悱恻、隐密难传的爱情生活,堪称描写爱情的绝唱。前四句写离别相思的痛苦和对爱情的执着坚贞;后四句写对女方的深情体贴和对会合的希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联感人至深地写出爱情的缠绵深挚和生死不渝,使执着的感情在濒于绝望中显出无比强烈的力量,所以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李商隐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前人曾概括为“深情绵邈”或“沉博绝丽”。具体表现为:大量运用比兴寄托;笔下的事物都赋予了作者的性格;以骈文为诗,辞***华丽,音韵铿锵,善用比喻;议论、叙事、抒情与典故相结合。他以意境的深细婉曲和词***的典丽精工创造了诗歌朦胧美的境界,对古典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诗歌形式上,李商隐也取得很高成就,尤其是七绝和七律。其七绝寄托遥深,措辞委婉,七律是杜甫之后少有的杰作,人称“善学少陵七言律,终唐之世,唯义山一人”(《读雪山房唐诗序例》)。李商隐诗歌的影响从晚唐一直及于清代。第三节 晚唐其他诗人 这一时期的诗人还有张祜、许浑、李群玉、韩偓、韦庄等。他们的诗多以怀古伤今为主题,染上了浓重的感伤色彩,如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中展现的“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李群玉《火炉前坐》抒发的“多少关心事,书灰到夜深”的感叹,都表明诗人已经体认到历史兴亡盛衰的不可抗拒。韦庄长于叙事,所作《秦妇吟》,长达238句、1666字,是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首,客观上反映了黄巢起义时代复杂的社会现实,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作者也因此有“秦妇吟秀才”之称。 以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为代表的唐末诗人,继承杜甫和元白的现实主义精神,创作了一批具有现实意义的诗歌,旨在对社会进行批判。 皮日休前期多反映理想、揭露时弊的作品,如《橡媪叹》通过一个拾橡子充饥的老妇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晚唐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作品满怀对农民疾苦的深刻同情,斥责了贪官污吏明目张胆的巧取豪夺。诗风朴实无华,锋芒毕露。后期多闲适酬唱。 聂夷中以怜贫悯农诗著称。《咏田家》真实反映了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唐末广大农村破产,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对农民的深刻同情和希望改良政治的善良愿望。语言简洁朴素,描写却异常深刻具体。“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的比喻,生动贴切,入木三分地刻画出农民的悲惨处境,尤为人所传诵。但作者把改良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显示了他的阶级局限。 杜荀鹤出身微贱,又逢乱世,对民生疾苦有深入的了解。《山中寡妇》通过对山中寡妇悲惨生活的具体描绘,反映了唐末农村土地荒芜、百姓饥寒交迫的社会现实,有力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剥削的残酷无情。语气沉郁悲愤,议论深刻警策,对人物形象和生活细节的描写,加强了诗歌的感染力。《再经胡城县》辛辣地讽刺了靠剥削和欺诈百姓得以升迁的贪官污吏,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鲜血染红了顶子”的严酷事实。 唐末诗人还有陆龟蒙、罗隐、于濆、曹邺、刘驾等。罗隐的咏物诗《蜂》是讽刺现实的力作。

诗歌的发展?

唐诗发展历程简介唐代诗歌是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国的诗歌自三百篇、楚辞之后,经历了汉魏六朝的长期发展过程。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遗产。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光辉传统的建立和发展,不同题材领域的开拓,各种体裁的不断形成,以及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创作经验的总结,都为唐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更值得重视的是唐代作家对诗歌遗产所***取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使之日新月异,出现了高峰。当然,唐代政治、经济的昌盛繁荣,国力的强盛,思想的活跃,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外文化的交流等等,都是促进诗歌发展繁荣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唐三百年间,诗歌发展的四个阶段,即是初、盛、中、晚四期。第一期自高祖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至睿宗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年)。唐开国之初的诗人皆当时的风云人物,他们有较深的文学修养,又都受齐梁文风的影响,但是他们的诗歌中也散发出一些新鲜气息。“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唐诗品汇?总序)即如太宗的《帝京篇》,胡元瑞曾赞扬它“藻赡精华,最为杰作”。魏徵《述怀》气韵高古,虞世南的边塞之什,追琢精警,风格苍劲,亦称力作。而模仿陶潜的生活与诗风的王绩,则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先驱。到了武后时期,四杰挺出,他们是齐梁中健将,渊源于庾信,才调纵横,气象宏阔,改造了宫体诗,声律及风骨兼有的唐诗正式形成。特别是七言长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是完全正碓的评价。继而有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李峤的《汾阴行》,浸入玄想。以后发展成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将诗情和哲理自然地融合起来,成为“孤篇横绝”(王闿运语)的宫体极致。同时沈佺期、宋之问继承了前人以声律入诗的成就,完成了五、七言律诗形式的创造。自此以后,诗之分为近体和古体有了明确的界限,诗人在创作上,专工近体和古体也渐渐有分道扬镳之势,这的碓是“词章改变之大机”(《诗薮》内篇卷四)。陈子昂于举世为齐梁之际,独举复古的大旗,提出汉魏风骨,以振衰起敝,端正诗歌发展的趋向,为以后唐诗的发展和繁荣打好了基础,开拓了道路。他的《感遇》三十八首是这一主张的实践。在内容上广阔地反映社会现实,在形式上一扫藻饰华艳。上承阮籍《咏怀》,下启李白《古风》,韩愈所称“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者以此。第二期自唐玄宗***元年(公元七一三年)起至代宗永泰二年(公元七六六年)。主要是***、天宝时代,是唐朝的鼎盛时期。诗人们为了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和表现各种愿望和理想,把诗歌艺术继续推向前进,在创作实践中发展了各种体裁和形式,开创了众多流派,表现了多种风格,而蔚为诗国中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的壮观。其时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形成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中的极为繁荣的时代,即文学史家所羡称的“盛唐”。天宝以前,奋厉无前、蓬勃向上的精神和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时期诗坛的主流。以高适、岑参为主,并有王昌龄、李颀等人共同形成的边塞诗派,是浪漫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的边塞之作,表现了驰骋沙场、建立功勋的英雄壮志,抒发了慷慨从戎、抗敌御侮的爱国思想,还描写了西北边强奇异壮丽的景色。同时也反映了征夫思妇的幽怨和战士的艰苦,各民族之间、将军和士卒之间的矛盾。边塞诗反映了这个时代中有关战争各方面的现实,产生了许多优秀杰出的诗篇。这一派名家中还有王翰、王之涣、崔颢、刘湾、张谓等。同时,有以孟浩然、王维、储光羲等为代表的田园山水诗派。他们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谢眺的艺术传统,描写山川的自然和田园闲适生活。在他们的笔下,有壮阔的湖山,有恬静私村落,也有清新秀丽的园林。或以素描见长,或以刻画见工,使晋宋以来形成的山水诗更加丰富,描写技巧上有所发展。这一派的作家还有常建、祖咏、裴迪、丘为、崔曙、綦毋潜等。这两个流派诗人的作品并不局限于本派之内。王、孟除田园山水诗外,高、岑子边塞诗外,他们都写过反映其他现实生活的诗篇,说他们是田园山水诗人或边塞诗人,只不过是就其作品的主要方面而言。例如王维,作品中就有一些边塞名篇,如洋溢著慷慨报国精神的《陇头吟》、《老将行》等。至于就风格上说,虽然同一流派的诗人有其同的特点,但每个诗人都建立起自己的风格,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的特色,也是我国诗歌艺术已经成熟的标志。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而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则是这座高峰的顶点。李白以儒家的兼济天下思想为主,道家的功成身退思想为辅。他有宏伟抱负和进步理想,但生活在唐朝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政治趋向黑暗的时期,无法实现。特别是经过三年供奉翰林的政治生涯,洞悉当时的***现实,因而在放还之后写出许多猛烈抨击黑暗政治、极度蔑视腐朽无能的权贵、冲击封建礼教的光辉诗篇,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和热烈追求光明的理想。他的笔力变化,极于七古杂言歌行,如《蜀道难》、《远别离》、《将进酒》、《天姥吟》等等。他的诗风壮浪纵恣,热情奔放,豪壮飘逸,摆去拘束,千变万化,丰富多彩,使梁陈宫掖之风,扫地并尽,不愧为屈原以后另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年杜甫写出了震烁古今的杰作《奉先咏怀五百字》,揭露了阶级的对立。此后他写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北征》、《洗兵马》、“三吏”、“三别”、《秦州杂诗》、《秋兴八首》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热爱人民的伟大诗篇,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被后人称为“诗史”。在作法上,集传统遗产之大成而独开生面。他的乐府诗即事命题,无复依傍,古近体以时究入诗、议论入诗,使诗歌历史化各散文化,开辟了诗歌的新天地。在风格上极尽沉郁顿挫,雄浑激壮之能事,成为变古开新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第三期自代宗大历元年(公元七六六)至文宗大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这是中唐时期。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但社会上疮痍满目,宪宗元和时期国家实力有所增强,平定了两个藩镇,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中兴’,对中唐文学的繁荣有很大的***作用。此期诗歌的派别最多,可分前后两小期:(一)大历,(二)元和。大历前期有元结、顾况等揭发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的诗歌,成为杜甫的同调。刘长卿多写山水隐逸,清新含蓄,字句研炼,权德舆推为“五言长城”;韦应物高雅闲淡,为白居易所称道,皆接近王、孟。大历有十才子之说,他们的诗皆以华美灵秀为宗。《四库全书总目》云:“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升降之关,十子实为之职志。”(《钱仲文集》)这个评断是中肯的。独李益的七绝,音节神韵,可追王昌龄、李白。后期元和,诗歌又出现第二次***,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窄天地,显现出多种流派和多种风格。就其趋向而言,大致为韩孟诗派及元白诗派。其代表人物是韩愈和白居易。韩愈在倡导古文的同时,也致力于诗风的革新,力矫大历十才子的平弱诗风。他学习李、杜,继承并发扬李白豪放和杜甫沉雄的传统,他的诗驱驾气势,崭绝崛强,万怪恍惚,***取为文作赋的笔调,铺张扬厉,议论纵横,开创了奇险生新的风格。他的表作有《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石鼓歌》、《山石》等。而思苦奇涩、硬语盘空的孟郊,备受韩愈的推崇。属于这一派的还有卢仝、刘叉、贾岛、李贺等人。他们各以自己独具风格的作品丰富了诗歌园地,其中李贺以浓丽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像,警迈奇诡,绝去翰墨畦径,尤为杰出。同时以平易通俗的语言继承杜甫新题乐府传统而加以发展各革新的白居易,代表了当时的现实主义流派。写了《秦中吟》和《***府》等伟大作品,使他成为此期的伟大诗人。他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晚唐郑嵎的《津阳门》、韦庄的《秦妇吟》,一直到明末吴伟业的《永和宫词》、《圆圆曲》,以及近代王闿运的《圆明园词》、王国维的《颐和园词》,皆是他的流风遗韵。与白同派的作家有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人,皆以***府著名。元稹的《连昌宫词》是其力作,论者以为高于《长恨歌》;他的《遣悲怀》抒情真挚,脍炙人口。李绅则是标榜并创作新题乐府的第一人。***府运动是中唐时期的一场诗歌革新运动,兴起于贞元、元和年间,以白居易、元稹为主要的倡导者。***府运动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运衰微,各种矛盾加剧。一些关心国运的有志之士殷勤地关注现实政治,希望国家能再度繁荣。因此他们放弃了盛唐的理想主义,而走向现实主义,以反映现实生活、关注民生、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府运动便应运而生。在这两大派以外,自树一帜的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二人都是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的杰出作家。刘禹锡在当时有诗豪之目,其诗雄浑老苍,尤多感慨讽刺之什,近体高于古体,七绝为当时之最,在学习民歌上有卓越的成就。柳宗元以五古山水诗为最,他处连蹇困厄之境,发清夷澹泊之音,而嵯峨萧瑟之感自蕴其中。苏轼评云:“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诗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又云:“外枯中膏,似淡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然溯柳诗之渊源,则刘熙《艺概》谓:“陶谢并称,韦柳并称,苏州出于渊明,柳州出于康乐,盖各得其性之所近。”斯言得之。第四期自文宗开成元年(公元八三六年)至哀宗天佑四年(公元九O七年),是为晚唐。此期唐朝国势衰微,诗有深沉的感伤情调,向著华艳纤巧的方向发展。这时期的杰出诗人有杜牧和李商隐。杜牧具有政治抱负而不得施展,在《河湟》诗中,他对朝政的混乱和国势的衰微表示无限的忧愤;在《早雁》中对边地人民表示受情。他的律诗、绝句成就最高,咏史诗很著名,对历史上兴亡成败的关键问题发表独到的议论,这种史论绝句的形式,颇为后来文人所仿效。他的抒情写景的七绝,爽朗俊逸,雄姿英发,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李商隐在牛、李党争中站在李德裕的革新力量一边的。当李党处于无可挽回的失败情况下,他却用自己的一支笔为之申冤辩诬,表现了他坚持进步倾向、追求理想的气概和品质。由于当时腐朽势力的强大,革新派的最终被扼杀,唐朝从此一蹶不振,这就是李商隐悲剧的根源,也就是他创造出沉博绝丽而又扑朔迷离的富有悲剧色彩的诗歌的真正原因。他的名篇《安定城楼》、《重有感》,或关怀国运,或痛愤时局,慷慨激越。他的咏史绝句,曲折地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形象鲜明,讽意强烈。而对唐帝国的奄奄一息,在《乐游原》中发出了低沉末世的哀音。他的作品中最为人传颂的是无题诗。这些七律被后人认为是最高的艺术成就。在艺术上继承了杜甫七律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的幻想象徵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具有更多的创造性。唐末五代,政治极度黑暗腐朽,战祸连年,经济衰退,诗坛的总趋势也走向衰落。这时,有一批比较贫寒的诗人,如杜荀鹤、聂夷中、罗隐、于濆等。他们以通俗的语言反映现实,特别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也有一批以凄婉轻艳的风格,抒写伤离悼乱的诗人如韩偓、司空图、韦庄等。还有皮日休、陆龟蒙,宗奉韩愈,诗境艰涩、用字奇僻,在吟咏个人生活中写对世事的沉痛。还有一批效法张籍、贾岛专写律诗的如李洞,方干、唐求等人,这些作家一般说来成就不大。(亲,***纳吧,我很专业的》)

论李商隐的无题诗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沉博绝丽典故_沉博绝丽是谁的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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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410左右--466)。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

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即***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

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领诗坛一派***。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李商隐的词语李商隐的词语是什么

论李商隐无题诗的感伤情调与佛道意趣  [摘要]: “感时伤事”是李商隐无题诗重要的情感特征。无题诗中的悲剧性情致与诗人对于人生的体验、佛道的感悟分不开。正是这种“亦佛亦道”的个体情感,消融了诗人的痛苦,注入了诗歌的幻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人的创作心态,并加大了无题诗解读的难度,使得无题诗增添了朦胧之美,悲怆之美,和生命之美。 无题诗的感伤情调和佛道意趣对诗歌的影响很大。  [关键词]:无题诗; 感伤; 佛道; 多义; 悲美  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用“李樊南深情绵邈”之句概括李商隐深细婉曲的诗风,是极有见地的。而义山诗中最能代表其纤巧凄美风格的是其以《无题》为题的爱情抒情诗。这部分诗典雅华丽。音韵和谐、感伤凝重“惊***绝艳”①到了“五色令人目迷、五音令人耳乱”的地步。无题诗之所以能“味无穷而炙愈多,钻弥坚而酌不竭”(《韵语阳秋》载杨亿评义山诗语),其原因在于成功地抒写深挚的感情与佛道意趣。感伤情调是无题诗共同的情感基调。  对李商隐《无题》诗的深层研究,虽早就有人指出其诗歌感伤真挚的特征,然而多拘泥在诗歌字里行间的摘撷发微,抑或固守在社会大背景中去考辨探觅,却尚未把诗人对于人生的体验、与佛道的理解加以综合起来进行阐发,也就很难以真正地体味到无题诗的情感体验与多义性。因此,本文试图结合实际探讨无题诗的感伤情绪与佛道之间的微妙关系,展现出诗人的创作心态,并提出解读无题诗的新技法,以期说明感伤情调与佛道意趣是无题诗的巨大魅力所在。  一、感伤情调是李商隐无题诗的情感主调  感伤情调是中国文学作品情感抒发的一大传统,自宋玉《九辨》以来,历代不绝。李商隐所处的晚唐时代,社会的衰落,民生的寥落,国家的动荡,使得人们对于外界的关注内转到对个体心灵的审视和体味。因此,社会现实造就了义山忧郁哀婉的感伤诗美。诗人用精丽的语言形式来表达感伤之情,将两情情境作为审美视角:或忧叹离怀之意,或哀婉异地之思,或缠绵两情之悦,往往于无望中带有执著、于迷惘中凝结清晰,似暗淡而不低迷,似茫然而愈固执。诗人心灵细腻,多愁善感。其以《无题》为代表的爱情诗,多传达的是一种没有确定感和目标感的、扑朔迷离的、特殊爱情生活感受。在这其中,诗人或融入人生体验,或注入自身幻想,或虚无,或泛化,“已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无题》),将感伤的情绪倾于朦胧瑰丽诗境,融多方感触于沉博绝丽之中,形成凄艳之美。  较之宋后诗人愈来愈多地追求诗作中的理念和趣味,晚唐诗人李义山则更喜欢、也更擅长于用独到的目光去审度人情、世情、时情,抒写自身的感怀情绪,展示出诗人独特的个性魅力。李商隐的《无题》诗多以“相思”为题材,描写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渺落失望而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表现出了各种复杂思想情绪。单就一些具体的诗篇来说,《无题二首》(凤尾香罗薄几重;重帏深下莫愁堂)道出了少女相思时的期待、自伤的心情;《无题》(照梁初有情)中的少女因爱情的失意而心中有怨恨之情;《无题》(八岁偷照镜)写出了姿容美丽、行高洁的少女愿望难成的苦闷之情,诗人借用忧愁的调子感叹个人的沦落,伤感人生的失意;《无题二首》(昨夜星辰昨夜风)中诗人嗟叹爱情今昔相隔,表达出诗人苦闷的衷肠,《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写暮春时节的痛苦离别,表达了悠远而又执著的凄楚思念,融入诗人理想难成的人生感悟;而《无题四首》(来是空言去绝踪;飒飒东南细雨来;含情春宛晚;何处哀筝随急管)中的第一首写男子对远在一方的女子思念,如泣如诉,如梦如烟,孤寂难圆;第二首话尽了深闭闺门的女子对爱情的向往和希望幻灭的痛苦,第四首则写出了东邻老女触景伤情无媒难嫁的彻夜长吧。而七绝《无题》(自道萦回)则蕴含着徒有姿颜、世无赏音的哀怨与感慨。  就李商隐个人来说,其自小几经离丧,饱受人生困苦,深感世态炎凉,情感细腻脆弱。受党争的影响,诗人“一生襟抱未曾开”、“古来才命两相妨”的不幸给诗人以毕生的怨恨;没落的时世,衰败的家世,仕途的多舛,爱情的失意,别人的误解,妻子的早逝,都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使得他只能用忧郁感伤的笔调,来叹惋时运的衰落,身世的飘零:身世,家世,佛道,从各个方面促成了诗人易于伤感的、内向的性格与心态。他所秉赋的才情,他的悲剧和无助,也使他灵心多感,感情丰富,国事家事,春去秋来,人情世态及与朋友、与异性的交往,均能引起他如潮的感情活动,“瘐信生多感,杨朱死有情”(《送千牛李将军》),“多感”,“有情”,及所带的伤感色彩,在其创作中也很突出。心灵的创伤、生活的磨难、痛苦的经历,浓缩在一首首诗中,委婉曲折的道出了一个幽咽凄迷的内心世界,一幅哀感顽艳的心灵图景,为悲剧时代唱出了一曲曲凄清动人的挽歌。  凡此种种,李商隐的无题诗,多抒发爱情的不幸,表现爱情生活中的离别与阻隔,期待与失望,执着与缠绵,苦闷与悲愤,处处宣泄的是感伤的主导情感。这正如余恕诚在《唐诗风貌》中所言,“他的无题诗几乎篇篇都在书写其不幸”。  二、无题诗的佛道意趣在于对生命、感性的执着,在于对有求皆苦、无常幻灭的表达。  (1)、生命无常、命运难宰是义山对佛法的深切感悟,是无题诗反复吟咏的对象。  李商隐对于生命的关注是基于其个人的人生际遇之上的。他的感悟力,他的洞察力,势必开掘其内心的对美追求的渴望。对于***的期待,对于灵动生命的依恋,李商隐的执着赢得的只是无常的流转,好景的成空,面对这一切,“悲剧性的毁灭在诗人的心湖中留下了永久的震撼,并积淀在他的意识深层,和种种无常的体验一起,加重了诗人的悲剧性气质深化了无常感的现实人生内涵。诗人在诗歌中反复咏叹的美好事物的凋零衰落,展现了花谢枝残,香消玉损的惨烈火图景:“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无题二首》),“露花终裒湿,风蝶强娇饶”(《无题二首》),在这里,时而小径低徊,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扼腕喟叹,诗人对生命无常的学茫,忧叹得致到了淋漓的抒发。人生的呤咏,爱情的感伤,痛苦的超越,浓缩了无题诗的意蕴。诗人对于生命的深刻理解,使他通晓命运难宰的道理。无助无力的世人,受无常的左右,为世情所困扰,而对一切世俗的东西,只能也只能感叹自我的弱小可欺与无能为力。《无题》(八岁偷照镜)中的那位少女,才貌双全,精于女红,然而却被深闭在闺门之中,虚度青春,根本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种种情思,只能泣向春风。少女怀春的幽怨苦闷,正是才士渴求用世心情的写照。世事无常,能否担负重担,驰骋才情,个体丝毫不能自主。而诗人关注命运难宰的世人之时,认为世人就如“万里风波一舟”,在无常之流中,飘摇无定,孤寂无助,漫无目的,只知离乡愈远,愈加落寞,亘古凄凉,因此中能依稀听到绝望的心灵在哀吟:“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体现出诗人对人生的深切感悟。  (2)、有求皆苦、超越痛苦的禅学观照升华了诗人对佛道的感悟。  李商隐的无题诗多以爱情为表象,通过爱情的悲剧气氛来烘托诗人一生苦苦追求但所落空空的人生巨痛。正由于义山身处晚唐,社会的衰飒氛围,自己所处的饱尝忧患的人生经历,让他看来,“社会现实,人事自然,一事一物,一草一木,都带有衰苦的情调并成为感伤衰苦的心象。”②诗人笔下的情爱世界,多为孤寂凄冷,像风,似雾,若梦,多手不可及,口难言表,事与物趋于泛化,虚化,常伴有怀疑与绝望。“春风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诗人将情丝抽象为可及之物,关照至情至纯之物的产生与毁灭,于凄艳中萌发了人生无常的失落感。同时,他的诗又多以咏吧爱别离苦取胜。诗人认同痛苦,传达痛苦,感受痛苦,以为欲求导致了痛苦,求不得苦,于是在凄婉低沉的环境中表现对理想境界的挚热追求和追求幻灭的怅惘之情。“如何风雪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无题》)道出了理想难成,抱志空叹的无奈,至于“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情为探看”则露出了诗人对渺茫希望的执迷,“刘郎已在蓬山外,更隔蓬山一万重”更是对于理想难成的叹婉与绝望。  (3)、至死不渝的执著是诗人在佛道相融之下心灵的一种整合。  李商隐善于营造幻境,却认幻成真,执迷不悟。“灵心善感的诗人以其特有的幻想,幻觉梦思超感创造出许多渗透了迷惘感伤情思的幻象,它们或清丽淡雅,或浓艳瑰奇,或恍惚迷离,或鲜明生动,具有多样形态和色彩,但却都是心灵化的”⑤。他的心灵,拥挤着至美情爱的渴望,他的心灵,又真充着虚无幻灭的理解与体味:他追忆过去,哀吟现境,生情发感,执迷不悟;他企冀未来,销融自我,至死不渝,始终辗转于幻灭与追求之中。对于情爱,义山深为向往,既深感其虚幻,,又坚韧不懈的追求,对于两情的相知相悦,“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道出了生死不渝的执着;对于两地相思,“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无题》)话尽了铭骨相思的沉迷。据此可妄下断言:纵使诗人只的那么一点对佛道的理解,平心而论,其内心深处仍旧灼射出诗人对于生命,对于感性的至死不变的依恋与痴迷。  (4)、从其个人的人生经历来看,与佛道的交往必然带来诗人情感上与佛道的沟通。  我们应该看到,诗人与佛道的密切交往使其身上处处流逸着虚无的宗教色彩。义山在更多的时候,借助佛道以,寻求哲理以超脱,诗人或顿悟,或半解,或迷茫,或无奈,但至始至终,虚无、执着,伤感……总是其感情的主调,成为诗人挥之不去的心头阴影。对于这种佛道的关注,其诗文也确凿有详述:  明朝骑马出城外,送我习业南山阿。 (《安平公诗》)  忆昔谢四骑,学仙玉阳东。(《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韵》)  兼之早岁,志在元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上河东公启》)③  实力浮泛之中,早有潜藏之愿;异时仰陪仙装,归从元游。(《上李舍人状六》)④  而至东川,义山骤变,始信佛禅,交游纳子,思想也近于佛家,这在其诗文中也略有反映:《樊南乙集?序》云:“三年已来,丧失家业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佛理,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唐梓州慧义精舍禅院四证堂碑铭》开篇即指“明宣大中七年尚河东公作四证堂于梓州慧义精舍之南禅院”。而同集卷《道士胡君新井竭铭一篇》开宗明义:“梓潼帅所治城东北一里有宫曰紫极宫,宫有道士曰胡宗君。”  由此可知,诗人当时思想之状况,消极虚无,遁入佛道,但又不是对于佛道的简单演绎,而是对佛道***取了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纠其原因,不外乎人生遭际多舛,政治仕途不佳,生活、事业苦闷,年老体衰、多病,思妻、念乡心切,诸此种种。  三、感伤情调与佛道意趣的相互融入加深了无题诗的朦胧美与悲剧美。  (1) 佛道在李商隐思想上的交织影响了其个人的创作心态。  李商隐“沦贱艰虞”的坎坷经历,羁旅飘泊的孤孑身影和仕途难通的悲剧命运为无题诗准备了丰富的辛酸素材和凄凉的人生体验。诗人只能在佛道中追求慰藉,他在佛道的关照之下,抑囿于矛盾之中,正是这种矛盾也促成了无题诗所流露出的情感上的矛盾性。他对于佛道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佛道灌注了个人的意识在其中,因此他的诗歌契合的佛旨道玄,是在人生体验层面上契合,是精神感悟上的契合,而不仅仅是词语字面、名相义理上的契合。同时,诗歌充满了道趣,是虚化爱情悲剧的道趣,是所落空空的道趣。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佛道的交织,融释了诗人的人生痛苦,注入了诗人的人生幻想,使得诗人仍执迷于一个“亦道亦佛”的精神理念之中,这也使得诗人的灵善细腻的心灵,在冥冥之中受到二者绞合之下的震撼:反省无常,体验空空,哀伤无定,咀嚼失落,皆是其创作心态的反观。诗人的心灵中始终弥漫着一种表现欲,一种传达欲。因此,诗人的无题诗创作,大都出于欲人知又不欲人全知的矛盾心理,其诗也似隐非隐,欲盖弥彰,半遮半掩,却往往能够引有发省,能上能下人入胜。对于丧失家道,义山郁郁不乐,藉佛理以求解脱烦忧,蕴道学隐曲内心,,故佛道成分兼有。商隐有匡世之心,有出世念头,也重视自身价值与创造,反对机械复古。而这种自主与主信的心态也与佛道不无关系。  (2) 佛道相融之下,李商隐的离情去欲、心不止境是其伤感心灵的指归。  李商隐以其独有的情感体验,领悟到有求皆苦,无常幻灭的佛教真谛,汲取了佛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痛苦,消融了痛苦,使其诗歌具有了佛学意趣,也使其诗歌增添了悲怆之美、超逸之美。但这只是局部的,不确定的,他青年时也受到了道家“以人为本”思想的熏  陶,道家审视个体的生命价值,追求个性解放,关心人的精神,强调道无名,反对用任何正面、否定的方式去勉强描述理论。正是这样,他力图通过他“杜鹃般的歌喉,用泣血的歌呤,引起人们对生命意义、存在价值的深刻反省,引起人们对生命、感性的深情眷恋”。他的创作目的,却绝不在于“先以诗句牵,后令入佛智”(白居易《题道宗上人十韵》),诗人本身没有透过牢关,仅仅达到了空入“初门”,却空不了对人生的爱,空不了作为其诗歌灵魂的炽热情感。诗人始终追求的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境界,因此佛学中“绝情弃欲”终究不可及。而道家对其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李商隐偏重于庄子的人生哲学的思考。庄子的贵自然、重全真、物物而不为物所役的思想深刻影响着他,使他具有一种“持节守中”、“遗世独立”的人格精神,一种不得志归隐中的精神慰藉。“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内心世界迷茫无奈,这其中也充满了真挚之美。可以说,诗人正是在佛道相冲之下,透过了绝望与哀痛,高扬着可贵的个体价值。相应地,无益无效的佛道关注与进取愿望,损害了,加深了,熔铸了人的诗的精神,甚至连他的爱情诗也似乎充满了与佛道相冲的内心体验。  (3)独立人格加深了诗人对于佛道的理解,更增添了无题诗的朦胧美。  诗人对于佛道的理解,源出于自身的灵性与人格体验。沉郁、伤怀、吟咏、哀叹,处处触目惊心,愤恨哀糜,时时抑郁于对世间情物的伤感与期待。一切经历丰富了其灵犀善感的情怀,赋予其镜明月朗的心境。在更多的时候,沉郁、忧伤的情怀之中以蕴含着虚无末世的思绪,“来是空言去绝踪”,空静幽远而不可及。但是李商隐个人对佛的理解是基于其个人的人生体验的,是不彻底的。义山的内心深处的灵性压抑着他的个人情感,使他耻于直接表露自我的心声。但诗人又忍耐不住,不得不吐的情感渲泄,因而只能以曲折的表现手法,语意多岐的语言,朦胧迷茫的意境,来表达他不便言明的情怀。渴求入仕而不可求得,企冀爱情却无能为力,李商隐隐只能借助佛道来摆脱这种痛苦,“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拟用佛禅,升华禅趣,显出对两情相悦的支持与关注。基于佛道,超越佛道,主观情绪在哀肠寸断,渺然无声的无题诗中虚泛开来,给人以欲罢还休,欲言又止的迷茫感、幻灭感。  (4) 心灵与佛道的交汇构建了无题诗的悲美。  李商隐写诗,往往虚无而不具体,重情而不重形,“以意为主,移情于所需之自然物象,以诗人的情绪为核心去统摄,有助于表情的意象”。诗人多愁善感的心灵始终倾诉着感伤的情绪,亦道亦佛的宗教倾向时时浇灌着不灭的执着,种种思绪,在诗人身上,部能将“艳与爱情生活的不幸,身世遭遇的坎坷,乃至于对唐王朝的命运的忧思,化成哀感受凄艳。可以说,正是心灵中的那份哀怨与佛道的交汇构建了无题之美。如《无题》(飒飒东南细雨来),“细雨”,“芙蓉塘”,“香炉”,“香料”,辘轳井索,贾氏,韩寿,宓妃,魏王,枕头,春花,香灰等众多意象交杂在一处,景象苍凉孤寂,内心悲苦难书,无形之中就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哀痛。诗人在表达有所期待而又幻成云烟,但又产生新的期待,把追求与幻灭两种主观心象,注入上述自然物象之中,融多方感悟于沉博绝丽中,形成凄艳之美。  四、体味伤感情调与佛道意趣是无题诗解读的重要途径。  迄今为止,研究者多关注无题诗有无寄托,或着重于政治与个人遭遇方面,从李商隐与“牛党”方面的关系加以索解,或者于爱情,从李义山爱情遭遇来试探,或者于从生哲理,从对人生感悟来体会,认为无题难解是由于无题的朦胧多义造成的。无论如何,“喻之多边”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却忽视了对无题诗深层原因的探求。  (1) 感伤是无题诗的重要特征,是解读无题的主线。  人是感情的动物,而义山更是情感的尤物。其诗多义,往往给读者提供多种解读的可能,构成解读上的复义。但是始终弥漫于诗中的是怅惘,感伤,寂寞,向往与失望的情思,是郁结诗人沤心沥血的心象。固然,无题诗中的“象喻”多无十分联系,带有朦胧性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李商隐诗的朦胧,与亲切可感的情思常常统一在一起。”而在某些时候,多义性与其意象的独特选取也有一定关系。诗中意象,多富非现实色彩,诸如珠泪,玉烟,蓬山,青鸟,彩凤,碧城,灵风,梦雨,均难以指实,此类心象,都被其心灵化了,是多种体验的复合。意象的心灵化,情绪的伤感化,使得内涵远较一般意象复杂多变。在《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中,痴情的诗人,为心中女子怅望中宵,诉说着无尽的心思,。诗人的心态和性格,在此展露无疑,这也使得诗作深沉而绮丽,严肃而浪漫,与此同时,真挚的情思,痴迷的心态,使读者以极在的怜悯心来审视无题,造就了一切先入为主的条件,从这一层面上来说,这个感染力的存在,令读者无法自主,或沉迷于“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相悦之中,或依恋于“分曹射覆蜡灯红”的场景之中,因此,立于伤感情调来把握多义尤为重要。勿容置疑,无题多多借助情事而有所指,但是“自来解无题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有偏见,互莫决。余细读全集,乃知实有寄托着多,直作者少。夹杂不分,令人迷乱耳。”正因为如此,把握伤感思绪,将有助于窥视诗人心灵,有助于破解无题诗的多义。  (2) 佛道意趣的解构能加深对无题诗诗旨的认识。  佛意难解,道趣难悟。佛道的博大精深,意趣的缤纷复杂,增添了无题诗的朦胧,悲怆,相应地,佛道的移入也加深了解读无题之难度。无题多以为主,之所以作无题,概诗人故作玄虚,故将诗意表层化说在是喻体,即暗示此无题定有寓义。从另一方面来说,诗人笃信佛道,深得佛道婉曲微露之妙,又主用典,将佛道的“有求皆苦,无常幻灭,离情去欲”的精神演绎在无尽的哀叹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无题诗的诗旨。在《无题四首》(飒飒东风细雨来)中,诗人将比兴、象征、历史典故、神话传说融为一体,不留痕迹。首联就渲染了一种荡人春心的环境气氛;“轻雷”暗用《长门赋》“雷隐隐而响起兮,声像君之车音”典,“贾氏”句典出《世说新语》,“宓妃”句典出《文选?洛神赋》“注”曹植感事,颈联以贾氏恋韩寿的历史传说与曹植遇洛神的神话故事象征马逢伯乐而鸣和士为知己而达的理想遭逢。在这首无题诗中,诗人将无尽的***掩映在有限的字句之中,其无题诗人诗旨难求必然在所难免了。可以说,对于佛道的理解可以加速读者对无题的整体把握。  (3) 重视伤感与佛道是解读无题的重要一环。  感伤与佛道是李商隐无题的主要情绪与意趣所在。二者的交融构建了无题诗的悲艳之美,也传达出诗人心灵欲求不得而所落空空的矛盾心理,折射出诗人的价值倾向。诗人把心灵世界作为表现世界,整个心境显得十分复杂。当被繁复意象表现出来之时,便无确定感,这种心灵指归是多样性的矛盾的。感伤与佛道的融入是其心灵的外化物,是对其心灵的一种关照。因此这种郁结于心的佛道感悟也必然体现在其长久的莫名的愁绪中,展现整个诗章的无题之苦。在《无题》(重帏深下莫愁堂)也同样运用象征、比兴,结合传说神话,描写自然景物等来抒情传恨,但也的所不同。中二联中“神女”句,用高唐赋襄五梦游云梦遇神女事,“小姑”句,典出自古乐府《青溪小姑曲》,多有所指。“菱枝”本“弱”,“风波”偏加摧残之时,“桂叶”已“香”,“月露”却降恩泽。诗人将无题诗在此扩展到了一个更为含蓄的高度,在更多的时候,诗人更赋予佛道难求,伤感难平的境地中,对此,我们不得不有所启发。  五、无题诗在感伤与佛道的拟写上的特色与影响。  李义山刻意追求诗美,这是显而易见的。其开创的专事爱情的无题诗了达到了凄艳、伤感的美学高度,包蕴着感人深挚的美学生命力。李商隐无题诗多重主观,偏感伤,努力表现情感的本原状态。诗人试图通过情感领域深觉婉曲的抒述方式,营造意境,渲染悲剧气氛的手法表达挚情。他表现伤感而不沉迷于伤感,慰藉佛道而不迷信佛道,重视个人的价值,关注内心的体验,将内在莫可名状、扑朔迷离的心灵感触与刻意雕琢的物象混杂在一处,传达出了凄艳的情调。因此,其心灵的伤感,是多种体验的复合。意象的心灵化,情绪的伤感化,这一切都使得李商隐无题诗的内涵远较一般意象纷繁,可读性也必然更为强烈。  义山《无题》的创作给后人以极大影响。他开创了晚唐诗歌创作的新境界。一方面对心灵世界作出了亘古未有的深入拓展。其无题诗摆脱了以满足感官欲望为特征的庸俗情调,以其“深情绵邈”把这一诗境推向了高峰。他的独***献在于他对心灵世界的丰富层次,并对情感变化的复杂与奥妙,作出了细腻展示。而另一方面,开拓了全产的艺术表现领域,非逻辑的跳跃意象组合,朦胧情思与朦胧境界的创造,把诗境虚化,“归于跟无形无质心理意绪更易结合的浑融,成为唐诗中达于深层次的一种新境界。再者,对感伤情绪作出了典形概括,其诗情感细腻深沉,削弱了诗歌的特定时代性,把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普遍心声,突出了情的时代跨越性。同时将情绪升华,沟通古今,执著追求,使无题诗具有不朽的艺术感染力。  清代吴乔云:“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西昌发微序》)李商隐成就特别是无题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固然与其个人的奋斗、才情及多愁善感的情思分不开,诗人在情感体验上是独到的,笔触是灵动的,在无题诗的拟写上更能以无题幽咽曲折取胜,也与其佛道意趣有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诗歌的悲怆超逸之美。但是,这种宗教超越,是其个人情感上的一种超越,远未达到通禅、解道的理想境界,他的无题诗本身并没有简单融佛理道玄,他是刻意主现之人,可以说,佛道意趣与感伤情调都只是无题诗所流露的较为直接的东西。但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义山的佛道倾向和伤感情绪又都是始终贯穿其个人的,也正是这种情结的发端,其无题诗也必然得到了一种意趣横生、诗境朦胧之美。

陈寿祺是谁

李商隐的词语有:商彝夏鼎,富商巨贾,含商咀徵。

李商隐的词语有:商彝夏鼎,无尖不商,富商巨贾。2:结构是、李(上下结构)商(上下结构)隐(左右结构)。3:注音是、ㄌ一ˇㄕㄤ一ㄣˇ。4:拼音是、lǐshāngyǐn。

李商隐的具体解释是什么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为您介绍:

一、词语解释点此查看***详细内容

李商隐LǐShāngyǐn。(1)(约813—858)唐诗人。字义山,号玉_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曾任校书郎、弘农尉、秘书省正字等职。有《玉_生诗》,现存;文集已佚,后人辑有《樊南文集》、《樊南文集补编》。李商隐与杜牧齐名,人称“小李杜”,以别于李白和杜甫。又与温庭筠齐名,称为“温李”。“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均为千古传诵的名句。李商隐的诗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技巧,成就很高。

二、国语词典

人名。(西元813~858)_字义山,号玉_生,怀州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_人。唐代著名诗人。工诗文,文***瑰丽,喜用典故,句意多隐晦迷离。其〈咏史〉、〈吊古〉诗,怀古伤今,言语有味。著有《李义山诗集》、《樊南文集》。

三、网络解释

李商隐(唐朝诗人)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_)生,又号樊南生,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焦作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今河南郑州荥阳市),晚唐著名诗人,和杜牧合称“小李杜”,李商隐又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李商隐是晚唐乃至整个唐代,为数不多的刻意追求诗美的诗人。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其诗构思新奇,风格_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以《锦瑟》为代表)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登进士第,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弘农尉等职。因卷入“牛李党争”的政治旋涡而备受排挤,一生困顿不得志。唐宣宗大中末年(约858年),李商隐在郑州病故,葬于故乡荥阳。也有人说他葬于祖籍地怀州雍店(今沁阳山王庄镇)之东原的清化北山下。

关于李商隐的诗词

《无题拟李商隐(四首)》《和李商隐赋红梅》《隋苑[亦见李商隐集,题作定子。]》

关于李商隐的诗句

曾编金钥李商隐曾编金钥李商隐才悭更著李商隐

关于李商隐的成语

商彝周鼎共商国是富商蓄贾无尖不商动如参商豪商巨贾含商咀徵隐隐绰绰商彝夏鼎富商巨贾

关于李商隐的造句

1、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

2、李商隐的女冠诗闪耀着人性的光华,昭示着晚唐时期人性的觉醒和回归。

3、生活是李煜“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孤寂惆怅;生活是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积极向上;生活是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乐於奉献。

4、戴望舒之感伤凄清、朦胧婉曲的爱情诗,与李商隐开创的玉溪诗风,特别是他的爱情诗风格非常接近,十分类似。

5、李商隐的七律沉博绝丽,以爱情诗独擅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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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界谁是用典高手?哪些诗词是用典佳作?

陈寿祺

陈寿祺(1771—1834),清代儒学家。字恭甫、介祥、苇仁,号左海、梅修,晚号隐屏山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嘉庆四年进士,十四年充会试同考官,父母殁后不出仕,主讲鳌峰、清源书院多年,有《左海全集》。

中文名:陈寿祺

别名:字:恭甫、介祥、苇仁;号:左海、梅修,晚号隐屏山人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1771

逝世日期:1834

职业:儒学家

信仰:儒学(汉学)

主要成就:经学研究(以古文经为主,兼综今文经)

代表作品:《五经异义疏证》、《今文尚书经说考》、《齐鲁韩三家诗遗说考》

人物生平

陈寿祺生于清高宗乾隆三十六年(1771),卒于宣宗道光十四年(1834),年六十四岁。家住黄巷,与梁章钜毗邻。陈家世代业农,从祖父陈起龙起,弃农读书,父陈鹤书,岁贡生,以经学教授生徒。寿祺5岁发蒙,“不饮,不弈,樗蒲不入座,惟手不释卷”。6岁从名师周立岩,年15补县学生员,师从大儒孟超然。孟以国士待之,并预言:“十年后,福建有通儒起,陈生是也。”年十八,上福康安百韵诗并序,沈博绝丽,时称才子。

乾隆五十四年(1789)得中举人;嘉庆四年(1799年),进京应进士试,最初试卷被分房考官所遏,幸座师阮元向主考大学士朱_极力推荐,才被录取。进士及第后,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在京时,与武进张惠言、高邮王引之以治经学齐名。不久,告***回闽省亲,途经杭州,座师阮元正任浙江巡抚,留他主讲杭州敷文书院,兼教诂经精舍生徒。阮元组织人编纂群经古义为《经郛》数万卷,其义例皆请寿祺拟定。寿祺还自撰《五经异义疏证》,成了当时的经学名著。

嘉庆八年(1803年),还京销***,翌年,任广东乡试副考官。

嘉庆十二年(1807)为河南乡试副考官,曾亲阅二、三场所有落卷。

嘉庆十四年(1809)任会试同考官,京察一等,记名御史。

嘉庆十五年(1810年),父亲病逝,陈寿祺连夜赶回家,为奉养老母,从此决定不再出仕,此时仅40岁。

嘉庆十七年(1812),福建巡抚张师诚入朝,皇帝命将御制《全史诗》带回交学者编定,张师诚请陈寿祺主持,陈寿祺如期完成,编定中颇有独到见解。孝服满后,陈寿祺到泉州主讲清源书院,历10年,以经学教授诸生。当时,清源书院常成为过境官员的旅舍,影响学业,陈寿祺致函督、抚请禁,并要求通饬本省各府、州、县,不得再以书院招待过往官员,此风遂绝。

道光二年(1822),陈寿祺丁母忧回里,服满,主讲福州鳌峰书院达10年。在此,陈寿祺首重考核学生品行,其次才是考该课文。并订立规章,整肃课程,厉行儒家的传统思想教育,并作《义利辨》、《知耻说》、《科举论》3文,传示诸生。10年中造就不少人才,其中著名者有诗人张际亮、史学家王捷南、理学家梁文等。

陈寿祺还关心家乡的建设和文化事业,如赈济福州贫民,兴修东湖、西湖和莆田木兰陂,都由陈寿祺主持或协助办理。福州贡院修建已及百年,陈寿祺建议闽浙总督孙尔准、巡抚韩克均募款修建,增添号舍,加高围墙,仅6个月完工。

陈寿祺热心宣扬本省的先贤和良吏。道光四年(1824),陈寿祺联合士绅,呈请督、抚将黄道周从祀孔庙,并为之刊行《黄忠端集》66卷。

嘉庆(1796~1820)末年,福建布政使李庚芸居官清正,因对总督汪志伊和巡抚王绍兰的官僚作风不满,遭诬陷迫害,以致自缢身死。陈寿祺深为不平,动员生员林天光等向钦差呈诉,使李庚芸的冤案得以***,汪志伊、王绍兰被罢官。

陈寿祺关心修志工作,《福建通志》自乾隆三十三年(1768)修成续志以后,已过60多年未曾修纂,地方文献散失甚多,而康熙志和乾隆正、续两志又存在一些错误。陈寿祺建议地方当局,把修缮贡院的余款2万余缗作为修纂新志的费用。当局接受其建议,并请陈寿祺担任总纂。

道光九年(1829),通志馆开局,陈寿祺为通志创立义例,并自撰《形势》、《山川》二门和《儒林》、《文苑》后传。编撰新志3年中,陈寿祺患病日渐沉重,仍抱病修订稿本。

道光十四年(1834),《福建通志》即将完成之时,陈寿祺已耗尽心力,于是年二月二十日病逝福州黄巷家中。

有子陈乔枞。

著述名录

陈寿祺对经学深有研究,福建经学自清初的李光地、官献瑶以来,多崇尚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陈寿祺初从孟超然学习,颇受宋儒影响,后来师事阮元,又接触钱大昕、段玉裁等朴学***,便专学汉儒治经,改以汉学解释经义。生平精于今文,而于义理、名物又能融会贯通,成为有清一代经学名家。主要经学著作有:《五经异义疏证》3卷、《尚书大传定本》3卷、《左海经辨》4卷、《洪范五行传辑本》3卷、《欧阳夏侯经说考》1卷、《鲁齐韩诗说考》3卷、《礼记郑读考》4卷、《说文经诂》2卷。

陈寿祺主纂的道光《福建通志》原稿共400卷,其中《地理沿革志》、《金石志》、《方言志》、《列传》及陈寿祺自撰的《形势志》、《山川志》,都广征博***,丰赡翔实,堪称力作。陈寿祺去世后,该志稿因***,推迟至同治间(1862~1874年)才出版,且卷数有所减少,但仍多有超轶前志之处,甚为后世所推许。

陈寿祺能文工诗,其遗作有《左海文集》10卷、《左海诗集》6卷、《东越文苑儒林后传》2卷。

藏书之家

嘉庆四年(1799)进士,授编修,充文渊阁校理。嘉庆十四年(1809)丁忧归,遂不复出,辞官归乡。家境清寒,不久父母命复入都,历任广东、河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后阮元聘其到“诂经精舍”任教习,后又主泉州清源书院、鳌峰书院讲学,研究宋明理学。擅长辑佚古籍,喜收藏,所聚书有8万卷,藏书楼名“遂初楼”、“小琅环馆”。保管甚严,外人不能借读。曾编撰有《小琅环馆书目》,已不传。旁室中藏有《左还诗文集》刻板、《经解》、《波山志》等印版。曾说:凡献未刊之古籍者,当加倍重奖。所以他收藏的珍善本图书,多闽中藏书家所未有。著述颇富,有《五经异义疏证》、《今文尚书经说考》、《齐鲁韩三家诗遗说考》、《左海骈体文》、《东粤儒林文苑后传》、《东观存稿》、《左海诗文集》、《遂初楼杂录》等10余种。

《清史稿》记载

陈寿祺,字恭甫,闽县人。少能文。年十八,台湾平,撰上福康安百韵诗并序,沉博绝丽,传诵一时。嘉庆四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寻告归,性至孝,不忍言仕,家贫无食,父命之入都。九年,充广东乡试副考官。十二年,充河南乡试副考官。十四年,充会试同考官,京察一等,记名御史。寿祺以不得迎养二亲,常愀然不乐。将告归矣,俄闻父殁,恸几绝,奔归。服除,乞养母,母殁,终丧。年五十三,有密荐於朝者,卒不出。

寿祺会试出朱_、阮元门,乃专为汉儒之学,又及见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程瑶田诸人,故学益精博。解经得两汉大义,每举一义,辄有折衷。

两汉经师莫先於伏生,莫备於许氏、郑氏,寿祺阐明遗书,著《尚书大传笺》三卷、《序录》一卷、《订误》一卷,附《汉书五行志》,缀以他书所引刘氏《五行传论》三卷。序曰:“伏生《大传》,条撰大义,因经属_,其文辞尔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记》七十子之徒所说,非汉诸儒传训之所能及也。康成百世儒宗,独注《大传》,其释《三礼》,每援引之。及注《古文尚书》,《洪范》五事,《康诰》孟侯,文王伐崇、戗耆之岁,周公克殷、践奄之年,咸据《大传》以明事,岂非闳识博通信旧闻者哉?且夫伏生之学,尤善於《礼》,其言巡狩、朝觐、郊尸、迎日、庙祭、族燕、门塾、学校、养老、择射、贡士、考绩、郊遂、***地、房堂、路寝之制,后夫人入御,太子迎问诸侯之法,三正之统,五服之色,七始之素,八伯之乐,皆唐、虞、三代遗文,往往《六经》所不备,诸子百家所不详。今其书散逸,十无四五,尤可宝重。宋朱子与勉斋黄氏纂《仪礼经传通解》,_摭《大传》独详,盖有裨《礼》学不虚也。《五行传》者,自夏侯始昌,至刘氏父子传之,皆善推_福著天人之应。汉儒治经,莫不明象数阴阳,以穷极性命。故《易》有孟、京卦气之候,《诗》有翼奉五际之要,《春秋》有公羊灾异之条,《书》有夏侯、刘氏、许商、李寻《洪范》之论。班固本《大传》,揽仲舒,别向、歆,以传《春秋》,告往知来,王事之表,不可废也。是以录《汉书五行志》附於后,以备一家之学云。”

又著《五经异义疏证》三卷,《左海经辨》二卷,《左海文集》十卷,《左海骈体文》二卷,《绛趺堂诗集》六卷,《东越儒林文苑后传》二卷,《东观存藁》一卷。

寿祺归后,阮元延课诂经精舍生徒。元纂群经古义为《经郛》,寿祺为撰条例,明所以原本训辞、会通典礼、存家法而析异同之意。后主泉州清源书院十年,主_峰书院十一年,与诸生言修身励学,教以经术,作《义利辨》、《知耻说》、《科举论》以示学者。规约整肃,士初苦之,久乃悦服。家居与诸当事书,於桑梓利弊,蒿目_心,虽触忌讳无所隐。明儒黄道周孤忠绝学,寿祺搜辑遗文,为之刊行。又具呈大吏,乞疏请从祀孔庙,议上,如所请。道光十四年,卒,年六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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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典的一个坏处是,需要查询相关资料才能更好地理解。不过我觉得,欣赏一首诗词时,很多时候都是得了解作者的时代、经历、创作背景等才可以更好地理解的,所以把用典看作一种背景也ok吧,毕竟现在网络发达,想要查询这些典故还是很方便的。我高中时学完《永遇乐》其实感触并不深,后来了解到辛弃疾的人生经历,以及刘裕等人的事情时才有了更深的了解。想刘裕文治武功,南征北战,北灭南燕、后秦等胡人之国,一度收复长安、洛阳,一雪晋朝南渡前耻,多么风光无二。想必辛弃疾是非常期望有这样一个英明君主的出现的吧。但现实却是“元嘉草草”、“仓皇北顾”,这样的一个反转是多么的悲哀呢。

明诗第六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至尧有《***》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而推,两汉之作也。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隽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萌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馀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

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

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情***》

---《文心雕龙》(第三十一) 作者:刘勰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

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

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名矣。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

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

数也。

《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

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

“艳乎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

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

过乎*侈。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矣。夫铅黛所以

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

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

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

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为文者*丽而烦滥。

而后之作者,***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

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是以联辞结***,将欲明经,***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

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

乎反本。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

灭质,博不溺心,正***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赞曰: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

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寡情,味之必厌。

注解:

古代圣贤的著作,总的都称为文章,不是因为有文***,那是因为什么呢?由于水性虚柔,才有波纹荡漾;由于树体坚实,才有花朵开放,这说明外在的表现形式依附于内在的实质。虎皮豹皮如果没有斑纹,那就跟狗皮羊皮一样了;犀兕虽然有皮,但制成铠甲还要靠涂上丹漆才有色彩,可见内在的实质需要外在的表现形式。至于抒发思想感情,铺陈描写万事万物,用文字刻划内心活动,在纸上组织文辞,文章应当光彩焕发、文***繁富是很明白的了。所以构成文***的途径有三条:第一种叫形中之文,是靠青、黄、赤、白、黑五色构成的;第二种叫声中之文,是靠宫、商、角、徵、羽五音构成的;第三种叫情中之文,是靠喜、怒、哀、乐、怨五情构成的。五色相调,便会呈现漂亮的花纹;五音相配,就会形成美妙的乐曲;五情抒发,便会产生优美的辞章。这是天然的规律啊。

时序第四十五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

“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诗于元后,

“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

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

风》乐而不*。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

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

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

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

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

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

《颂》,故知暐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

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

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

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沉,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

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

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皃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

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馀***,莫与比

盛。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集雕篆之轶材,发绮縠之高喻,

于是王褒之伦,底禄待诏。自元暨成,降意图籍,美玉屑之谭,清金马之路。子

云锐思于千首,子政雠校于六艺,亦已美矣。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

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馀影,于是乎在。自哀、平陵替,

光武中兴,深怀图谶,颇略文华,然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虽非旁

求,亦不遐弃。及明章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孟坚珥笔于国史,

贾逵给札于瑞颂;东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论;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自和

安以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

选,存而不论。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

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羲皇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

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其馀风遗文,盖蔑如也。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

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

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

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

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

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

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合章,动言成论。于时正始馀风,篇体轻澹,而嵇

阮应缪,并驰文路矣。

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

而胶序篇章,弗简皇虑。降及怀愍,缀旒而已。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

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应傅三张之徒,

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

谈,可为叹息。

元皇中兴,披文建学,刘刁礼吏而宠荣,景纯文敏而优擢。逮明帝秉哲,雅

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于辞赋,庾以笔才愈亲,温以

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及成康促龄,穆哀短祚,简文勃兴,渊

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满玄席;澹思浓***,时洒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

其文史则有袁殷之曹,孙干之辈,虽才或浅深,珪璋足用。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

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

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云构。自明帝以下,文

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何范

张沈之徒,亦不可胜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

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

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

神,才英秀发,驭飞龙于天衢,驾骐骥于万里。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

文,其鼎盛乎!鸿风懿***,短笔敢陈;飏言赞时,请寄明哲!

赞曰:蔚映十代,辞***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

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旷焉如面。

知音第四十八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酱瓿之议,岂多叹哉!

夫麟凤与麏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麏,楚人以雉为凤,魏民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偶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然而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扬》,宋玉所以伤《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见异唯知音耳。扬雄自称∶“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其不事浮浅,亦可知矣。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绎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赞曰∶洪锺万钧,夔旷所定。良书盈箧,妙鉴乃订。

流郑*人,无或失听。独有此律,不谬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