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仕代表有名的人，旧时指以学术诗文等著称的知名士人。
读音：míng shì
出处：元代王冕《李侯 其一》：李侯世名仕，誉重才德优。
白话释义：李侯世代都是知名人士，名誉好，又德才兼备。
扩展资料
近义词：
1、名人
读音：míng rén
解释：著名的人物。
出处：丁玲 《韦护》第一章二：“他又不忘了说一些名人轶事，有趣的，或是恋爱的。”
2、名流
读音：míng liú
解释：知名人士；名士之辈。
出处：杨沫 《青春之歌》第二部第三二章：“不过北大的工作进展太慢，学生们埋头书案，光作着学者名流的美梦。”
巴蜀春秋之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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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和运超
明末清初的四川战火硝烟弥漫，清军入川反复折腾二三十年，巴蜀之地的人口或流失或消亡，四川籍人才在从明初到明末大都离开家乡，如明初的蹇义来自巴县，是从洪武到永乐的重臣；中期有余子俊、杨廷和、席书、赵贞吉、杨慎等全是知名才俊；后期穆宗、神宗年间的陈以勤、陈于陛创造了父子皆为宰辅的佳话，还有熊文灿、吕大器等在明末局势下的辗转挽救。
清初的遂宁吕潜、新都费密、达县唐甄三人后来被称 “蜀中三杰”，身处明清交替，他们更显出无奈漂泊的际遇。只不过除了一般文人的诗文才华外，他们均各有其他特点，唐甄在思想哲学上独树一帜，吕潜在书画上称雄一时，而费密在史学、医学、教育等领域堪称广博精湛，只是由于当时名声传播还不广，以至于今天的人们也所知不多。
一、叛逆者：达县唐甄?
唐甄原名大陶，后来更名甄，四川达县（今达州市通川区蒲家镇）人，为明初太子朱标、燕王朱棣之师傅唐瑜的第十一代孙。
唐瑜的原籍是山西平阳，祖父唐胜宗是追随朱元璋的功臣，封延安侯。唐瑜为洪武十二年（1379）进士，入翰林院，两年后授东宫教谕，教太子朱标读书，四子燕王朱棣也一同受教。朱棣起兵打败侄儿建文以后，永乐三年（1405）封赏唐瑜为开国儒臣，命可择子孙出仕。永乐十二年（1414），唐瑜游学入蜀，在达县东邑河兰木沟相中一片适合安居之地（今宣汉县鲲池官池坝），自此为蜀中达县唐氏之祖（唐瑜本为唐胜宗之子唐祥泰长子，另有弟弟唐瓒、唐瑞，唐氏其他后人大多移居浙江金华府兰溪县）。唐瑜夫人熊氏为一品诰命夫人，生二子唐鲲、唐鲤。
唐甄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生平不少事迹颇为隐晦，以至于《四库总目》将”唐大陶”与唐甄误为二人。
唐甄八岁时，父亲唐阶泰考中进士，上任吴江县令，他跟随父亲到了江南。先后在江苏、江西、北京、南京等地待过。唐甄十四五岁就显露诗文才华，文集中《散病》、《独饮》、《春游》诸诗都是少年时期作品。
顺治二年南京城破，父子避难浙江绍兴。到顺治十四年（1657），二十八岁的唐甄回四川阆中考中举人。第二年赴北京参加进士考试失利，跟着又参加吏部考试。直到康熙十年(1671)，已四十出头的唐甄出任山西省潞安府长子县知县。
当时的唐甄还很想在圣君在位之时一展胸中抱负，看见地方民不聊生，他发动百姓栽桑养蚕。“以身率之，日省于乡，三旬而树桑八十万本，民业利焉。”他看见当地官吏惯用酷刑欺压百姓，纷乱不断，便整顿吏治，废除酷刑。“夹棍非刑，废置不用。民化其德，狱讼衰息。”深得百姓好评。
正当唐甄大刀阔斧实施自己的理想与才干时，却忽然被免职（据说是当地逃犯的事情被牵连），一共只当了十个月县令。之后唐甄为谋生计而四处经商，最后赔本流寓江南，靠讲学卖文勉强维持生活，前后二十多年。
唐甄晚年越发穷困潦倒，“萧然四壁，炊烟尝绝。日***废圃中枸杞叶为饭。衣服典，尽败絮蓝缕”，生活极度落魄的唐甄，反而坚持“陶陶焉振笔著书不辍”。哪怕是一个穷困书生，“岂可求诸外而忘其内，顾其小而遗其大哉!”
在明末清初那个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历来都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有先锋色彩的大学问家，其实不少地方曾把唐甄列入第四位。只不过，唐甄流传著作远不如前三位，但思想力度却一点不逊色。如称：“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见《潜书·室语》）还认为，“匹夫无故而，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无故而，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他觉得即使以极刑去处死暴君昏主，也难以抵其屠戮祸害天下人之罪。
在那个时候，敢把皇帝君主称作掠夺天下人财富的最大盗贼，还是天下人生命的罪恶凶手。语言如此血性直爽，唐甄的反思力度之大称得上绝无仅有。
唐甄在论著中有如此大胆的文风，过去有不少人都怀疑是否因为作者人生仕途太过失意，家庭经济非常败落，这才发泄情绪。事实上，唐甄在极度挫折艰苦的境遇下，以最大努力完成著述，他的品行节操已经证明其为人。他多次在文中表示不怕“触时忌”，也不管别人“诋湮”。现代有不少学者已经认同，《潜书》表现出积极进步的人生观和历史观，与其他三大思想家是一致的。
另外，唐甄对传统儒学的反思认识，原本也发扬了明代中后期强烈的叛逆色彩，他倾向王守仁提出的“知行合一”理念。但根本来说，唐甄最推崇孟子的思想，“甄虽不敏，愿学孟子焉。”（见《潜书·潜存》）他认为，自孟子以后，最能领悟圣人之学的人当推陆九渊、王守仁二人。
今天传世的《潜书》（1705）是唐甄唯一的著作，起初名叫 《衡书》，初刻只有13篇，署名唐大陶。后来逐渐增加到***篇，改名《潜书》，署名唐甄。在《潜存》篇中，唐甄概括了撰述此书“历三十年，累而存之，分为上下篇。”该书刊刻时间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由唐甄的女婿王闻远发行。
顾炎武的著名***潘耒为该书写序，称“论学术则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痛排俗学之陋；论治道则崇俭尚朴，损势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亲如一家，乃可为治。”（《潜书·潘序》）所以，《潜书》实际是一本阐发作者一生方方面面，带有政论色彩的著作，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非常相似。
譬如论述教育思想，因为明清都推崇程朱理学和流行八股时文，唐甄尖锐批评宋明理学教育流弊，注重教授一些实用领域，有开创实学教育风气的作用。不过，其他如***道德，甚至家庭教育方面，由于明末以来的社会风气的奢靡享乐，唐甄希望进行纠正，有一些恢复禁欲主义、男尊女卑等倾向，刻意贬低文人情操的坚守，多少流露出悲观失望。
在商业经济方面，唐甄有过亲身经历，他深刻体会清军入主中原，为了显示尊崇理学思想，开始扼杀工商业资本。唐甄认为官府应允许自由经营，“自然之利”不该是皇帝私人的产业，而是天下共享。包括改革货币也是唐甄最有特点的想法之一，从元明以来，民间以白银作为货币，限制了财物的交换，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夫财之害在聚。银者，易聚之物也。”“救今之民,当废银而用钱”。唐甄希望恢复推行用铜钱取代白银，商品交换才能更好地得以进行，并可消除白银易聚之弊，发挥货币的流通作用。当然客观上讲，铜币因产量和钱币重量，历代混杂不一，往往搅乱市场，最终元明才习惯以银两计酬，民间也流行开来，其实明清的民间并没有失去铜币的使用空间。
在关注基层民生方面，由于唐甄落魄的经历，认识到普通老百姓的作用。“立国之道，唯在于富，富在编民，不在府库。”他主张的富民政策，让人眼前一亮。认为只有民众丰衣足食，国家才能兴旺；如果民众贫穷困苦，必将导致灾祸。最核心的观点是，立国之富不在国库财富充盈，而在民众生活富裕，可说是超越时代的认识。“古之贤君，举贤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养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他提出官府官员的一切作为，都应该是从保障老百姓的物质利益出发，一切围绕富民：“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 确实是千古不易之经典论述。
唐甄是一个普通文人，但身处明末清初这一战事频繁的时期，对军事领域也有一定认识。对于战争的胜负，主张发挥人的力量，避免以谈论鬼神来代替谈论人事之兵，胜负取决于主观指挥正确与否，而主观能动性是建立在客观规律之上的。《潜书》将明末清初很有代表性的李自成、张献忠和吴三桂的故事作为主要论述对象，像分析吴三桂“身为王者，其军多宿将战卒，蓄积数十年，金钱之富，甲兵之多，等于京师”，为何一朝覆灭?“不好计策，不下谋士，恃其强围之势，适以这其灭亡也。”就是说吴三桂忽略了攻守之计。
总的来说，相较于同时代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大家，唐甄的著作论述面非常广泛，思想认识出发点大家都有汲取经验，反思历史的共同初衷，但唐甄也有很多独到性，和其他三位一样，都应该值得后人珍视。
二、诗书画三绝：遂宁吕潜
吕潜一般被视为明末清初著名的书画家，和唐甄一样，出身名人之后。吕潜的父亲就是永历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吕大器，他们来自四川潼川州遂宁县北坝（今遂宁市船山区北固乡）。
前面提及，吕大器是明代末年最优秀的四川籍人物，能文能武。崇祯十年（1637），他就捐出家业招募乡勇抵挡张献忠的大西军，受崇祯帝表扬，提升兵部右侍郎，崇祯十五年（1642）升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
本来吕大器并不想专门从事军职，当时闯军已开始横扫中原，他迫于无奈前往，虽以防守为主，所幸没有什么败绩，已经非常难得。就在吕大器前往河北这一年，儿子吕潜考中崇祯十六年癸未科进士，授太常博士。这是明朝最后一次科举，同榜状元为江苏常州武进人杨廷鉴，清军进入北京时，杨廷鉴徒步逃回家乡，多次以疾病拒绝洪承畴、顺治的邀请，也以书画为乐，六十出头病故。
崇祯吊死煤山的时候，吕大器奔南京，力主延续社稷，他与钱谦益、雷縯祚（崇祯时曾为刑部主事，弹劾过不少人。福王朱由崧登位后，马士英非常忌惮，找事牵连雷縯祚下狱，逼其自尽）等都倾向潞王朱常淓继位，但马士英、刘泽清带兵拥福王朱由崧来南京，胁迫众人支持，一举解除了吕大器职务。
? 吕大器对时局忧心感慨，让吕潜侍奉家人女眷侨居浙江湖州府吴兴县，后迁住扬州府泰州海陵。朱由崧仅一年就被钱谦益等推出投降，由海盗郑家拥立的隆武朱聿键虽然为人颇为振作，但举动受人牵制，郑成功又以水军为主，不善于攻城略地，导致隆武也很快失败。
吕大器再奔端州（今广东肇庆市）与瞿式耜等扶持桂王朱由榔登位（1646），建元永历。元年正月，原督师王应熊（四川巴县人，今属于重庆市，穷苦人家出身，也很有才学，个性强悍。崇祯时为了保官位，与周延儒、温体仁为一伙。弘光时任兵部尚书兼总督川黔湖广军务，主要对付大西军）在贵州身故，吕大器护送父母到达贵州乌罗衙署附近水月庵（乌罗今属于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的乌罗镇）。当时张献忠已死，大西军退到遵义，准备进入云南。
吕大器身在贵州了解到各方情报，向朱由榔上书建议整肃四川的明军残余迅速收复川黔，吕大器接替王应熊出任督师，得到四川境内李占春、杨展等明军将领拥戴，包括一代巾帼女将秦良玉所在忠州、石柱等土司军协助，拆穿***冒宗室藩王朱容藩，收复云阳，进驻都匀。当时大西军已借黔国公沐天波遭难的名义进入云南，而吕大器于永历四年（1650）病故，年六十五。
? 吕潜与父亲吕大器长期分隔两地，大西军后来以明军身份在川滇黔三省与清军对抗十五六年，康熙继位以后才基本恢复平静。吕大器在贵州身故时，吕潜侍奉母亲在江浙奔走。他刻意模仿唐代山水诗人王维的气质，不仅诗书画杰出，还颇有隐士风***，这与他是吕大器之子有关，无法接受清朝占据江山的事实，终身甘于平淡。
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冬，其母身故，吕潜才扶母柩回四川，同时顺便迁父柩返故乡遂宁，此时距离他当年离开家乡已经四十多年。自此吕潜就闲居家乡，坚持自己种地，将居所名“课耕楼”，闲暇时和一些友人诗文唱和，徜徉巴蜀山水，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 在诗文方面，吕潜交游甚广。像龚贤、费密、唐甄等是他最好的几个文友，酬唱甚多，传为盛事，毕竟他生平很长时间在各地游走。他的诗词虽然充满闲适和隐逸的情趣，但内在显然是很不平静的心境，不乏对明朝覆灭的惆怅、哀叹之情。
在书法方面，吕潜博***王羲之、颜真卿、欧阳询、赵孟頫历代名家之长，揉为一体，形成个人风格。专业人士普遍评价他用笔娴熟，不掺虚笔，以墨韵、意境、分行布白取胜，结字秀逸遒劲，别具特点。尤其有特色的是吕潜墨法以淡墨为多，易得流畅之势，易传使转之情，易臻淡雅之境，也是他的巧处。吕书多率意作，内容往往就是自己的诗词，也是他思想感情的真实流露。
在绘画方面，吕潜以大量的山水画享誉江南，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享有 “天下二半”之誉（一半，指吕潜；另一半，指龚贤，“金陵八家”之首）。
龚贤也是吕潜的书画好友，祖籍昆山，后迁居南京，生于万历中，比吕潜稍微年长。两人不仅几乎齐名，甚至书画风格也非常近似。两人传世画作多数都不具年号，显然这是明末文人故意为之的遗民心理，导致很多作品无从考证创作年份。龚贤有纪年的最早作品为清顺治十三年(1656)，早于吕潜的作品十多年，，从画的创作年限及数量来看，吕潜应该学习龚贤比较明显。龚贤是一位傲气十足才情横溢的诗人兼画家，也只有具备如此性格，才可能使他在绘画上独树一帜，开金陵画派的先河。而吕潜在江南时，与龚贤的交情一直不错，两人在书画上互相切磋，形成非常接近的气质。
吕潜强调绘画的抒情性，写景与抒情相结合，情景交融，诗情画意相得益彰。他虽然在生计困难之时有过贩卖字画的经历，但从内心志趣而言，又不肯轻易售卖比较满意的作品。关于吕潜的绘画，清代张庚《国朝画征录》称吕潜“用笔放纵而不越矩矱，神气清朗可赏。”现代著名书画大家黄宾虹对吕潜也有极高评价：“先生文章气节，彪炳宇宙，顾不独以诗画名，而得其寸缣零楮者，已不啻璜璧，毅崛先生其善藏之。”
三、博学鸿儒：新都费密费密字此度，号燕峰，四川新繁县人（今属于成都市新都区）。他的父亲叫费经虞，也是一个学问深厚的经学家。费密的学问很大程度得自父亲在少年时打下坚实基础，胡适曾率先揭示费经虞、费密二人在明末清初破除宋代理学的巨大贡献，在1921年先后写了《记费密的学说——读费氏遗书》、《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两篇文章,对费密的思想、地位、作用评价很高。
新都费氏原本也算四川的一个书香世家，费密的祖父费嘉诰是明代万历年间贡生，据说做过大竹县训导（今属于达州市），父亲费经虞为崇祯时期举人，曾为云南昆明知县。其伯父也是蜀地的有名文人，一门四世有六位名人。后来新都东湖有“四费祠”（四费指四代人）专门纪念。
费密从六岁读书，就深得长辈的赞赏。二十岁时，张献忠的大西军进入成都。费密去昆明探望父亲，顺便避难，结果途中被盗匪掳劫，幸为父亲联络镇守嘉定（今属于乐山市）的明将杨展一起将费密营救，杨展欣赏费密的才学，留下任用。不久，杨展被投降大西军的属下所杀，费密也被俘。
大西军南下云南后，费密回到故乡新繁，祖传房屋已成灰烬，于是，他离开家乡到陕西汉中沔县定居，谢绝当地清军总兵官重金聘用，专心研究医学。
费密当时住在寺庙内，还学起了禅修。史料称“已乃究心《内经》、《伤寒论》、《金匮》诸书，为《长沙发挥》。后闻二程见人***，便以为善学；丙申（1656），与通醉（僧名）论禅，四入静明寺（明代西南著名禅宗寺庙，位于汉中府），杂僧徒***。坐六七日，心不能定；自厉曰：‘百日之坐尚不能定，况其大者乎？’誓不出门，半月余乃定。……一夕，闻城壕鸭声，与身隔一层，如在布袋；良久，忽通，鸭声与水流入身中，甚快。乃叹曰：‘***，二氏之旨，吾儒实学当不在是。’自是益有志古学矣。” 经过一段时间修行，他发现***是佛、道的观念，对儒家而言，并不是个好办法。
数年后，费密携家到江苏扬州，视野大大拓展，海内名流钱谦益、屈大均、万斯同、朱彝尊、孔尚任等都与他交往密切。王章涛在《史话》一书中写到：“顺治十四年，三十三岁的费密侍奉父母离开沔县，南下扬州，投奔母亲的伯父杨云鹤，于次年结束流亡生涯，始居扬州，虽籍新繁，在以后四十多年的岁月里，潜心研究学术于斯地，子承孙传，世代繁衍，已是地道的扬州人。”费密离开陕西前往江南一是投奔亲戚，避免继续寄居寺庙；二是通过***修行，已经对儒释道三家学问有了新的认识，他要回归儒学。
从此，费密一直在江南生活，直到在此去世，再也没有返回巴蜀家乡。
不过，费密为了交流学识，还是去过其他地方。如康熙十二年（1673），他徒步千里到河南卫辉苏门山问学于儒学名士孙奇逢。那时孙奇逢已八十九岁高龄。孙奇逢是与黄宗羲等齐名的遗民学者（天启年间著名的左光斗、杨涟案牵连黄尊素，三十出头的孙奇逢与鹿正、鹿善继父子曾大力营救，黄尊素是黄宗羲父亲），坚决不接受清朝的邀请出仕。
费密在孙奇逢那里住了一个多月，等他返回扬州时，孙奇逢给他写了四个大字“吾道其南”，《新繁县志》中有记载：“服阕（1673），以父遗命，往事孙征君奇逢。一日，与论朱、陆异同，进言汉、唐诸儒有功后世，不可泯没。征君大以为然。又与考历代礼制之变。逾月，辞归；征君题‘吾道其南’四字为赠。”次年春，他又到浙江与重要思想家吕留良切磋学问。
费密一生崇尚汉儒正宗，力倡实学，反对宋明理学空虚疏狂的积习，对理学的“道统论”进行严厉的批判。儒家道统由唐代韩愈首创，宋代理学家延续这种说法，如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描述：“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自是而又再传以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
费密指出道统根本不成立：“道统之说，孔子未言也。……不特孔子未言，七十子亦未言，七十子门人亦未言，百余岁后，孟轲荀卿诸儒亦未言也，汉儒……亦何尝有道统之说哉？魏晋而后，清谈言道，去实就虚，……流传至南宁，遂私立道统。自道统之说行，于是羲农以来尧舜禹汤文武，裁成天地，周万物而济天下之道，忽焉不属之君上而属之儒生，致使后之论道者，草野重于朝廷，空言高于实事，世不以帝王系道统者，五六百年矣。”（见《弘道书》）
费密进一步指出，朱熹之所以要宣扬道统概念，目的是为了跟陆九渊进行门户之争：“南渡后，朱熹与陆九渊争胜门户，熹传洛学乃倡立道统，自以为曾氏独得其宗，而子思，而孟轲，而程颢程颐接之，盖杨时事二程而友罗从彦、李侗，熹所从出也。”胡适就在他的文章中认为：费氏的伟大，在于从历史上寻找证据，指出宋明儒学说的致命缺陷，另一方面，费氏也认为宋明儒理学虽然在思想上有富于创造的成份，有前人所不曾道过的内容，但他们将自己对儒学的理解说成是古经要义、孔孟真谛，却是要不得的。费氏一方面提倡实事实功，开颜李学派的先声，一方面又尊崇汉儒，提倡古注疏的研究，开清二百余年汉学风气之先，这成了清初实学转向汉学（乾嘉考据学）的兴盛之源。
费密除了儒学功底深厚，诗文方面也很有建树。在清朝初年诗文名家辈出的时代，费密也享有一席之地，尤其四川籍诗人一般都以他为代表。时人评价：“以深厚为本，和平为调，以善寄托为妙，常戒雕巧快心之语”。不过可惜费密的诗现存仅55首。像《朝天峡》一诗深受康熙年间著名诗人王士祯的赞赏，称其中“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两句为“十字堪千古”。
在儒学诗文之外，费密的史学也有一定建树，所遗《荒书》1卷，是清代四川纪实史学的代表作之一。全书两万字，***用编年体记述崇祯三年（1630年）到康熙三年（1664年），尤其重点记录张献忠大西军在川蜀的活动。内容大多系作者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叙事详明、文笔简洁流畅，不失大家风范。很多宝贵的原始资料，全赖此书保存下来。?
另外费密对医学等也有专门研究，他的著作原本非常多，据说共三十多种近四百卷。后代学者称：“蜀中著述之富，自杨升庵后，未有如密者。”只可惜费密一生颠沛流离，大多在辗转迁徙中亡佚，流传至今的仅有《弘道书》3卷、《荒书》1卷和诗歌集《燕峰诗钞》1卷。
除费密本人是清初重要学者和文人外，他的两个儿子费锡琮、费锡璜都以诗文著名于世，锡琮有诗集《白鹤楼稿》，锡璜有《掣鲸堂诗集》和《贯道堂文集》。?尤其费密次子费锡璜豪放不羁，一生布衣，自伤怀才不遇，尝登之罘，投其诗于海中，痛哭而返。善长乐府诗，其诗古体直接汉魏，近体追踪盛唐，造诣不亚于费密。
王伟
字世英，原籍山西太原。《续修王氏宗谱序》载：“至六十六世仁安公者，为吴越镇城使，从主归宋，赐弟于睦州之建德。”咸宁二年(999年)进士，官大理寺评事。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巡视常山时去世，葬于常山芙蓉章舍，被常山芙蓉王氏尊为始迁祖。妻葛氏，同葬芙蓉上庵。生五子，长子王言；次子王雍，不仕；三子王立，任通判；四子王褒，不仕；五子王衮，任通判。(另注:程俱《王涣之墓志铭》载王涣之"曾大父敏曾祖母璩氏"，不仕。今姑且从谱延旧说)
王言
字定国，王伟长子（准确地说是王敏的儿子），天禧三年(1019年)进士，仕河东转运使，太常少卿，赠金紫光禄大夫。卒葬芙蓉下庵，娶妻陈氏，生四子，俞、愈、介、悆。光绪《常山县志》:“字世则，章舍人，登天禧已未进士，仕至少卿。赠金紫光禄大夫。操尚清简，上甚嘉之，谓有汲黯之风，杨琯之操。性至孝，养生送死兼尽其礼。父死葬芙蓉庵，取其近里，得以常奉蒸尝。”
王介
王介（1015—1076），字中甫，又作中父，常山人。善文辞，性刚直，喜交贤豪名士。初以太学生任河南福昌主簿。北宋庆历六年（1046）举进士。嘉祐六年（1061）仁宗开直言极谏科，登第者有王介、苏轼、苏辙等15人。历任秘书丞、静海知县、秘阁校理等职。与王安石初为挚友，交往密切，后因不满新法，上疏谏神宗“师心勿师人”。帝以示安石，安石深忌之，罢其官，闲居判鼓楼，后出知湖州。晚年无心仕途，所嗜唯书，不治他事。著有《王中甫诗集》(已佚)。后人为怀念乡贤，将其早年结庐读书的绣溪山，改名贤良峰。娶妻程氏，生四子:沇之、沔之、汉之和涣之。(或说王介卒于1087年，葬常山章舍，误。按《王涣之墓志》载娶妻蒋氏，葬丹徒长乐乡黄杜村马鞍山，真实性极高)
王悆
字中豫，王言之四子。嘉祐四年(1059)进士。历官承议郎，光禄寺丞，太常博士，朝请大夫，润州知府，秘阁直学士等。《宋史》载:元符元年(1098)正月，知润州王悆建言：“吕城闸常宜单水入澳，灌注闸身以济舟。 若舟沓至而力不给，许量差牵驾兵卒，并力为之。监官任满，水无走泄者赏，水未 应而辄开闸者罚，守贰、令佐，常觉察之。”诏可。《苏辙集》赞他曰“政无大小，以得人为重，虽复膳羞之末，足效才否之实。”刘颁《彭城集》赞他“学术通敏，究知古今"。娶妻钱氏，生一子：沩之。又以王介幼子涣之入继。
王沇之
王沇之，字彦鲁，王介长子，元丰五年(1082)进士(?)，曾任颖州团练推官，国子监直讲。因受太学案牵连，失职。后起任寿州州学教授，武原主薄。苏颂为相，因其精于机械制作，特招入京，令其参研监制水运仪象台工作。曾问学于王安石，精书法。娶妻俞氏钱氏，生二子，王修，王彬，均在方腊起义时遇害。
王沩之
字彦祖，王悆之子，元丰二年(1079)进士，历任翰林司谏，京西佐漕，代署河南府。因在镇江帮人讼田，被贬广德军。崇宁中，受张怀素谋反案牵连下狱，贬南方，致客死。娶妻张氏，生二子：王亨、王真，皆在方腊之变中遇害。(或说字彦仁，娶妻程氏，当误。张氏，丞相张商英女(见《宋史·张商英传》等)
王沔之
王沔之，字彦楚，王介次子。元祐初任黄岩主簿，元丰元年在监东作访门、河南府右军巡判官任上受"太学案"牵连被贬谪，曾寓居京口。余不详。(或说沔之，字彦祥，误。)有一女适开化江器博之子书画家江参为妻。(见程俱《江器博墓志铭》)
王汉之
（1054~1123），王介的三儿子，字彦昭。宋熙宁六年(1073)登进士甲科。历任秀州司户参军，金华、渑池知县，鸿胪丞、知真州，开封府推官等，继而任工、吏、礼三部员外郎，太常少卿。崇宁元年（1102），蔡京置讲议司，汉之被荐为参详官。升礼部侍郎，转户部，以显谟阁待制历知瀛、苏、潭、洪等州。后召拜兵部侍郎、工部侍郎等职。奉命出使辽国，归后言“辽主不恤民政，酷吏荒*，其亡可待。”徽宗欣喜，命其出知定州，后改知江宁。
宣和三年（1121），方腊起义军攻入常山县境，一度占领章舍等地。同年冬，汉之从汴京归理家事。因“录奏报御捕功”，加龙图阁直学士，又进延康殿学士。朝廷因其调张叔夜收降宋江有功，赠尚书，封信安侯。葬抱石庵。娶妻钱氏，生二子：王栎、王枟。宋史有传。(按程俱《王公行状》及《京口耆旧传》载1123年2月4日卒于镇江居所，葬于丹徒黄杜村马鞍山王介墓后。娶妻曾氏，有子王樗、王栎。当是。有后代迁镇江金坛。)
王涣之
王涣之（1060~1124），王介之四子，字彦舟。元丰二年（1079）登进士甲科。宋史载：“未冠，擢上第，有司疑年未及铨格，特补武胜军节度推官。”不久，调杭州教授。后改知上颖县。元祐（1086~1094）中，为太学博士。绍圣（1094~1098）间，出任卫州通判，后召入编修《两朝鲁卫信录》。
徽宗继位，涣之受大臣们推荐，***入朝议论国事。有“求言非难，听之难；听之非难，察而用之难。……言无逆逊，唯是之从；事无今昔，唯当为贵；人无异同，唯正是用”等语。被徽宗***纳，授予谏官御史。涣之坚决推辞说：“臣由大臣荐，不可居是官。”于是改任吏部员外郎。历任左司员外郎、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等职。淮右饥，赈活万人。在广州任广南东路经略安抚时，颇著声迹。
崇宁（1102~1106）初，升任给事中、吏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知广州。因党争被解职，改知舒州。被蔡京列入“元祐党”籍，继而出守洪、滁、潭、杭、扬诸州。大观四年（1110），张商英任宰相时，涣之复任给事中、吏部侍郎。商英离职，涣之又出任地方官。重和元年（1118），改任中山府路安抚使兼知定武军，加宝文阁直学士。后因病调至安徽亳州，任明道宫提举。涣之性淡泊，常言；“乘舟常以覆溺处之，乘车常以颠坠处之，仕宦常以不遇处之，则无事矣。”因王悆之子沩之无后，过继给王悆为嗣。宣和六年（1124）病故，葬抱石庵，终年64岁。娶妻俞氏，生一子：王机。
(按《王涣之墓志铭》《京口耆旧传》载:王涣之于宣和六年(1124)7月4日病不起，11月10日下葬于丹徒马鞍山，与妻同窆。有子王植，王枞。按墓志推测，王植当逝于其前。)
(宋史说他45岁卒，当误)
王栎
王汉之的长子，重和元年(1118)进士，又名巩，以父荫入承务郎，任大理寺评事，赠大中大夫，葬抱石祖墓后底凹。娶妻张氏，生二子，汝霖、汝听。庆元五年状元曾从龙为王栎题词：“节钺方面使相重臣。作朝廷之保障，秉阃外之令钧。宰相回翔之乐，天子股肱之亲。”弟王樗，亦以承务郎入仕。(余不详)
王枞，王涣之子，朝奉郎，河北路转运司管句文字。（见《北山小集》）
王楹，王涣之子，承务郎。（见《北山小集》）
王植，涣之子，以叔汉之恩荫入仕，终福州太平州通判。(余不详)
王烜，植子，字晦叔，好读书，喜论古今治乱，酒后耳热道历代南北离合五季纷争事，如身履目见。年五十五，始以植遗泽出仕监平江府比较务、建康府大军仓。烜性瓠落，仕非本志，仓官垂满，不但志不干进抑已老矣。会枢密曾怀之子访旧，金陵邂逅同集，见其饮酒数斗不乱议论英发，贯通古今，襟度轩豁，无世俗龌龊气，以为是孔北海祢平原之流，非馀子可拟。归而言之，怀为徧发当路书，亦会怀懐自枢廷执政不两月，荐书溢格，遂改宣教郎，知盱眙军天长县事，归而疾卒。(《京口耆旧传》王汉之篇)
王光国，王汉之孙，历泰州、滁州通判。余不详。(见《京口耆旧传》)
王光远，王涣之孙，登仕郎。（见《北山小集》）
王一非
字从是，王栎后裔，居东案乡上源下宅，初任工部主事，累官徽猷阁大学士。御赐琴书下带之宠，谥号文正。娶妻陈氏、杨氏，生二子：王祥、王祈。庆元五年己未（1199年）进士。
录入李白与孟浩然资料！
谨供参考！
祝您好运！
***清高的李白的一生
作者:未知
微妙的问题是李白没有心思去品咂一下他在政治仕途上的失败苦涩，尽管这时他已44岁了，但仍匆匆忙忙按老路去赶行程。每到一处，他就与当地的太守、长史、司马、县令等官场人物上书赠诗、应酬宴请。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一些连史传都无记载的人物竟被他美誉为雄才豪杰，其目的是迫切的希望对方赏识自己，很多语气近于乞求。天宝十四年(755年)，李白竟执笔代替宣城太守向权倾朝野的右相杨国忠上书，言辞卑下，语多阿谀，尽管是为他人言，但实在是有损于自己的形象与人格，后世研究者对此只好闭口不谈。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的干谒自荐活动无人顾及了，他听到永王李ヂ示经营长江流域，便兴冲冲的跑下庐山进入李ツ幌滦ЯΓ试图奋剑运筹立功建业，谁知李ゾ挂颉芭崖摇比军覆没，李白南奔自首后以附逆罪投入监狱，差点被杀头，最后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这是李白第二次惨遭政治上的打击，本来他满怀***报效君王，要与永王李ス哺肮难，结果却身陷囹圄，所以他一再声称自己是被“迫胁”，减轻和开脱“谋逆”之罪。幸亏御史中丞宋若思将他解脱，随其到武昌幕府中协理文案，天真的李白又心血来潮，以宋的名义向朝廷写了一封自荐表，要特请拜一名京官给自己。此后他又两次向宰相张镐投诗，交结地方官员，希望能再踏上仕宦之途。上元二年(761年)李白听说太尉李光弼出征东南，虽然他已61岁了，仍向朝廷“请缨”，准备投身军幕，但因生病不得不半道还家，后到当涂(今安徽当涂)去依靠“从叔”县令李阳冰，不到一年便悲凉地病死在这个小县城了。
李白一生思想上渴求入仕做官，人事上却几次难以遇合，在行为上功名强烈直至乞求权贵，在情感上凹凸不平愤世疾俗。在他留下的1000多首诗歌中，充满了浪漫气质的夸张之词，豪言壮语中时时表现出“平交王侯”的幻想，对现实不满集中于从政之志无法实现上，痛恨厌恶的只是阻塞了他上进之路的小人，而对皇帝、权贵则是慧眼没识他的才干。如果说他一辈子功未成、身也未退，那么他一生也未真正安安静静地隐居过。同样，他在文学创作上的个性解放、傲岸超然、纵情自适，和他猎取功名强烈从政的委曲求全，使他一生陷入痛苦的矛盾中，诗人李白的崇高和文人李白的庸俗似乎竟能在主观上统一起来，这就给后代具有个性又颇受压抑的读书人们留下了极好的渲染素材与反思榜样。(
唐朝的田园诗人为数不少，但真正诗句恬淡***，通着一股禾苗泥土的气息，称得上纯天然而无任何添加剂的诗篇，我觉得孟浩然的诗才是当之无愧的。
孟浩然的诗句一向以清淡著称，绝不同于后人摹拟的那些伪田园诗，颇多穿凿的痕迹。就是后人摹写的比较好的比如像《红楼梦》中林黛玉所写的“杏帘在望”一诗：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
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
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此诗是首好诗，句子如“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等也是极富文***，但总觉得没有孟浩然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更显得质朴无华，浑然天成。孟浩然的诗往往有一种“语淡而味终不薄”意境，其著名的一句诗“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出自他四十六岁游京师时,适逢中秋佳节,长安诸学者邀他赋诗作会，他以此句令在坐众诗人拍手称绝，纷纷搁笔不敢再写。此联确实清淡优美，宛如天籁之音，代表了孟浩然的诗风。
孟浩然的诗味清淡，为人也是如此，孟浩然早年隐居在襄阳城外，与汉代著名的老牌隐士庞德公（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诸葛亮和庞统这两个“伏龙”、“凤雏”都敬其为师）所隐居的鹿门山相隔不远。也许是受到当地由庞德公流传下来的隐居风气的影响，孟浩然也比较欣赏和乐于隐士的生活。孟诗中这样的诗句很多，像什么：“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又比如：“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当然比较能代表孟浩然隐逸生活的还是那首《夜归鹿门山歌》：
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
人随沙路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
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黄昏、沙岸，孤舟、月照、烟树、松径、幽人。何等的清幽，何等的静谧，凡世俗尘，一洗而净。李白有诗赞孟浩然：“我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可是，孟浩然却也没有做到一生就这样做清高自许的隐士。而是在四十岁时，突然起了想当官的心思，所以就到长安游历应试。
我们现在可能无从得知是什么原因，让孟浩然动了这个心思。但我觉得也不必嘲笑孟浩然:“名利何曾伴汝身,无端被诏出凡尘。牵连大抵难休绝,莫怨他人嘲笑频。”说来功名之心，人所共有，其实“功名”二字对一个人的压力之大，非亲身体会不能感觉。世态炎凉如风刀霜剑，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想隐逸一生谈何容易？孟浩然自己也说过“一丘常欲卧，三径苦无资”，隐逸也是要有本钱的呀。
可是孟浩然虽然才气四溢，但人际关系世事人情方面却稚嫩得很。孟浩然的求功名之路也成了一条辛酸之路。
孟浩然到长安参加应试居然落第，其实也说来也很正常。孟浩然清新质朴的诗句，可能不太合那些看惯了四平八稳的应制诗的老爷们的口味。孟浩然落第后，满腹心酸，写道：
一丘常欲卧, 三径苦无资。
北土非吾愿, 东林怀我师。黄金燃桂尽, 壮志逐年衰。
日夕凉风至, 闻蝉但益悲。
“一丘常欲卧, 三径苦无资”，是的，归隐是快乐的，但生活是现实的，北山的白云虽然可以使隐者怡悦，可毕竟不能当饭来吃。“北土非吾愿, 东林怀我师”：北土长安其实不是孟浩然得其所哉的乐土，但是有时候现实就是这样，虽然孟浩然向往隐者的东林精舍，但他还是不得不呆在他不喜欢的北土长安，我们现在不也有好多人和他一样，为了生活的现实呆在自己不喜欢的地方？“黄金燃桂尽, 壮志逐年衰”：“黄金燃桂尽”，言花费多（有米珠薪桂一词，孟此句写烧柴如桂，都是说长安的消费水平太高）而无法维持。看来当年长安和孟浩然隐居的乡下比也是高消费，物价贵的厉害。此句江湖夜雨深有所感，江湖夜雨立志想成为一名作家，但书稿成后，发表之路也是甚是艰辛，不由得心中的满腔豪情与日俱减，渐渐冰冷。“壮志逐年衰”此句一声叹息，感慨无限。想孟浩然久居长安，求人无门，金银耗尽，不禁壮志渐衰，雄心尽丧。其实我们又有多少人怀着理想奋斗，却在现实的磐石前将勇气消磨而尽？
其实孟浩然有过一次见到皇上的机会，事情是这样的：据《新唐书·孟浩然传》记载：孟浩然受王维邀请进入府署，忽然听说皇上驾到，孟浩然就吓得躲到床底下去了。要说这孟浩然也是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你说你和王维两个大男人在一起谈谈诗文，又不是被捉奸在床的奸夫*妇，你往床底下钻个什么劲儿？你就大大方方的让王维引见一下不就得了。这唐朝的皇帝也好有趣儿，好像后世的皇上都一本正经，很少有到大臣家里去串门的。来的这个皇上正是当朝天子李隆基。王维向皇上汇报了真情，皇上似乎还挺高兴，要见见这个江湖诗人。孟浩然就顶着一脑袋瓜子土爬出来拜见了皇上（你说这样子多狼狈，这可能也为后来的面试失败埋下了祸根）。皇上向他索诗，孟浩然又头脑发昏，给皇上念了这么一首诗：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李隆基听了果然大为不悦，说道：“先生您根本就没来求仕，我也从来没有抛弃过先生，先生您干吗要诬蔑我呢？”说来也是，孟浩然既然想求官，还说什么“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你既然要归你的“敝庐”还罗嗦什么呀，尤其是这“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两句，字面上说是自已不才，其实不亚于说皇上不才，对照下句，多病故人疏，自己病了故人就疏远自己了，这“故人”是什么道德品质呀？而上联的明主听起来也就满是讽刺意味了。孟浩然真是手足无措，慌中出错，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孟浩然的面试彻底失败。
孟浩然看来对世事人情懂得实在太有限了，只凭自己的真性情行事，不知道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你看人家薛宝钗，元春娘娘命题时写的那诗：
芳园筑向帝城西,华日祥云笼罩奇.
高柳喜迁莺出谷,修篁时待凤来仪.
文风已著宸游夕,孝化应隆归省时.
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
谦恭礼敬颂诸词俱全，和宝钗后来自己闲写来众儿女们看的“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的咏蟹诗这样的尖锐句子天差地别。如果孟浩然同学也来上这样一首类似的，说不定唐明皇李隆基龙颜大悦，当场就赏个官给孟浩然当当。
孟浩然经此一事，心下好生沮丧，自己感叹道：
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 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
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 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
孟浩然明白了，吴越的山水才真是他的家，他的乐土。虽然孟浩然口上说“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但心中还是充满郁闷的。他和王维告别时留下这样一首诗：
寂寂竟何待, 朝朝空自归。
欲寻芳草去, 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 知音世所稀。
只应守寂寞, 还掩故园扉。
孟浩然其实还是渴望仕宦生涯的，但现实中，能帮助他的人太少了，所谓“当路谁相***, 知音世所稀”，所以孟浩然带着失望回去了，（这个想必找工作的犯难的朋友也有类似的经历吧），他无奈地掩上柴扉，守住他的寂寞。
但孟浩然的心从未完全死去，在他去世不久前，还写了《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仍然表达了对功名的渴望之情，不过这次孟浩然不敢再说“不才明主弃”这样的愤愤之语了，而是用“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来委婉地恳请张丞相给他点恩惠，读到这里，不禁觉得白头霜鬓的孟浩然很是可怜。
孟浩然的去世之因据说是这样的：孟浩然当时患了背疽，本来好了大半，后来诗人王昌龄造访，两人一高兴喝起酒来，结果孟浩然背疽复发，就去世了。可叹呀。孟浩然没有等到取得功名富贵的那一天就离开了人世，这似乎是孟浩然一生中的遗憾。《唐才子评传》一书中也说：“古称祢衡不遇，赵壹无禄。观浩然磬拆谦退，才名日高，竟沦明代，终身白衣，良可悲夫！”。但我想孟浩然如果能够生前知道，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辈人从牙牙学语时就用稚嫩的童声读着“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句子，可能孟夫子真的不会再在乎世上蝇营狗苟的功名了吧。
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篱。
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圃露庭霜何寂寞,鸿归蛩病可相思?
休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片语时。
真想告诉人淡如菊的孟浩然，有这么多人喜爱他的诗文，应该足以抵过他一生中的圃露庭霜了。
因为这些名士是有目的的掩饰，为的就是更出名。所以虽然是隐士，但是还是用了很多手段让自己出名。
其实一般的隐士，真正目的并不是做隐士，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自身的价值，让别人认为自己能力更大，但是淡泊名利，这样的人用起来既放心，又对主君忠心，无形中就把自己跟别人分开了。这其实也是一种营销手段。毕竟，古代不像现在有网络，有媒体，所以古代想让自己出名更困难。于是，就要做隐士。找个犄角旮旯但是环境优美的地方躲起来。但是，一定得跟自己的好朋友时不时讨论一下时下受大众欢迎的问题，然后把犀利的观点说出去，这样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个人，对时事很有看法，很会处理问题，却视金钱如粪土，就喜欢和朋友谈天说地。要么时不时写几首诗文或好字流传出去。不过，这些字画什么的要么是免费送给朋友的，要么是高价卖给收藏家的，千万不能便宜卖给一般人。所以，这些都是打着隐士名号的谋士，要真的是隐士，谁会让别人知道！再不然，就是把自己的格调提起来，一定要让大家觉得自己不是一般人。
比如说，历史上最著名的姜子牙，就是不走寻常路。别人拿弯钩钓鱼，他用直针。这么独立特性的做法目的就是吸引帝王前来，毕竟这么大胆的做法就是在告诉皇上，我跟你的其他谋士不一样，我比其他人都有本事！结局大家都知道，姜子牙是一代名相。还有另一个名人诸葛亮，也是刘皇叔请了好几遍才出门。这就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才会有持无恐。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态，不容易得到的才是珍品。
所以说，被人熟知的隐士，大多不是真正的隐士。要不然，咋会那么多人都知道呢！
太多了。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
中国三国魏7位名士的合称，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7人常集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西北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的***。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 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嵇康(224—263)
三国时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字叔夜。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於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
阮籍(210－263)
三国时期曹魏末年诗人。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徵、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於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山涛(205—283)
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於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向秀(约227-272)
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刘伶
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阮咸
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
王戎(234—305)
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戴 逵(约325～395) 字安道。东晋谯郡 (今濉溪县临涣)人。后居会稽剡县。博学多能，“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少时曾以白瓦屑和鸡蛋汁作郑玄碑，时称绝妙。曾就学于范宣。所画人物、山水、走兽“情韵连绵，风趣巧拔”，“荀勋、卫协之后，实为领袖”( 谢赫《古画品录》)。《历代名画记》著录其画作《阿谷处女图》、《孙绰高士像》、《胡人弄猿画》、《董威辇诗图》、《濠梁图》、《孔子***图》、《金人铭》、《三马伯乐图 》等。擅长雕刻及铸造佛象。首创干漆夹 雕塑法。曾塑“五世佛”，与顾恺之壁画“维摩诘象”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并称“三绝”。毕生以艺术创造为乐，不趋荣华 ，远避权贵。太衬王闻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曰：“戴安道不为王门怜人。”孝武帝“ 束帛”聘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固辞不就，远去吴地避之。另著有《释疑论》、《竹林七 贤论》2卷(已佚)、《闲游赞》、《水赞》、《琴赞》、《高兴赋》、《流火赋》、《酒赞 》等。 何尚之(382～160) 字彦德。南朝宋庐江县(今霍山)人。少轻薄，及长，以操行见称 。与谢混相知。初为临津令，补刘裕府主簿。从征长安，以功赐爵都乡侯。宋文帝时任尚书 令。孝武帝时官至左光初，开府议同三司，元嘉二十二年(445)造玄武湖，劝阻文帝在湖中建方文、蓬莱、瀛州三山，以免劳民伤财。曾立宅建康南城外，聚生徒讲学，一时四方名士 纷纷慕名而来，谓之“南学”。著有文集十卷行于世。
王 蕃(227～266) 字元和。三国时吴国庐江郡(治今潜山)人。历任尚书郎、散骑中常侍等职。博览多闻，兼通术艺，在天文、数学领域多有成就。他根据张衡的浑天说和自己观察天象的经验，制作“浑仪”(即天球仪)。“浑仪”圆周为一太零九寸五分，灵巧而实用， 撰有《浑天仪图记》，分周天为365.25度，立黄道与赤道交角为24度(今测定为23.5度)，为我国天文家作出重要贡献。在数学上，研究出圆周率为π=3.1555，为当时一项重要数学成 就。为人高尚耿直，名重一时。甘露二年(266)被吴主孙皓以“酒醉失礼”。
左思
左思 (约公元250～305年)字太冲，临淄（今山东淄博）人，西晋时著名文学家。他家世业儒学。少时曾学书法鼓琴，皆不成，后来由于父亲的激励,乃发愤勤学。左思貌丑口讷,不好交游,但辞藻壮丽,曾用一年时间写成《齐都赋》（全文已佚，若干佚文散见《水经注》及《太平御览》）。泰始八年(272)前后，因其妹左□被选入宫,举家迁居洛阳，曾任秘书郎。元康年间，左思参与当时文人集团“二十四友”之游，并为贾谧讲《汉书》。元康末年，贾谧被诛，左思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后齐王□召为记室督，他辞疾不就。太安二年(303),河间王□部将张方纵暴洛阳，左思移居冀州，数年后病逝。
王羲之
王羲之（321—379年，或303—361年）字，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
他认为养鹅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从鹅的某些体态姿势上领悟到书法执笔，运笔的道理。有一天清早，王羲之和儿子王献之乘一叶扁舟游历绍兴山水风光，船到县禳村附近，只见岸边有一群白鹅，摇摇摆摆的模样，磨磨蹭蹭的形态。王羲之看得出神，不觉对这群白鹅动了爱慕之情，便想把它买回家去。王羲之询问附近的道士，希望道士能把这群鹅卖给他。道士说：「倘若右军大人想要，就请代我书写一部道家养生修炼的《黄庭经》吧！」王羲之求鹅心切，欣然答应了道士提出的条件。这就是「王羲之书换白鹅」的故事。
二十岁时，有个太尉郗鉴派人到王导家去选女婿。当时，人们讲究门第等级，门当户对。王导的儿子和侄儿听说太尉家将要来提亲，纷纷乔装打扮，希望被选中。只有王羲之，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躺在东边的竹榻上一手吃烧饼，一手笔划着衣服。来人回去后，把看到的情况禀报给郗太尉。当他知道东榻上还靠着一个不动声色的王羲之时，不禁拍手赞叹道：这正是我所要的女婿啊！于是郗鉴便把女儿郗浚嫁给了王羲之。这故事便成了「东床」和「令坦」两个典故。
在他身上出现的成语还不只这些，据说有一次，他把字写在木板上，拿给刻字的人照着雕刻，这人用刀削木板，却发现他的笔迹印到木板里面有三分之深。这就是成语「入木三分」的由来。
王羲之一生最好的书法，首推兰亭集序。那是他中年时候的作品。
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得三月三日，人们必须去河边玩一玩，以消除不祥，这叫做[修褉]。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和一些文人，共四十一位，到兰亭的河边修褉。大家一面喝酒，一面作诗。
作完了诗，大家把诗搜集起来，合成一本兰亭集序，公推王羲之作一篇序文。这时王羲之已醉了，他趁着酒意，拿起鼠须笔，在蚕茧纸上，挥起笔来。这篇序文，就是后来名震千古的兰亭集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殉葬昭陵。留下来的只是别人的摹本。今人所见，皆为《兰亭序》临摹本。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很丰富，除《兰亭序》外，著名的尚有《官奴帖》、《十七帖》、《二谢帖》、《奉桔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乐毅论》、《黄庭经》等。其书法主要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苔惊蛇”，王羲之的书法是极美的。
谢安（320年 ~ 385年）字安石，号东山，东晋政治家，军事家, 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
谢安出生名门，喜爱读书，不愿做官。多次被朝廷征召,均被谢安拒绝。在公元360年，谢安终于担任司马一职，并在公元373年以自己的沉着冷静阻止了桓温篡权的阴谋。在公元383年，苻坚率领百万大军，意图吞灭东晋，谢安以征讨大都督的身分负责军事，最终击败苻坚，并由此诞生了“小儿辈遂已破贼”与“不觉屐齿之折”的故事。
东晋大将恒温、刘裕简史
陶渊明
刘勰
魏晋南北朝
[帝王将相士] 曹操 曹丕 曹植 郭嘉 荀彧 夏侯敦
袁绍 司马懿 董卓 张角张梁张宝 苻坚 谢尚 谢安
刘裕 拓跋珪 拓跋焘 萧衍 宇文泰 萧道成
高欢 陈霸先 羊祜 祖逖 花木兰 周处
[文人雅士] 陶渊明 谢灵运 颜延之 谢眺 干宝
陈寿 范晔 嵇康 阮籍 孔融 陈琳
蔡邕 蔡琰（文姬） 陆机 陆云 左思 沈约 萧纲 萧绎
王羲之 王献之 顾恺之 锺繇 张衡
魏晋南北朝 人物大全
刘表 马腾 羊祜 鲁肃 吕蒙 陆逊
崔浩 檀道济 沈庆之 斛律光 韦孝宽 韦睿
萧摩诃 元英(拓跋英) 尔朱荣
裴宏 张华 张载 张协 郭璞 刘勰
向秀 刘伶 山涛 阮咸 王戎
王荣 徐干 阮璃 应锡 刘权
锺嵘 刘勰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
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的***。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
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暇豫，不失其位，但在当时年代不失为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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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223-262）三国魏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字叔夜。谯国至（今安徽宿州市西南）人。嵇康是魏宗室的女婿，任过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
嵇康在政治思想上“托好老庄”，排斥“六经”，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决破礼法束缚。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
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开封）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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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蔑视礼法：
阮籍好酒，他家旁边就是酒店，女主人是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阮籍常和王戎去吃酒，醉了就若无其事地躺在人家旁边睡着了，根本不避嫌。那家的丈夫也不认为他有什么不轨的行为。
魏晋时期，男女授受不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阮籍全不放在眼里。一次，他嫂子要回娘家，阮籍不仅为嫂子饯行，还特地送她上路。面对旁人的闲话、非议，阮籍说：“礼法难道是为我辈设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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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
鲁迅：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
历代关于“竹林七贤”的排序，阮籍总是名列第一，可见阮籍的在士人中的名望之高。如：《世说新语·任诞》明确地把阮籍排在首位，嵇康次之，山涛居第三位，余人皆在三名之后。《名士传》的排列的次序为：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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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的特点如下：
1、清谈玄理
东汉中叶，由于政治***、社会，太学生们高言放论、评议时政、臧否人物，逐渐成为一种风气。魏晋时期，王朝更替，朝臣争权，统治阶级内部充满了虚伪、狡诈、猜忌和凶杀等不堪行径。
曹操在建立***的过程中，打击士族豪强势力，极力铲除异己，孔融、杨修等名士相继被杀，清谈被迫转向玄虚。魏晋***交替之时，曹氏与司马氏两大集团殊死斗争，直接导致何晏、夏侯玄、嵇康等名士接连被害。
处于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魏晋名士内心充满了彷徨和恐惧，许多人不愿涉足政治，也不敢评议时政。既要全身远祸，又要填补生活上的空虚，缓解精神上的痛苦，不谈政治而专言玄理的清谈成为理想选择，若不能谈玄，则好似不够名士资格。
尽管清谈含有摈弃世务、逃避社会的意味，但在看到其消极一面的同时，应认识到魏晋玄学对于中国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玄学的辨明析理完全是抽象思维，从这一方面说，魏晋玄学是对两汉哲学的一种革命。
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从两汉到魏晋，觉得耳目一新，因为玄学的精神面貌和两汉哲学比较起来，完全是新的。在中国哲学史中，魏晋玄学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发展。?
2、品评人物
同清谈玄理一样，品评人物是在魏晋名士中流行的一种风尚，同时是《世说新语》着力表现的又一项重要内容。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评来源于东汉察举制度中的乡党评议。
当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后，人物品评开始逐渐转向对实际才能的考察，此后，曹丕又设立了与“唯才是举”南辕北辙的九品中正制，根据门第世系擢用官员。
人物品评则失去了往日的仕途意义，成为对理想人格的探寻和追求。品评内容不再局限于对道德或才能的单一考察，而成为对人物品性、才能、容止、风度等方面的全面品鉴。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魏晋时代的审美风尚。此时的人物品评虽然不起直接的政治功利作用，但它仍然可以影响并决定人的名誉、地位和声望。
3、服药饮酒
除了口谈玄言和品评人物外，魏晋名士在生活方式上也展现出了一代士人独特的风貌。魏晋名士服药成风，这药就是五石散。?
五石散的名字是就此药的原料来说的，主要以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黄为主，再辅以他料略加增减。五石散是一种剧毒药，服用后伴随毒力发作，产生巨大内热。
需要一套极其细微繁琐的程序，将药中的毒力和热力散掉，即所谓的“散发”。散发的要义在于服药后多吃冷饭，故称寒食散。?
除了吃冷饭以外，还要外出步行运动及喝热酒好酒，这也是魏晋士人大多饮酒成癖的原因所在。服药饮酒易于伤身，相比之下，寄情山水则可以全身远祸，不失为一种明智之选。
魏晋时期，由于社会、政治黑暗，士大夫阶层大都以山水为乐，将自己的生活理想与山水之美结合起来，这对于山水诗的产生，无疑产生了促进作用。?
扩展资料：
魏晋是一个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
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
“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百度百科-魏晋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