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四年二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
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眀，而陛下幡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狄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买灯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
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至於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稿，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茍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已也。”惟商鞅变法，不顾人心，虽能骤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狥，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於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干於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竒，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於忧；小人则以其意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後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何者？未置此司，则无其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
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後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智者所国，贵於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者，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
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轲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逹，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
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
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盗贼公行，出於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唐***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瑒、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寛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
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茍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縻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畧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
凡有擘画，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并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功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疎，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茍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田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榖，岂不难哉？
又欲官卖所在房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於四方者，用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雕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於御军，军法莫严於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於逃军，则其逃必甚於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
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於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之立法，必虑后世，岂可於两税之外，生出科名。万一后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无所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茍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
青苖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苖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兊。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眀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
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嬴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巳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巳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民自足，无专斗乞匄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苖，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苖，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
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必然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在陜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常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眀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已。
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於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苖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
陛下天机洞照，圣畧如神，此事至眀，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髙。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髙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曰：“趣销印。”夫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嬉，何尝累髙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於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狥髙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
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
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的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於长而存；道的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
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有篡弑之臣；卫，至弱也，季子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衅生；宣宗収燕赵；复河湟；力强於宪武矣；销兵而庞勋之乱起。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於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
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尫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尫羸而无害，及其巳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道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
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太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德宗初即位，擢崔佑甫为相，以道德寛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蔼然，天下相望。庶几贞观。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
我仁祖之驭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
且天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茍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徳，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
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诸难，有卓异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侯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资，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须虑此，况其他乎？世尝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髙祖以三十万众，困於平城，当时将相羣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踈，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用之晚成，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蔽贤之士，至於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至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於斯可见。
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眀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叹，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毫厘，其间一事声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人之荐举而与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廹隘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酧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巳振监司之体，各坏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髙以言，而名实乱矣。
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浄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国家租赋籍於计省，重兵聚於京师，以古揆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
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眀，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世之防，朝廷纪纲，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眀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
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消委之馀，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徃，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茍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茍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患乃至於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亡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羮，同如济水。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於经典。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袵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得以知觉？”
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
臣非敢历诋新政，茍无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刋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刚之必，断物议既允，臣敢有词。至於所献之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乱，酗於酒德。”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髙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哉？臣天赐至愚，笃於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巳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眀，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於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坏不能巳，卒进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西汉·刘向《愚公之谷》白话释义：
齐桓公出外打猎，因追赶野鹿而跑进一个山谷时。看见一老人，就问他说：“这叫做什么山谷？”老人家回答说“叫做愚公山谷。”桓公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他回答说：“用臣下的名字做它的名字。”
桓公说：“今天我看你的仪表举止，不像个愚笨的人，老人家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字呢？”老人家回答说：“请允许臣下一一说来。我原来畜养了一头母牛，生下一头小牛，长大了，卖掉小牛而买来小马。一个少年说：‘牛不能生马。’就把小马牵走了。
附近的邻居听说了这件事，认为我很傻，所以就把这个山谷叫做愚公之谷。”桓公说：“老人家确实够傻的！您为什么把小马给他呢！”桓公就回宫了。第二天上朝，桓公把这件事告诉了管仲。管仲整了整衣服，向齐桓公拜了两拜，说：“这是我夷吾的愚笨。
***使唐尧为国君，咎繇为法官，怎么会有强取别人小马的人呢？如果有人遇见了像这位老人所遭遇的凶暴，也一定不会给别人的。
那位老人知道现在的监狱断案不公正，所以只好把小马给了那位少年。请让我下去修明政治吧。”孔子说：“***们记住这件事，桓公是霸主；管仲是贤明的宰相。他们尚且有把聪明当作愚蠢的情况，更何况那些不如桓公和管仲的人呢！”
原文：
齐桓公出猎，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见一老公而问之，曰：“是为何谷？”对曰：“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对曰：“以臣名之。”
桓公曰：“今视公之仪状， 非愚人也，何为以公名？”对曰：“臣请陈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卖之而买驹。少年曰：‘牛不能生马。’遂持驹去。傍邻闻之，以臣为愚，故名此谷为愚公之谷。”
桓公曰：“公诚愚矣！夫何为而与之。”桓公遂归。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过也。使尧在上，咎繇为理，安有取人之驹者乎？若有见暴如是叟者，又必不与也。
公知狱讼之不正，故与之耳，请退而修政。”孔子曰：“***记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贤佐也。犹有以智为愚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与。”
扩展资料写作背景：
刘向初以父荫任辇郎，后擢任谏大夫。宣帝时选为儒俊材，曾应诏献赋颂数十篇，官至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时，擢任散骑宗正给事中，因屡次上书言事，弹劾宦官弘恭、石显及外戚许、史，曾两度下狱，被免为庶人，闲居十余年。
成帝即位后被启用，拜中郎，使领三辅都水，迁光禄大夫，官至中垒校尉。刘向多次上书，建议削弱外戚权力，甚为成帝嘉许，但终不能用。
夜观星象，常常通宵达旦。刘向喜言五行灾异之说，并据以论证现实政治。其学问渊博，曾奉诏整理五经秘书、诸子诗赋近20年，对古籍的整理保存作出了巨大贡献。
撰成《别录》，为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又***上古以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衍行事，以类相从，撰成《洪范五行传》11篇。
文学上以辞赋和散文见长，《汉书·艺文志》载有其赋33篇，今多散佚，唯存《九叹》系拟屈原《九章》之作，在追念屈原之辞中寄托身世之感。
其散文今存部分奏疏和点校古籍的叙录，著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其文叙事简约，论理畅达，从容不迫，对唐宋古文家有一定影响。
内容简介：
一位聪明的老人故意***托解释地名，讲了一个傻得荒唐的寓言故事，意在讽刺齐国司法的废乱。然而齐桓公信以为真，把寓言当成了真实的事情，没有参透老人的真正目的。
名相管仲理解并接受了老人的讽谏，改进治理，下大气力解决司法公正问题。显然，作者的用意在劝诫治政者应善于听取老百姓的意见，治理好国家。
（一）陈代曰①：“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 陈代说：“您不愿谒见诸侯，似乎气量小了些；如果现在谒见一下诸侯，大则凭借他们推行王政，小则凭借他们称霸天下。何况《志》上说：‘委屈一尺却能伸直八尺’，好像是值得去做的。”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②。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③，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④我不贯与小人乘⑤，请辞。’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孟子说：“从前，齐景公打猎，用旌旗召唤看护园囿的小吏，小吏不来，景公要杀他。志士不怕弃尸山沟，勇士不怕丢掉脑袋。孔子（称赞那个小吏，）取他哪一点呢？取的是，不是他应该接受的召唤标志他就是不去。如果我不等诸侯的召聘就主动去谒见，那算什么呢？而且所谓委屈一尺可以伸直八尺，是根据利益来说的。如果只讲利益，那么***使委屈了八尺能伸直一尺而获利，也可以去干么？从前赵简子派王良给自己宠幸小臣奚驾车去打猎，一整天打不到一只鸟。奚回来报告说：‘（王良）是天下最无能的驾车人。’有人把这话告诉了王良。王良说：‘请让我再驾一次。’经强求后奚才同意，结果一个早晨就猎获了十只鸟。奚回来报告说：‘王良是天下最能干的驾车人。’简子说：‘我就叫他专门给你驾车。’也对王良说了。王良不肯，说道：‘我为他按规矩驾车，整天打不到一只；不按规矩驾车，一个早上就打到了十只。《诗经》上说：“不违反驾车规矩，箭一出手就能射中。”我不习惯给小人驾车，请同意我辞掉这差使。’驾车的人尚且耻于同（不守规矩的）射手合作，即使这样的合作能猎获堆积如山的禽兽，也不愿去干。如果背离正道去屈从他们诸侯，那算什么呢？而且你错了：使自己变得不正直的人，是不能够使别人正直的。”
[注释] ①陈代：孟子***。②古代君子召唤臣下，按规定要有相当的物件作标志，如齐景公召管园囿的小吏应以打猎的皮冠，他不遵守规定，小吏就不***。③赵简子：晋国大夫，名赵鞅。王良：春秋末年著名的驾车能手。奚：人名。④以上两句出自《诗经?小雅?车攻》。⑤贯：《尔雅?释诂》：“习也。”即今“惯”字。
（二）景春曰①：“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②？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他们一发怒，诸侯就害怕，他们安居家中，天下就太平无事。”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③，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说：“这哪能算是大丈夫呢？你没有学过礼吗？男子行加冠礼时，父亲训导他；女子出嫁时，母亲训导她，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家，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要违背丈夫！’把顺从当作正理，是妇人家遵循的道理。（公孙衍、张仪在诸侯面前竟也像妇人一样！）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里，站立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上，行走在天下最宽广的道路‘义’上；能实现理想时，就同人民一起走这条正道；不能实现理想时，就独自行走在这条正道上。富贵不能迷乱他的思想，贫贱不能改变他的操守，威武不能压服他的意志，这才叫作大丈夫。”
[注释] ①景春：战国时纵横家。②公孙衍：魏国人，号犀首，当时著名的说客。张仪：战国时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主张连横，为秦扩张势力。③古时男子年二十行加冠礼，表示成年。
（三）周霄问曰①：“古之君子仕乎？” 周霄问道：“古代的君子做官吗？”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②：‘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 孟子说：“做官。古代的记载说：‘孔子三个月没有被君主任用，就惶惶不安；离开这个国家时，必定要带上谒见另一个国家君主的见面礼。公明仪说过：‘古代的人如果三个月不被君主任用，那就要去安慰他。’” “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 （周霄说：）“三个月不被君主任用，就要去安慰，不是求官太迫切了吗？”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③，以供粢盛；夫人蚕缫④，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 孟子说：“士失掉了官位，就像诸侯失掉了国家。《礼》上说：‘诸侯亲自耕种，用来供给祭品；夫人养蚕缫丝，用来供给祭服。（用作祭祀的）牛羊不肥壮，谷米不洁净，礼服不齐备，就不敢用来祭祀。士（失掉了官位就）没有田地俸禄，也就不能祭祀。’（祭祀用的）牲畜、祭器、祭服都不齐备，不敢用来祭祀，也就不敢宴请，（就像遇到丧事的人一样，）还不该去安慰他吗？”“出疆必载质，何也？” （周霄问道：）“离开一国时，定要带上谒见别的国君的礼物，为什么呢？”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说：“士做官，就像农夫种田；农夫难道会因为离开一个国家就丢弃他的农具吗？”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 周霄说：“我们魏国也是个有官可做的国家，却不曾听说想做官这样急迫的。想做官是这样急迫，君子却又不轻易去做官，为什么呢？”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孟子说：“男孩一出生，就愿给他找妻室，女孩一出生，就愿给她找婆家；父母的这种心情，***都是有的。（但是，如果）不等父母的同意，媒人的说合，就钻洞扒缝互相偷看，翻过墙头跟人，那么父母和社会上的人都会认为这种人***。古代的君子不是不想做官，但又厌恶不从正道求官。不从正道求官，是同钻洞扒缝之类行径一样的。”
[注释] ①周霄：战国时魏人。②公明仪：鲁国贤人。③耕助：即“耕藉”。藉，藉田，帝王亲耕之田。古代每到开春，都有耕藉之礼，以示重视农业。其礼先由天子亲耕，然后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等依次躬耕。④夫人：诸侯的妻子。
（四）彭更问曰①：“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 彭更问道：“跟随的车子几十辆，随从的人员几百个，从这个诸侯国吃到那个诸侯国，不也太过分了吗？”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孟子说：“不合道理的，那么一小竹筐饭也不能接受人家的；如果是合理的，那么就是舜接受尧的天下，也不能认为是过分，你认为过分了吗？”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彭更说：“不，士无所事事吃人白食是不可以的。”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②。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 孟子说：“***设你不流通、交换产品成果，用多余的弥补不足的，那么农夫就会有多余的粮食，织女就会有多余的布匹；如果你互通有无，那么各类工匠都能在你这里（凭工作）换到饭吃。***定这里有个人，在家孝顺父母，在外尊敬兄长，恪守先王之道，以此来教育后辈求学的人，但他在你这里却得不到饭吃，你为什么看重各类工匠而轻视遵行仁义的人呢？”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 彭更说：“各种工匠的动机，就是通过干活找口饭吃。君子修行仁义，动机也是找口饭吃吗？”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孟子说：“你何必讨论他们的动机呢？他们为你做事，可以给饭吃才给他们饭吃。再讲，你是根据动机给饭吃呢？还是根据他们所做的事给饭吃呢？”曰：“食志。” 彭更说：“根据动机给饭吃。”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 孟子说：“***定有人在这里毁坏了屋瓦，画脏了新刷的墙，他的动机是找口饭吃，那么你给他饭吃吗？”曰：“否。” 彭更说：“不给。”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孟子说：“既然这样，你就不是根据动机，而是根据所做的事给饭吃的了。”
[注释] ①彭更：孟子***。②梓、匠、轮、舆：分别是制造木器、宫室、车轮、车箱的木匠。这里代指各类工匠。
（五）万章问曰①：“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②，则如之何？” 万章问道：“宋国是个小国，现在打算施行仁政，如果齐楚两国憎恨它，出兵攻打，那该怎么办？”孟子曰：“汤居亳③，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毫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④，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孟子说：“从前汤居住在亳地，同葛国是邻国。葛伯放纵无道，不祭祀先祖。汤派人问他：‘为什么不祭祀？’（葛伯）说：‘没有供祭祀用的牲畜。’汤就派人送给他牛羊。葛伯把牛羊吃了，并不用来祭祀。汤又派人问他：‘为什么不祭祀？’（葛伯）说：‘没有供祭祀用的谷物。’汤就叫毫地的群众去替他耕种，年老体弱的送饭。葛伯带领自己的人拦截带有酒肉饭菜的人进行抢夺，不肯给的就杀掉。有个孩子拿着饭和肉去送给耕种的人，（葛伯）杀了孩子，抢走了饭和肉。《尚书》上说：‘葛伯仇视送饭的人。’就是说的这件事。因为葛伯杀了这个孩子，汤才去征讨他，普天下的人都说：‘不是要把天下变为自己的财富，是为了给平民百姓报仇。’‘汤王征讨，从葛国开始。’征讨十一次，天下无敌。向东征讨，西面的民族就埋怨；向南征讨，北面的民族就埋怨。（他们埋怨）说：‘为什么把我们这里放在后面？’人民盼望他来，就像大旱之年盼望下雨一样。（汤所到之处，）赶集的人络绎不绝，种田的人照常干活，杀掉那里的暴君，安抚那里的人民，就像及时雨从天而降，人民万分喜悦。《尚书》上又说：‘等待我们君王，君王来了我们不再受折磨。’（又说：）‘攸国不称臣，（周武王）向东征讨它，安抚那里的人们。（人们）用竹筐装着黑色、**的绢帛迎接周王，愿意侍奉周王而受他恩泽，称臣归附大周国。’那里的官吏用筐装满黑色、**的绢帛迎接周王的官吏，那里的百姓抬着饭筐提着酒壶迎接周王的百姓。（就因为周王）把那里的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除掉他们的暴君罢了。《太誓》上说：‘我军威武要发扬，攻到于国疆土上，诛除暴君去凶残，杀伐之功震四方，伟绩辉煌胜成汤。’不行仁政便罢了，如果行仁政，普天下的人都将仰起头来盼望他，要拥护他做自己的君主；齐、楚两国尽管强大，有什么可怕的呢？”
[注释] ①万章：孟子***。②指宋王偃早期想实行仁政以图强兴国的事，后宋发生内乱，诸大国觊觎，宋为齐所灭。③亳（bó）：邑名，在今河南商丘县境内。④于：陈梦家《尚书通论》认为“于即是邗”，古国名。下“取于残”之“于”同。
（六）孟子谓戴不胜曰①：“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孟子对戴不胜说：“你希望你的君王学好吗？我明白地告诉你。***定有个楚国大夫在这里，想让他的儿子学齐国话，那么请齐国人教他呢，还是请楚国人教他呢？”曰：“使齐人傅之。” 戴不胜说：“请齐国人教他。”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②，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③，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孟子说：“一个齐国人教他，许多楚国人哇啦哇啦干扰他，即使天天鞭打他，逼他学会齐国话，也不可能学会的了。如果带他到齐国都城的闹市上住上几年，即使天天鞭打他，要他讲楚国话，也不可能的了。你说薛居州是个好人，让他住在宋王宫中。如果在王宫中的人，不论年龄大小、地位高低，都是薛居州那样的人，宋王还能同谁一起干坏事呢？如果在王宫中的人，不论年龄大小、地位高低，都不是薛居州那样的人，宋王又能同谁一起做好事呢？仅仅一个薛居州，能对宋王起什么作用呢？”
[注释] ①戴不胜：宋国大夫。②庄岳：庄，街名；岳，里名，都在齐都城临淄城内。这里代指齐都中的闹市区。③薛居州：宋国人。
（七）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 公孙丑问道：“不去求见诸侯，有什么道理吗？”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①，泄柳闭门而不纳②，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 孟子说：“古时候，不是诸侯的臣下，不去谒见诸侯。段干木越墙躲避（魏文侯的来访），泄柳关门不接待（鲁穆公），这么做都太过分了。如果主动来见，这样也是可以见见的。阳货想要孔子来见他，又怕被说成不懂礼数。（按礼节规定，）大夫赠赐礼物给士，（士因故）不能在家接受礼物，（事后）就应该前往大夫家拜谢。阳货探听到孔子不在家时，给孔子送去一只蒸熟的小猪；孔子也探听到阳货不在家时，才上门拜谢。当时，阳货先（送了礼物来），孔子哪能不去见他呢？曾子说：‘耸起肩膀，装出笑脸，去巴结人，真比大热天在地里干活还难受。’子路说：‘明明合不来还要交谈，看他脸色羞惭得通红的样子，这不是我能理解的。’由此看来，君子所要培养的道德操守，就可以知道了。”
[注释] ①段干木：战国初期人，孔子***子夏的***，曾做过魏文侯的老师。②泄柳：鲁缪公时的贤者。
（八）戴盈之曰①：“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 戴盈之说：“实行十分抽一的税率，免去关卡和市场上对商品的征税，今年不能实行了，就先减轻一些，等到明年再废止（现行的税制），怎么样？”孟子说：“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孟子说：“***定有个人天天偷邻居的鸡，有人正告他说：‘这不是君子的行为。’那人却说：‘请允许少偷一些，每月偷一只鸡，等到明年再停止偷鸡。’如果知道那样事是不该做的，就该赶快停止，为什么要等到明年？”
[注释] ①戴盈之：宋国大夫。
（九）公都子曰①：“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公都子说：“外面的人都说老师您喜欢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孟子说：“我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而辩论啊！天下有人类很久了，总是一时安定，一时。在尧的时候，水势倒流，在中国泛滥，蛇龙到处盘踞，人们无处居住；地势低的地方，就在树上搭窝栖身，地势高的地方，就打相连的洞穴。《尚书》上说：‘洚水警诫我们。’洚水，就是洪水。尧派禹治水。禹开挖河道，让洪水流注进大海；驱逐蛇龙，把它们赶进荒草丛生的沼泽；水都顺着地中间的河道流泄，这就是长江、淮河、黄河和汉水。险阻排除了，危害人类的鸟兽消灭了，然后人们才能够左平地上居住。“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②，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③。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者，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尧舜去世后，圣人之道衰微了，暴君相继出现。毁坏民房开挖成深池，使人民无处安身；废弃农田改作园林，使人民断了衣食来源。荒谬的学说、暴虐的行为纷纷出现，园林、深池、沼泽多了，禽兽又聚集来了。到了商纣时，天下又大乱了。周公辅佐武王杀掉纣王，讨伐奄国，三年后除掉了奄君，把飞廉驱逐到海边杀掉。消灭的国家达五十个。把老虎、豹子、犀牛、大象驱赶到很远的地方，普天之下人心大快。《尚书》上说：‘多么辉煌啊，文王的谋略！后继有人啊，武王的功业！扶助、启迪我们后人，都正确完美没有欠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④。《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太平盛世和圣人之道又一次衰微了，荒谬的学说、暴虐的行为又纷纷出现了，有臣子杀君主的，有儿子杀父亲的。孔子感到忧惧，编写了《春秋》。《春秋》，（纠正君臣父子的名分，褒贬诸侯大夫的善恶，）这是天子的职权。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恐怕就在于这部《春秋》吧！怪罪我的，恐怕也就在于这部《春秋》吧！’“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⑤。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如今）圣王不出现，诸侯放纵恣肆，隐居不仕的人横发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塞天下。天下的言论，不是归向杨朱一派，就是归向墨翟一派。杨朱宣扬一切为自己，这是心目中没有君王；墨翟宣扬对人一样地爱，这是心目中没有父母。心目中无父无君，这就成了禽兽。公明仪说过：‘厨房里有肥肉，马棚里有肥马，而百姓面黄肌瘦，野外有饿死的尸体，这好比率领着野兽来吃人啊！’杨朱、墨翟的学说不灭亡，孔子的学说不光大，这会使邪说蒙骗人民，堵塞仁义。仁义被堵塞了，就导致率领野兽吃人，人与人将互相残食。我为此忧惧，决心捍卫古代圣人的思想，批驳杨朱、墨翟的学说，排斥荒诞的言论，使邪说不能产生。邪说从心里产生，就会危害事业；在事业上起了作用，就会危害政治。如果再有圣人出现，也不会改变我这话的。“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从前大禹制服了洪水而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猛兽而使百姓安宁，孔子编写了《春秋》而使犯上作乱的人畏惧。《诗经》上说：‘打击戎狄，严惩荆舒，就没有谁敢抗拒我。’目无父母、君主的人，正是周公所要讨伐的。我也想端正人心，扑灭邪说，批判放纵、偏激的行为，排斥荒诞的言论，以此来继承（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这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能够用言论?笛钪臁⒛?缘模?攀鞘ト说男磐桨 ！?BR>
[注释] ①公都子：孟子***。②奄：国名，原附属商，其地在今山东省曲阜附近。周公伐奄是周成王时的事。③飞廉：商纣王的宠臣。此处所记驱杀飞廉事，与《史记?秦本纪》所记不同。④《春秋》：春秋时期鲁国史官按年记载历史的书，孔子晚年曾对它进行删定。⑤杨朱：战国初期思想家，魏国人，字子居，又称杨子、阳子或阳生。他主张“为我”、“全性葆真”，不拔一毛以利天下，与墨翟的“兼爱”主张相反。
（十）匡章曰①：“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②？居於陵③，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匡章说：“陈仲子难道不是真正的廉洁之士吗？居住在於陵，三天没吃东西，（饿得）耳朵失去听觉，眼睛失去视觉。井台上有个李子，已被金龟子吃掉大半个了，他爬过去，拿起来吃，咽了三口，耳朵才听得见声音，眼睛才看得见东西。”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④？抑亦盗跖之所筑与⑤？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 孟子说：“在齐国的士人当中，我肯定认为陈仲子是首屈一指的。虽然这样，陈仲子哪能叫作廉洁？要想将他所持的廉洁扩展到（衣、食、住、行）一切方面，那只有变成蚯蚓才能做到。蚯蚓，在地上吃干土，在地下喝泉水（一切都不求人）。而陈仲子住的房子，是伯夷造的呢，还是盗跖造的呢？他吃的粮食，是伯夷种的呢，还是盗跖种的呢？这些都还不知道呢。”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纑，以易之也。” 匡章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他自己编草鞋，妻子绩麻搓线，用它们换取所需要的东西。”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⑥；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已频顣曰：‘恶用是■■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孟子说：“仲子是齐国的世家。他的哥哥陈戴，在盖邑享受禄米一万钟；仲子认为哥哥的禄米是不该得来的，因而不吃，认为哥哥的房屋也是不该得来的，因而不住，避开哥哥，离开母亲，住在於陵。有一天回家，见有人送给他哥哥一只活鹅，他紧皱着眉头说：‘哪用得着这呃呃叫的东西？’后来，他母亲杀了这只鹅，给仲子吃。他哥哥从外面回来，告诉仲子：‘这就是那呃呃叫的东西的肉呀。’仲子便跑出去把吃的肉呕吐出来。因为是母亲的食物就不吃，因为是妻子的食物就吃；因为是哥哥的房屋就不住，因为是在於陵就住了，这还称能扩展他那种廉洁吗？像陈仲子那样的人，只有变成了蚯蚓才能扩展他所持的那种廉洁了。”
[注释] ①匡章：齐国人。②陈仲子：齐国人，世称陈仲、田仲，又称於陵仲子。《淮南子?氾论训》说他“不入洿（同污）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遂饿而死”。③於陵：齐国地名，在今山东邹平县境。④伯夷：见《公孙丑上》第二章注。这里以伯夷代表廉洁的人。⑤盗跖（zhí）：春秋末年奴隶起义的领袖，姓展，名跖，因住在鲁国柳下，故又称柳下跖；“盗”是对他的诬称。这里以盗跖代表恶人。⑥盖（gě）：齐国地名，是陈戴的食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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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反第四十六
题解
本文从功利观点出发，指出社会上分别存在着六种“奸伪无益”之民和“耕战有益”之民，前者应受到诛罚却得到了称誉和礼敬，后者应得到奖赏却受到了轻视和贬抑，这就是“六反”。据此，文章又进一步反对仁爱、轻刑、足民，提倡君主以威严治国、以信赏必罚劝禁。
原文
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1]。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2]。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3]。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4]。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5]。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謟谗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礼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于俗而贱之，贱之所在，害必加焉[6]。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注释
[1]难：危难。降北：投降败逃。[2]方：方术，学说。[3]牟食之民：指依靠游说混饭吃的人。牟，贪取，侵夺。[4]语曲：诡辩。牟知：从事于玩弄智巧。牟：通“务”。知：通“智”。[5]暴憿之民：凶暴而冒险的人。憿，通“侥”，侥幸。磏：（lián）磨刀石，引申为有锋芒、有棱角。[6]訾：诋毁。
译文
贪生怕死逃避危难，是投降败逃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重视生命的人”。学道术立方术，是背离法制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有学问的人”。到处游说得到丰厚供养，是依靠游说混饭吃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有才能的人”。空谈诡辩玩弄智巧，是虚伪诡诈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雄辩智慧的人”。用剑行刺攻击，是凶暴而冒险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有锋芒勇敢的斗士”。救活贼子藏匿坏人，是应当判处***的罪犯，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讲名声有信誉的人”。这六种人，是社会上所称赞的。为国赴险忠诚献身，是为节操而牺牲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不会算计的傻瓜”。见闻少顺从命令，是守法的良民，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朴实丑陋的人”。努力劳作自食其力，是创造财富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缺少才能的人”。善良厚道单纯质朴，是正派善良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愚昧刚愎的人”。重视命令谨慎办事，是尊重君主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胆小怕事的人”。挫败乱贼遏制奸邪，是使君主明白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奉承说别人坏话的人”。这六种人，是社会上所诋毁的人。奸邪诡诈无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而社会上竟像那样来称赞他们；耕地作战有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而社会上却如此诋毁他们；这就叫做“六种反常”。布衣百姓考虑到自己的私利而称赞那些无益于国家的人，当代君主听到这些虚名就礼遇他们，礼遇他们，必定给予他们好处。布衣百姓考虑到对自己有害而诋毁那些有益于国家的人，当代君主被世俗偏见所蒙蔽而鄙视他们，被鄙视，必定会受害。所以名誉奖赏给了那些谋私作恶应当惩罚的人，而诋毁刑罚却加罪于那些为国家做好事应该奖赏的人，要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原文
古者有谚曰：“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爱弃发之费而忘长发之利，不知权者也。夫弹痤者痛，饮药者苦，为苦惫之故不弹痤饮药，则身不活，病不已矣[1]。今上下之接，无子父之泽，而欲以行义禁下，则交必有郄矣[2]。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3]。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恩，诈而诬也，故明主不受也。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着，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 *** 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不可以霸王矣。
注释
[1]弹痤：（tán）用石针割刺痈。痤：痈。[2]郄：（xì）同“郤”，也作“隙”，空隙、裂缝。[3]怀衽：怀抱。衽，衣襟。
译文
古代有谚语说：“处理政事就好比洗头，虽然会掉一些头发，但一定会洗头。”舍不得掉头发的耗费而忘记洗头能促使头发生长的好处，就是不懂得权衡利弊得失的人。用***痈会疼痛，喝药会口苦，因为痛苦的缘故而不刺痈喝药，那么自己就不能活命了，病就治不好了。如今君臣之间的交往关系，没有父子之间的恩惠，而想用施行仁义的措施来禁控臣下，那么君臣的交往关系必定会有裂缝。况且父母亲对于子女，生了儿子就去祝贺，生了女儿就杀死。子女都是父母所生，但生了儿子就祝贺，生了女儿就杀死，这是因为父母亲考虑到他们对自己今后的利益，计算长远的利益。所以父母亲对于子女，尚且用计算对自己是否有利的心思去对待他们，更何况是没有父子之恩惠的人呢？如今学者游说君主，都叫君主去掉求利的思想，从相爱的原则出发，这是要求君主对臣民的爱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这是谈论恩惠的无知之谈，是一种欺骗和杜撰，所以英明的君主是不接受的。圣明的人治理国家，首先审查法律禁令，法律禁令明白了，那么官府就能依法治理政务；其次坚决地实行赏罚，赏罚不偏私，那么民众就能被使用。民众能被使用官府得到治理，那么国家就能富裕，国家富裕那么兵力就会强盛，而称霸称王的事业就能成就。称王称霸，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为了获取大利益来治理国家，所以任用官吏的时候要求才能相当，赏罚时没有偏私。使士人民众都明白此道理，尽力拼命，那么就能建立功绩获得爵位俸禄，爵位俸禄只要得到了而富贵的事业也就成就了。富贵，是臣子的最大利益。臣子为了获取大利益来做事，所以拼死应对危难，即使尽全力死了也无怨恨。这就是说，君主不施仁爱，臣下不效忠诚，那么就不可能称王称霸了。
原文
夫奸，必知则备，必诛则止；不知则肆，不诛则行。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不知，则曾、史可疑于幽隐；必知，则大盗不取悬金于市。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积爱而令穷，吏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且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动作则欲其安利也，行身则欲其远罪也。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
译文
奸邪的人，必定被别人知道才会有戒备，必定被别人惩罚才会停止；不被别人知道就会放肆，不受到惩罚就会横行。如果把轻便的可以随身携带的货物陈放在幽暗隐蔽的地方，即使是曾参、史鱼那样的廉洁之士也可以被怀疑；把百金悬挂在市场上，虽然是大盗也不敢去取。不被知道，那么曾参、史鱼那样的廉洁之士也可以被怀疑；必定被知道，那么大盗也不敢偷取悬挂在市场上的百斤。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防范措施多而惩罚重，使民众因法令受到约束而不是凭品行的廉洁停止作恶。母亲对子女的爱胜过父亲的数倍，但父亲的命令在子女那里得到执行却是母亲的十倍；差役对民众没有什么仁爱，其命令在民众那里得到执行却是父亲的万倍。母亲积聚仁爱而命令却行不通，差役运用威严而民众就听从，以此到底***用威严还是仁爱的策略，也就能决断了。况且父母亲所要求子女的，希望他们在行动方面安全有利，希望他们在立身处世方面远离罪过。君主对于民众，国家有灾难就用他们拼死卖命，安定太平时就使他们尽力生产。父母亲怀着深厚的爱关切子女安全利益仁子女却不听从，君主不用仁爱和利益的要求民众卖命而命令却能执行。英明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不培养恩爱之心而增强威严之势。所以母亲以深厚的爱对待子女，子女多半品行变坏，这是因为推行了仁爱；父亲淡泊仁爱用竹板子抽打管教子女，子女多半品行善良，这是因为使用了威严。
原文
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恶害，害者，利之反也。反于所欲，焉得无恶？欲治者必恶乱，乱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今取于轻刑者，其恶乱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无术也，又乃无行。是故决贤、不肖、愚、知之美，在赏罚之轻重。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1]。治贼，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2]。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名！若夫厚赏者，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欲治者何疑于厚赏！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故先圣有谚曰：“不踬于山，而踬于垤[3]。”山者大，故人顺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
注释
[1]揆：（kuí）大致估量现实状况。[2]胥靡：犯轻罪被罚苦役的人。[3]踬：（zhì）绊倒。垤：（dié）小土堆。
译文
如今一般人家治理产业时，用忍饥寒来相互鼓励，用吃苦耐劳来相互监督，虽然遭到战争的祸乱，荒年的灾患，还能够穿暖吃饱，必定就是这种家庭了；用丰衣美食来相互怜爱，用安逸享乐来相互照顾，如果碰上天灾荒年，卖妻卖子的，必定是这种家庭了。所以用法治作为治国策略，开始吃点苦而有长远利益；用仁爱作为治国策略，暂时得到欢乐但终究要遭受穷苦。圣***衡这其中的轻重，从长远利益出发，所以用法治使民众能忍受管束，而废除仁爱对民众的怜爱。学者们的意见都说“减轻刑罚”，这是使国家混乱灭亡的措施。赏罚决断，就是为了勉励立功禁止犯罪。奖赏丰厚，那么想要的就迅速得到；惩罚严重，那么所厌恶的就会很快得到禁止。想要得到利益的人必定厌恶受害，受害，就是利益的反面。违反自己的欲望，怎么能不厌恶呢？想要治理的人必定厌恶混乱，混乱，是治理的反面。因此想把国家治理好的人，他的奖赏必定丰厚；那非常厌恶混乱的人，他的惩罚必定很重。如今***取减轻刑罚的人，他不是很厌恶混乱，所以他也不是很想治理好国家。这不仅是没有治国的法术，而且没有治国的理论。因此判断人们的贤能、不贤能、愚蠢、智慧的标准，在于赏罚的轻重。况且实施重刑，并不是要惩罚某一个人。英明君主的法制，是估量所有人德行的准则。治罪贼子，并不是治罪贼子一个人；如果治罪贼子一个人，那仅仅是治罪了一个死囚。刑罚大盗，并不只惩罚大盗一个人；如果只是惩罚大盗一个人，那仅仅惩罚了一个囚犯。所以说：对一个坏人的惩罚而可以禁止全国的坏人，这才是惩罚的目的。受重罚的，是盗贼；而感到恐惧的，是善良的民众。想要把国家治理好的人对重刑的作用还有什么可怀疑呢！至于厚赏，并不只是为了奖赏有功绩的人，而也是为了劝勉全国的人。受到奖赏的人乐于得利，没有受到奖赏的人羡慕受赏者的功业，这是酬劳了一个人的功劳而劝勉了全国的民众，想要治理国家的人对厚赏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如今不知道治国方法的人都说：“严厉的刑罚伤害民众，轻刑就可以禁止奸邪了，何必一定要加重刑罚呢？”这是没有仔细考察治国方法。用重刑能制止的，用轻刑不一定能制止；用轻刑能制止的，用重刑就一定能制止。因此君主设置重刑，奸邪全部能被禁止，奸邪全部禁止了，那么这重刑对于民众又有什么伤害呢？所谓的重刑，是指坏人得到的好处很小，而君主加在他们头上的惩罚很重。民众决不会为了很小的好处而甘愿被重罚，所以坏人就一定会被禁止。所谓的轻刑，就是指坏人得到的好处很多，君主加到他们头上的惩罚很轻。民众羡慕做坏事的大利益而轻视那很轻的惩罚，所以坏人就禁止不了。所以先圣人有句谚语说：“人不会被高山绊倒，而会被小土堆绊倒。”山高大，所以人们就谨慎对待它；小土堆很小，所以人们就忽视它。如今刑罚很轻，民众必定忽视它。违反了法律而不惩处，就等于驱使国人犯罪而抛弃他们；违反了法律而惩处，就等于给民众设置陷阱。因此轻微的处罚，相当于民众的小土堆。因此把轻刑作为治理国家的策略，不是扰乱国家，就是给民众设置陷阱了，这才称作伤害民众啊！
原文
今学者皆道书策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曰：“上不爱民，赋敛常重，则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乱[1]。”此以为足其财用以加爱焉，虽轻刑罚，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赏罚，固已足之之后也；虽财用足而后厚爱之，然而轻刑，犹之乱也。夫当家之爱子，财货足用，货财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亲爱之则不忍，不忍则骄恣。侈泰则家贫，骄恣则行暴。此虽财用足而爱厚，轻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上懦则肆于为非。财用足而力作者，神农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农、曾、史亦明矣[2]。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君天子，而桀未必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
注释
[1]道：称说。书策：典籍。策：通“册”。赋敛：征收的赋税。[2]神农：传说中发明原始农耕的人。曾、史：曾参、史鱼。
译文
如今学者们都称说典籍中歌功颂德的空话，不明了当代的实际情况，都说：“君主不爱民，征收的赋税一直沉重，导致财物不够用而民众怨恨君主，所以天下大乱。”这是认为使民众财物足用就是对民众的仁爱，虽然减轻刑罚，也可以治理好的。这种说法并不对。凡是受到重罚的人，原本就是在他富足之后犯罪的；虽然使民众财物富足之后再去深爱他们，然而减轻刑罚，还是会混乱的。比如当家长的溺爱子女，子女的财物足够使用，财物足够使用那么就会轻易乱用，轻易乱用就会浪费奢侈。家长溺爱他们就不忍心约束他们，不忍心约束他们那么就会使他们骄横放纵。浪费奢侈就会使家庭贫困，骄横放纵就会使他们行为暴虐。这就是财物使用富足，爱得深厚，***用轻刑的祸患。大凡人的本性，财物富足之后就会懒惰于劳动，君主管治软弱就会放肆地为非作歹。财物富足之后仍然尽力劳作的，是神农那样的人；君主管治软弱而仍然尽力修行的，是曾参、史鱼那样的人，而民众比不上神农、曾参、史鱼那是很明显的。老聃有句话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耻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因为危险和耻辱的缘故而在满足之后不再谋求私利的人，只有老聃。如今以为使民众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是把民众都当作老聃了。所以夏桀高贵地处在天子之位上还不满足自己的尊贵，富有得拥有天下还不满足于他的珍宝。统治人民的君主虽然能满足民众的财物，也不能使他们当上天子，而夏桀未必认为当天子是满足的事，那么虽然使人民富足，又怎么能把这作为治国的策略呢？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适应天时来获得财物，评定赋税使贫富平均分担，加重爵位俸禄来使人们尽心尽力，加重刑罚来禁止奸邪，使民众通过卖力而得到财富，通过给国家办事而得到尊贵，因过错而受到惩罚，因立功而得到奖赏，而不惦记君主仁慈恩惠的赏赐，这才是帝王治理国家的方法。
原文
人皆寐，则盲者不知；皆嘿，则喑者不知[1]。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者穷矣。不听其言也，则无术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则不肖者不知。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则无术不肖者穷矣。夫欲得力士而听其自言，虽庸人与乌获不可别也；授之以鼎俎，则罢健效矣[2]。故官职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无术者得于不用，不肖者得于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为辩，身不任者而自饰以为高。世主眩其辩、滥其高而尊贵之，是不须视而定明也，不待对而定辩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注释
[1]嘿：通“默”。喑：哑。[2]乌获：人名，战国秦武王时的大力士。罢：通“疲”，疲弱。
译文
人都睡着了，就不能知道谁是瞎子；都沉默了，就不能知道谁是哑巴。醒过来让他们看东西，提问题让他们回答，那么谁是哑巴、瞎子就都完全知道了。不听取他们的言论，就不会知道谁没有法术；不任用他们做事，就不会知道谁不贤德。听取他们的言论责求与他们的行为相当，任用他们本身要求他们处理事情的功效，那么无法术不贤能的人就完全知道了。想要得到大力士却听从他们自夸，即使是庸人与乌获也不能被识别出来；如果拿鼎俎让他们举一下，那么谁疲弱谁强健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官职，就相当于有才能之人的鼎俎，把职事交给他们干一下而愚蠢和聪明就能分辨出来了。所以没有法术的人就得不到重用，无才德的人就得不到任用。他们的言论没有被***用就自我粉饰认为自己有口才，他们本人没有被任用就自夸认为自己高明。世俗的君主迷惑于他们的口才、轻信他们的高明从而尊重他们，这就是不等待他们看东西就确定他们的视力好，不等待他们回答就确定他们的口才好，谁是哑巴谁是瞎子就不能分辨了。英明的君主听取他的言论必定要求它的功用，观察他们的行为必定责求它的功效，那么陈腐空洞的学说就无人再谈了，自夸欺骗的行为就得不到掩饰了。
评析
六反，就是六种反常现象，应该受到惩罚的奸邪之人，却受到世俗的称赞，应该受到称赞的人，却受到世俗的诋毁。难怪有许多人心理不平衡。统治者如果受到世俗舆论的蒙蔽和影响，必然就会使赏罚失当，从而不能使国家富强。
韩非偏激的认为，君主统治不应该讲仁爱，实际上，上下级之间的仁爱关系是互相爱护的关系，只有上级爱护下级，下级也爱护上级，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才能维持下去。如果谁都不爱护对方，只为了自己的私利去为人处世，那么统治***也就维持不下去了。韩非认为，只要法、罚重，那么很多人就会考虑自己的行为方式；法制严密，奸邪的行为就会被知道，被觉察，法制不严密，那么谁都值得怀疑；所以法制、法治是重中之重。这是不对的，一个国家的治理，最关键的就是了解人们的风俗习惯，并且根据各种原因，移风易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法律，只是社会行为规范的一种补充，一种外在形式的，一种条文形式的补充。
六反，讲的是六种反常现象，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实际工作中不止只有这六种反常现象，有很多反常现象都需要我们去清醒地认识、区分。不能认为这种现象出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正常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论时代怎样发展，总是要团结互助，相互仁爱的。否则，人类也就走投无路，永远困穷了。
孔子坚持认为，治理国家，必须先“正名”，就是要做得名正言顺， 国家治理会涉及许多官史、权贵、子民，如果君主得到的天下名不正言不顺，君主的命令和政策就很难推行下去，特别是权贵和大臣，如果对君主的名分有所怀疑，容易阳奉阴违，甚至会举义兵推翻这样的伪君统治，孔子的眼光长远，看到了国君治国的本质问题，所以才特别提出“正名”一说。
孔子经常提倡正名，那么究竟什么叫“正名”？“正名”具体指的是什么？这是需要经常思考的问题。“名”就是名分，即你的社会角色。实际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要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在家庭，在社会，在单位，在集体，你是干什么就干好什么，不要越位，不要做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之内的事。下面用一件最具体的事情来说明这个问题。《论语?子路》篇第三章记载孔子和子路的对话，非常精彩动：
原文
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翻译
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国国君等着您去执政，您首先要做什么？”
孔子说：“如果一定要让我执政的话，首先就是正名。”
子路说：“有这个必要吗？老师您真是太迂腐了，又该怎么正名呢？”
孔子说：“真是粗鲁莽撞啊，子路。君子对于自己所不知道不理解的，就要保持沉默。如果没有正当的名分，说话就不顺畅；如果说话不顺畅，那么事情就办不成。如果事情办不成，那么礼乐就不可能推行；如果礼乐得不到实行，那么刑事处罚就不可能合理公平；如果刑事处罚都不能合理公平，那么老百姓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手脚都不知道该如何放。所以君子的名分是一定要讲的，讲了就一定要实行。君子对于自己说过的话，不能有一点随意和马虎。”
译文：从前汉武帝因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宏羊的办法，在货物贱时买进贵时卖出，叫作均输。当时商人们都停止来往贩卖，盗贼更猖獗，几乎酿成乱事。孝昭登上帝位后，霍光顺应民心取消均输法，天下归心，没有出现乱事。想不到今天桑宏羊此论又兴起了。
立法之初，所花费的钱财已不少，纵然能稍有收获，而能征收的商税，所受损失必然很多。譬如有人为主人畜牧，用一头牛换来五只羊。
失去一头牛，就隐瞒不说；获得五只羊，却指为功劳。现在毁弃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绩，损害商税而取得均输的利益，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呢？我以为是错了。
议论的人必然说：“百姓乐于见到成功，却难于开始。”所以陛下不顾舆论坚持这种做法，一定要实行下去。这是战国时代那些贪功的人，冒险想侥幸成功的说法，不等到事情的成功，而怨恨已经起来了。我希望陛下维系人心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国家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大和弱小；朝代长短的原因，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富裕和贫穷。君主如果懂得这些，就会知道事情的轻重。所以我希望陛下崇尚道德而使风俗淳厚，不希望急于有功绩而贪求富强。爱惜风俗，像保护元气一样。
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厉苛刻的法律可以使民众齐心，勇敢强悍的人可以成事，忠诚厚道的人过于迂腐，老成的人看似迟钝。但始终不肯用那些人来代替这些人的原因，是知道那样做说得少，而所丧失的要多。仁宗执法极为宽大，用人有次序，专求体谅人的过错，从不轻易变更旧的法规。
查考政绩，则可以说未必尽善尽美。拿用兵来说，十次出兵九次失败；拿府库来说，则仅能开支而没有剩余。但恩德在人们心中，风俗是普遍知道礼仪，所以逝世的时候，天下人都归心于他的仁德。
议论的人看到他晚年官吏多数因循苟且，没有振作，就想用苛察来纠正，用智慧能力来整顿，招来一批新进有勇气的人，以求一切速成的功效。还没有收到好处，而浇薄的风俗已经养成。开了很多骤然晋升的门，使人有意外的得益。
一小步就可跨上公卿和侍从之臣的地位，使按照常规升迁的人终生难于期望，这样而想要风俗淳厚，难道能得到吗？近年来质朴的人越来越少，取巧升进的人越来越多。
请陛下哀怜拯救，以简易作为施政之法，以清净作为施政之心，而使百姓的道德归于淳厚。我希望陛下淳厚风俗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祖宗任用御史和谏官，从没有把一个说话的人治罪。即使小小有所责罚，不久就将其超升，允许他们将所听到的上奏，而不论是涉及什么官长。说到皇帝，皇上就要端正颜色听取；有关朝廷，那宰相就得等候处理。御史和谏官自然不一定都贤能，他们所说的也不一定都对。
但须要养成他们敢于说话的勇气，而给予他们大权，难道是徒然的吗？是要用他们来消除萌生奸臣的危险。现在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有奸臣，当然万万没有这个道理。
但养猫是为了消灭老鼠，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捉老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小偷，不可以因为没有小偷就养不叫的狗。
陛下岂能不对上想到祖宗设立这官职的用意，对下为子孙万代作提防呢？我听到长老的议论，都说御史谏官所说的，常常是跟随天下的公议。公议所赞同的，御史谏官也赞同；公议所抨击的，御史谏官也抨击。现在舆论沸腾，各种怨恨的话都有，公议所在，也可以知道了。
我恐怕从此以后，习惯成了风气，都为执政大臣私人说话，直到君主被孤立，法纪全被废除，（到那时）有什么事情不会出现！我希望陛下保存法纪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扩展资料
苏轼（1037年1月8日，一说1036年12月19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