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破袁绍于官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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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六年在仓亭再败袁绍。
建安九年占领业郡。
建安十年春正月斩袁谭于南皮，袁尚和袁熙投奔北方的乌桓部落，夏四月，乌桓攻
鲜于辅于犷平，秋八月曹操赶到，将乌桓逐至塞外。
建安十一年四月破壶关，秋八月东征海贼管承，彻底解除关内的忧患；同时，曹操
开始着手准备北征辽西乌桓，由董昭负责开凿了两条漕运：平虏渠和泉州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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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二年五月，为了彻底解除关外的威胁，曹操率领大军到达无终，准备出塞作
战。但是，当地夏秋季节常见的阴雨天气导致进辽西的滨海道不通。
七月，曹操任命当地人田畴为向导官，避开滨海道，北出二百年人迹罕至的“卢龙
塞”，一路开山填谷，长途奔袭，途经“白檀”，“平冈”，率领精锐骑兵万骑出大凌河
，行程达800华里，出其不意的进攻辽西乌桓的巢穴“柳城”。
八月，距离柳城还有“二百里”时，乌桓单于蹋顿等人才察觉，仓促集结数万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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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挡，两军在“白狼山”遭遇，曹操大破乌桓，占据柳城，袁尚袁熙投奔辽东公孙康。
不久，公孙康杀二袁，归顺曹操。
至此，曹操北征之战大获全胜。九月，曹操从柳城胜利回师。
曹操此次作战，历时近一个月，行程400余公里，其中包括无数的的山河险阻，难行
之地，还有一次大型遭遇。解除了“三郡乌桓”对中国北部的威胁，扫清了袁氏的残余势
力，彻底统一河北。并且收编乌桓精骑，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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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郡乌桓。
乌桓，亦作乌丸，原与鲜卑同为东胡部落之一。
自匈奴击破东胡后，乌桓役属于匈奴。后来汉将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
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并在幽州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使不得与匈
奴通。新莽建立，乌桓又降匈奴。东汉初，乌桓常与匈奴联兵扰乱代郡以东各地。光武时
，乌桓一部南迁，并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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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大乱，朝廷屡次征乌桓部落镇压起义。
后来，张举、张纯等造反，利用幽州乌桓，寇掠青、徐、幽、冀四州，屠戮百姓。
《三国志》记载：“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馀万户”。公孙瓒，刘虞
和袁绍也都利用或者对抗过乌桓。
初平元年（190）,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死，其侄蹋顿即位，有武略，统一辽东、辽
西、右北平三郡乌桓。“蹋顿又骁武，边长老皆比之冒顿”。当时他们活跃在今天大小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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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以及克尔沁草原一带。袁绍灭公孙瓒占河北，占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
。《汉末英雄记》记载，袁绍在给乌桓的文中说：“控弦与汉兵为表里，诚甚忠孝，朝所
嘉焉。”
曹操攻南皮时，乌桓就蠢蠢欲动，二袁投奔更是直接导火索，曹操北征乌桓是势在
必行。
三。战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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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建安十一年，曹操让董昭修建了两条漕运：
一是“平虏渠”，由今河北省饶阳县至沧州市。
一是“泉州渠”，在今天津市宝坻、武清二县境。
这样做是为了便于运粮北上。
在北上之前，曹军很多将领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袁尚已经完啦，秋后的蚂蚱没
几天蹦达拉。如果我们孤军深入，后方的刘备肯定会劝刘表趁虚进攻许都。那时侯恐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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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退不得！
针对这种言论，曹操的大谋臣郭嘉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说：乌桓恃其边远，肯定不
会做准备，我们应该出其不意，这样即使孤军深入也一定能击败他们。况且袁氏与乌桓关
系非同一般，而河北百姓对袁家还有一些感情，一旦今天我们放过袁尚，等到来日他养成
气力，则“民夷俱应”，到那时再想制住他就难啦！所以一定要迅速灭亡袁氏。至于刘备
更不足虑，现在他依附刘表，刘表不会重用他，所以，即使是“虚国远征”也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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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后来看，郭嘉言论的预见性之强令人叹服。
曹操***纳了郭嘉的建议，决定北征乌桓。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五月，曹操率领
大军抵达无终（今天津市蓟县），兵临塞口，准备出滨海道，过碣石，进攻柳城。
从曹操此次北上带到无终的将领来看，除了本地人，就是一些骁勇的“骑将”，可
见曹操是做好大规模骑兵作战的准备，他们分别是：
张辽、徐晃、张合、张绣、韩浩、史涣、鲜于辅、阎柔、曹纯；另外有牵招、郭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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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
可眼看大军就要启程进军辽西，天公却不做美，夏秋季节大雨连绵，“浅不通车马
，深不载舟船”，“傍海道不通”，进军时间不得不一拖再拖，一直到了秋七月。
此时的乌桓也已经有了准备，“遮守蹊要，军不得进”。
这样看来似乎只有退军这一条路了。如果此时退兵，那么将前功尽弃，任由二袁养
成气力，将来乌桓骑兵一定会时常骚扰幽州，那时曹操的背后就永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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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当然不会轻易的离去，他在徐无山（今河北玉田东北二十里）请出了当地的“
地理通”----田畴。
四。出塞之路。
自古以来，从蓟到辽西有两条路：
（1）最著名的一条就是“滨海道”，位于狭长的滨海平原，也就是今天所谓的“辽
西走廊”。这条路从蓟出发，经玉田，丰润，延山海关取锦州。在中国历史上它经历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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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沧桑，而山海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但是，这些情况大多发生在唐宋之后，而在东汉时期，这条路虽然也是通往辽西的
主要通道，但其交通条件比起后世就差太远了。
要知道西汉辽西郡所辖十四县无一位于今天锦州到山海关之间的沿海地带。这条路
在没有坏天气的情况下，塞外游骑就直插右北平和渔阳的内地郡县。而一旦遇到夏秋季节
的大雨，这条路又成了不可行之路,曹操偏偏就遇到这种情况，“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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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说秦汉时期中国的东北地区交通条件相当恶劣。
而那时还没有山海关，近古证明，东汉末年的山海关一带叫做“碣石”，在今
辽宁省绥中县西南的海滨,西距山海关约三十里。《太平御览》引《淮南子》记载：“东方
之极，自碣石过朝鲜，贯大人之国”。
后来司马宣王平公孙渊就是过碣石，《晋书》记载：“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
”，看来司马懿的运气比曹操好多了，他没有遇到这么恶劣的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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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另一条路就是田畴说的“卢龙塞”，《三国志》记载：“旧北平郡治在平冈，
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这条路就
是今天河北喜峰口到冷口一线，古称“卢龙塞”。
这条路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有太多的故事。东晋时前燕慕容儁进兵中原，经由此塞。
明末皇太极避开袁崇焕的山海关防线，从喜峰口突进遵华，进围京师，使崇祯逼死袁崇焕
，史称“己巳之役”。日本侵略中国时，***二十九军在喜峰口抗击日军，阻止其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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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血战一场。
当然，这些都发生在东汉以后，可以说是曹操北征乌桓之后，这条路的价值才重新
显示出来。和滨海道一样，卢龙塞也是在后世才逐渐形成较为优良的交通条件。
在西汉时期，汉与匈奴在右北平一带长年作战，卢龙塞还是畅通的，但是从东汉建
武年间直到建安年间，长达两百年的时间这条路人迹罕至，只有“微径可从”，基本来说
这是一条没有路的路。要不是田畴这个“辽西通”，看来当时是没人能想到从这条路出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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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曹操当时从这条路出塞，将面临塞外的“五百里”险地，“堑山堙谷”，越过白檀
（今河北承德市西南古北口东北一百四十里滦河之滨）之后，一直到达平冈（今内蒙喀喇
沁左翼）才算进入平地。可以直指乌桓的巢穴柳城（今辽宁朝阳西南）。
五。血战白狼山。
建安十二年七月，郭嘉建议曹操抛弃辎重，率领轻装部队千里奔袭。曹操同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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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命田畴为向导官，大军从无终出发。
临走前，曹操又命人在滨海道旁立个牌子，上书：“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
冬，乃复进军”，表面是通令全军的路标，其实是为了麻痹敌人。乌桓人看到，信以为真
，“诚以为大军去也”，不做准备。可他们无论如何没想到曹操会出卢龙塞。
在田畴的带领下，曹军过卢龙塞，出关，一路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尤其是塞外“
五百里”绝地，大大延缓的曹军的行程。直到到达平冈一带，曹军才真正可以急行奔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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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即使是到了平冈，离柳城还是有百余公里的距离。
曹操真不愧是战术***，曹军一直急行军到距离柳城不足“二百里”的白狼山（今
建昌县城东的大黑山）附近，二袁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才仓皇集
结“数万骑”向西迎敌。两军在白狼山遭遇。
这是场遭遇战，其实也是场决战。如果曹操战败，那么全部曹军势必全军覆没于辽
西，因为他们没有退路。如果乌桓战败，那么他们的柳城势必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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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乌桓的优势是以逸待劳，兵马“盛众”，但他们面对曹军的到来却措手不及，
而且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他们单兵能力强，但整体作战弱。
曹操的优势是出其不意，手下都是勇冠三军的猛将和百战余生的精锐骑兵和“虎豹
骑”，不过他们经过十几天的山路和急行军，体力已经大打折扣，更何况他们的重装主力
步兵在后面，面对多于自己的乌桓军很多人也都发怵。
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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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登白狼山观敌阵，看到乌桓军阵不整，阵形松散，便命令张辽、张合二人为前
锋冲阵。
别人也许害怕，张辽可不怕，他“劝太祖战，气甚奋”，曹操看他气吞山河，勇猛
无畏，“壮之，自以所持麾授辽”，张辽拍马下山，直冲敌阵，在张辽的带动下，曹军的
精锐骑兵与乌桓骑兵在白狼山下一场血战。
徐晃、张合、韩浩、史涣、鲜于辅、阎柔、曹纯奋勇争先，数万骑兵的大混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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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想象战斗的惨烈。
乌桓原本就人心惶惶，一看曹军如此勇猛，其阵行开始崩溃，混战中，曹纯麾下虎
豹骑“获单于蹋顿”，斩首。
乌桓群龙无首，最后终于被杀得七零八落，“死者被野”，三郡乌桓的主力骑兵在
这场决战中开始全面崩溃，《三国志》记载：“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
者二十馀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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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狼山之战曹操大获全胜，并一举平定了三郡乌桓的“亲袁势力”，直接占据柳城
。
六。行军时间和兵力问题的探讨。
（1）行军时间：
《三国志》只记载：“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引军出卢龙塞.....八月
，登白狼山”，并没有具体的走了几天，只知道七月启程，八月到白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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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是用时一个月，但这显然时间是太长了。这条路全程400公里（800华里）
，如果在平原旷野，步兵急行军一昼夜可达120公里以上，这400公里也就是三天三夜多点
的脚程，除去一昼夜的休息时间，不到四天的时间也就可以走完。再除去“五百里险地”
多用两天的时间，那充其量其时间也不会超过七天。更何况到平冈之后曹军的前锋是骑兵
，这就更要快了。
那么曹操到底用了多少时间呢？我认为曹操请田畴应该是在七月初，那么“田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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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策”是在这几天中，之后包括路线制定，军队动员，这又要几天，也就是说，曹操临离
开无终是在七月十日左右，到达白狼山则肯定是八月初。
曹操一共用了10到20天的时间走完这400公里的路。
那么这个速度也还是太慢，千里袭敌，不带辎重，那“五百里”路又不是“阴平
”，就算是一直爬山也该比这快，更何况他们还有很长的路是骑马。平均起来只有每天20
到40公里的行程，这对以快速机动著称的曹军而言，太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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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造成曹操应该很快的“奇袭”速度却显得不快呢？原因就出在“马”
身上！
如果在南方作战，多步兵，双方白刃相交，可以不带马。但对付以“控弦”著称
的乌桓骑兵，如果不带马，光靠步兵要想取胜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曹操可以不要辎重，
可以把重装步兵丢在后面，但马却无论如何不能丢。
而在那“五百里”的险地，人可以过去，但马就未必能过去了，因此，《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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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说：“堑山堙谷”，目的在“开路铺路”，让马通过，正如《邓艾传》记载：“凿
山通道，造作桥阁”至今阴平还有邓艾修的栈道一样，曹操开的路也流传到后世。
换句话，马不但没有加速曹军形成，反而拉了后退，拖延了时间。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10天曹操能以这样“边开边走”的方式走完这
400公里，那他的行军速度其实是相当惊人的。如果是20天，也不算慢。
（2）兵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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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嘉说曹操是“虚国远征”，再联系曹操带的将军名单和战略意图来看，曹操带
到无终的兵力应该不会少，起码几万人。在数量上讲曹操的部队应该超越乌桓部队，最少
是持平。
而面对“数万”乌桓骑兵时，“左右皆惧”，明显曹军成了以寡敌众。应该是对
等的兵力怎么变成了“万余对数万”？
前面在讲“白狼山之战”时，我说过曹军是“万骑”，其实这只是曹军出塞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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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而已。
《三国志》说：当时“公车重在后”。可见曹操的主力步兵是出塞到了辽西的，
只是没有参加白狼山会战。
那么这几万步兵来干什么？上一个问题说了，沿途需要修路铺桥，这些步兵很可
能承担了这些劳动，为骑兵节省体力，同时他们还要携带干粮和武器。等到马匹越过山区
，骑兵立刻上马“涉鲜卑庭，东指柳城。”，这样这些重装步兵就远远落后了。毕竟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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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到柳城还有上百公里的路程。
曹操和众大将率领虎豹骑、亲随精锐骑兵和田畴、邢颙的“五百部曲”急行军，
丢下主力步兵，结果在白狼山和乌桓主力遭遇，于是就上演了“白狼山之战”那一幕。
为什么说曹操的骑兵是“万骑”？这只是约数，可能是万余，也可能是数千。《
曹瞒传》曰：“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馀
丈乃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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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杀马”不知道是杀自己部队的马还是杀当地辽西马。
而再联系“白狼山”之战曹军以少胜多，并能击溃“数万”骑兵，那么曹军骑兵
的数量级应该保持在“万人”是比较合理的。
也就是，曹操带到辽西的部队总数量要超越乌桓的部队，但是真正打败乌桓主力
的却是比乌桓部队少的曹军骑兵。
七。东临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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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狼山之战后，曹操“屠柳城”。
他没有进一步追击逃亡到辽东的二袁，而是坐等二袁的人头。果然，没多久公孙
康就把它们送来了。这就是著名的“隔岸观火”，《演义》里是郭嘉的计谋，名为“遗计
定辽东”。
是不是郭嘉的计谋我们不知道，但郭奉孝确实死于此时此地，当时环境恶劣，“
寒且旱”，连曹操自己也说：“这次赢得困难，赢得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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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嘉英年早逝很可能是因为水土不服，这也成为曹操志满意得之际美中不足的原
因。
紧接着，曹操收编三郡乌桓骑兵加入自己的军队，“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
。大***展了曹军的骑兵部队。
建安十二年九月，曹操从柳城班师，此时滨海道可行，曹操途经碣石，策马上山
，遥望渤海，回想自己功盖寰宇，意气风发，于是留下《观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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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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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一千七百四十七年之后，***写下了《浪淘沙-北戴河》，词中说：“往事越千
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两个伟人，一种心境，只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而已！
曹操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官宦家庭。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东汉末年官宦集团中的一员，据说是汉相国曹参的后人（此为《三国志》说法，并无史实考证）。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曹嵩的出身，当时就搞不清楚，所以陈寿称他：“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有人也说曹嵩原姓夏侯。而曹嵩官至太尉。 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入洛阳为郎。不久，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为东汉都城，是皇亲贵势聚居之地，很难治理。曹操一到职，就申明禁令、严肃法纪，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杀之”。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蹇图违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将蹇图用五色棒处死。于是，“京师敛迹，无敢犯者”。但是曹操也因此得罪了蹇硕等一些当朝权贵，碍于其父曹嵩的关系，***暗降，曹操被调至远离洛阳的顿丘（今河南清丰）。任顿丘令。这一年，曹操二十三岁。曹操给其子曹植的一封书信《戒子植》写道：“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 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军起义爆发，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卢植等人合军进攻颍川的黄巾军，结果大破黄巾军，斩首数万级。随之迁为济南相。济南相任内，曹操治事如初。济南国（今山东济南一带）有县十余个，各县长吏多依附贵势，贪赃枉法，无所顾忌。曹操之前历任国相皆置之不问。曹操到职，大力整饬，一下奏免十分之八的长吏，济南震动，贪官污吏纷纷逃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当时正是东汉政治极度黑暗之时，甚至有了买官制度。朝廷封曹操为议郎，曹操不肯迎合权贵，遂托病回归乡里，春夏读书，秋冬弋猎，暂时隐居了。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汉灵帝为巩固统治，设置西园八校尉，曹操因其家世被任命为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西凉刺史董卓进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刘协，后又杀太后及少帝，自称太师，专擅朝政。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不愿与其合作，遂改易姓名逃出京师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曹操到陈留后，“散家财，合义兵”，且首倡义兵号召天下英雄讨伐董卓。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正月，袁术等人共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曹操任代理奋武将军，参加讨董军。二月，被联军击败的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自己则焚毁宫室，挖开王陵，劫掠人民，致使洛阳方圆200里荒芜凋敝无复人烟。而关东联军惧怕董卓精锐的凉州军的战力，无人敢向关西推进，全都屯兵酸枣（今河南延津北）一带。而曹操认为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应趁机与之决战，遂独自引军西进。曹操行至荥阳汴水（今河南荥阳西南），与董卓大将徐荣交锋，因为士兵数量悬殊，曹操大败，士卒死伤大半，自己也被流矢所伤，幸得堂弟曹洪所救，幸免于难。回至酸枣，曹操建议诸军各据要地，再分兵西入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围困董卓，关东诸将不肯从。关东诸军名为讨董卓，实际各自心怀鬼胎，意在伺机发展自己势力。不久，诸军之间发生摩擦，相互火拼。联合军至此解散 初平三年，青州黄巾军大获发展，连破兖州郡县，阵斩兖州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等人迎曹操出任兖州牧。曹操和鲍信合军进攻黄巾。鲍信战死。曹操“设奇伏，昼夜会战”，终于将黄巾击败。获降卒三十余万，人口百余万。曹操收其精锐，组成军队，号青州兵。 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秋，曹操的父亲曹嵩来曹操处路上，被护送的陶谦部将张闿所杀，曹操遂进兵徐州（治郯，今山东郯城），向东南扩展势力。徐州牧陶谦退守郯县。不久曹操军粮将尽，撤围回军。 次年夏，曹操再征徐州，略地至东海。曹操征徐州期间，所过大肆杀戮，一路上“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加入讨董卓之战的陈留太守张邈和曹操部将陈宫对曹操不满，遂叛操，迎吕布为兖州牧。吕布为当时名将，先为董卓部将，曾与王允定计诛杀董卓（连环计）。当时只有鄄城（今属山东）和东郡的范（今山东范县东南）、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两县尚在曹操掌握之中，分别由司马荀彧和寿张令程昱、东郡太守夏侯惇等坚守，形势异常危急。曹操从徐州赶回，听说吕布屯于濮阳，遂进军围攻濮阳。二军相持百余日，蝗灾大起，双方停战，曹操军还鄄城。 此时，曹操失去了兖州，军粮已尽，袁绍派人来劝说想让曹操投靠他，将曹操举家迁到邺县（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四十里）当人质。曹操本打算答应袁绍，多亏程昱劝阻，曹操才打消这个念头。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夏，曹操整军再战吕布，于巨野（今山东巨野南）大破吕布军，吕布逃往徐州投靠刘备。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八月，曹操迎天子。辛亥，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庚申，迁都许。己巳，天子幸曹操营。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 建安二年（公元1***年）春，正月，曹操讨张绣，军于淯水，绣举众降。秋，九月，曹操东征袁术。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三年夏四月，曹操遣谒者裴茂率中郎将段煨讨李傕，夷三族。九月，曹操东征徐州，进攻久与他为敌的吕布。在曹军攻势之下，吕布军上下离心，十二月，吕布部将魏续、宋宪等生擒吕布谋士陈宫归降曹操。吕布见大势已去，下城投降。曹操将吕布、陈宫、吕布部将高顺等人处死，收降吕布部将张辽、臧霸、孙观等人，初步控制了徐州。当时，群雄实力最强的是袁绍。曹操预作布置，命在青州有潜在影响的臧霸等人攻入青州，占领齐（治今山东临淄）、北海（治今山东寿光东南）等地，巩固右翼；又命大将于禁屯军黄河南岸，监视袁军。不久，张绣听从谋士贾诩之计，投降曹操，曹操大喜，拜张绣为扬武将军，解除了后顾之忧。这年十二月，曹操自率军屯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北），准备迎击袁绍。 刘备在徐州牧陶谦死后，曾一度出任徐州牧，后徐州被吕布攻占，刘备投奔曹操。曹操认为刘备是个英雄，先后表他为豫州牧、左将军。曹操攻占徐州不久，淮南袁术准备逃往青州往依袁绍，曹操派刘备去截击。建安五年正月，董承等人谋诛曹操事泄，被曹操杀掉。刘备遂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占据徐州。 曹操为了免于将来同袁绍作战时前后受敌，决定先消灭在徐州立足未稳的刘备。时诸将皆怕袁绍乘机来攻许都，曹操对此胸有成竹，说：“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有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遂进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破刘备，刘备逃奔袁绍。 袁绍是当时北方最强大的一股势力，也是曹操统一北方最强大的敌人。袁氏一门，自袁绍曾祖袁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势力本就很大，后袁绍取得冀、并、幽、青四州之地，实力大增，有军队数十万人。袁绍以其长子袁谭、次子袁熙、外甥高干分守青、幽、并三州，后方稳固，兵精粮足，根本不把曹操放在眼里。他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志在一举消灭曹操。 建安五年二月，袁绍命大将颜良等人进兵白马（今河南滑县北），自率大军进屯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向曹操发动进攻。曹操的实力比袁绍弱得多（《三国志》中说不足一万），曹操所占的大河以南地区，地盘既小，又是四战之地，残破不堪，还没有完全恢复，物资比不上袁绍那样丰富。曹操的兵力也远不及袁绍，其总兵力大概不过几万人，投入前线的兵力据《武帝纪》说“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裴松之认为此数不准确，曹操的兵力不会如此之少，但曹操兵力远逊于袁绍却是毫无疑问的。 袁绍大军来攻，许都震动。曹操安慰众将说：“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众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我奉也。”曹操对袁绍有很深的认识，他敢于在袁绍将要大军压境之时抽身去进攻刘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之上。 建安五年二月，袁军颜良等人围攻白马，拉开了大战的序幕。四月，曹操亲自率兵北上解白马之围，他***纳谋士荀攸之计，先进军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在白马以西），做出要渡河袭击袁军 ***版曹操(11张)的态势，吸引袁军分兵西向，然后突然转向迅速赶往白马。曹操军突然杀到，袁军措手不及，“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袁军大败，白马之围遂解。曹操救出白马军民，沿黄河西撤。袁绍闻知，立即渡河追赶曹操。曹操见追兵渐近，命军士解鞍放马，并置辎重于道。袁军追兵大至，争抢辎重，阵形混乱。曹操率领仅有的骑兵突然杀出，大破追兵，阵斩袁绍另一大将文丑。袁军大震。曹操初战得胜，主动撤军，继续扼守官渡。 八月，袁绍大军连营而进，东西数十里，依沙堆为屯，进逼官渡。曹操分兵坚守营垒，伺机而动。袁军向曹营发动猛攻，先是作高橹、起土山，由上向曹营中射箭，接着又挖地道，欲从地下袭击曹营，皆被曹操以设投石机、挖掘沟壑之法破解。两军一攻一守，相持近二个月。久战之下，曹操处境极为困难。 十月，袁绍从河北运来粮草万余车，派大将淳于琼等带万余人看守，屯于离袁绍大营四十里的乌巢。这时袁绍谋士许攸因向袁绍献偷袭许都之计不成，且在河北的家眷犯法被抓，心生悔恨，而来投曹操，献计让曹操偷袭乌巢。曹操大喜，跣足出迎，之后亲率精锐步骑五千人，军队人衔枚，***口，换袁军军装乘夜从小路偷袭乌巢。曹操军至乌巢，命四面放火，袁军大乱，淳于琼拒营死守。袁绍闻知，急忙派兵救授，曹操左右见“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操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遂大破之，斩琼等，尽燔其粮草。而当袁绍听说曹操袭击乌巢时，认为这正是攻破曹操大营的好机会，因此派去的援兵很少，而以重兵围攻曹操大营。由于曹操预留兵力精且多，曹营未破，乌巢败讯已经传来，袁军溃散，大将张郃、高览等人率部投降曹操。袁绍弃军逃回黄河以北。曹军大获全胜，斩首七万余级，尽获袁军辎重图书珍宝。曹操清点袁绍书信，得到自己部下勾结袁绍的信，尽烧之，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 从客观条件上说，曹操本处于劣势，但由于他能正确分析客观条件，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所以能扬长避短，***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使战争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经过自己主观上的努力，终于赢得了胜利。 官渡之战，曹操击溃了最大的敌人袁绍，由他统一北方已是大势所趋。 建安七年，袁绍病死，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不和，发生火拼。袁谭不敌袁尚，向曹操乞降。 建安九年二月，曹操乘袁尚出兵攻打袁谭之机，进军围攻邺城。袁尚率军回救，依滏水（今滏阳河）为营，曹操进军将其营寨包围。袁尚害怕，请求投降，曹操不许。袁尚乘夜逃跑，袁军溃散。袁尚逃奔中山（今河北定县）。曹操命人拿着缴获袁尚的印绶节钺招降邺城守军，城中斗志崩溃。邺城遂被曹操攻破。 第二年正月，曹操又以负约为名，攻灭袁谭，冀州平定。于是，曹操让还兖州牧，改任冀州牧。袁尚兵败后，逃奔幽州刺史袁熙。不久，袁尚、袁熙又逃奔三郡乌桓。 建安十二年，曹操为了肃清袁氏残余势力，也为了彻底解决三郡乌桓入塞为害问题，决定远征乌桓。汉末，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结合，是为三郡乌桓，其首领为辽西部的蹋顿。三郡乌桓与袁氏关系一直很好，并屡次侵扰边境，掳掠人口财物。 这年五月，曹操亲率大军到达无终（今天津蓟县）。时正雨季，道路积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曹操从无终人田畴之议，改从一条久已断绝，但“尚有微径可寻”的路线进军。在田畴的引导下，曹操大军登徐无山（今河北玉田北），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附近一带），“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直指乌桓老巢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曹军进至离柳城不足二百里时，乌桓才发现，于是蹋顿与袁尚、袁熙等人率数万骑兵迎击。 八月，二军相遇，时曹军辎重在后，“被甲者少，”而敌军军势甚盛。曹操登高瞭望，见敌军虽多，但阵势不整，遂命大将张辽为前锋，乘敌阵稍动之机，向敌军发动猛攻。乌桓军大乱，曹军阵斩蹋顿，大获全胜，胡、汉降者二十余万，袁尚等人逃奔割据平州的公孙康。这时，有人劝曹操乘势进击公孙康，曹操说：“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也。”遂率军还师。不久，公孙康果然斩杀袁尚、袁熙，并将其首级献与曹操。诸将不明所以，曹操说：“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于是，曹操攻破三郡乌桓，也彻底肃清了袁氏势力。 十一月至易水，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卢、上郡乌丸行单于那楼将其名王来贺。同年郭嘉因水土不服、气候恶劣、日夜急行操劳过度，在曹操北归前病逝。归程途中，《曹瞒传》曰：“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馀丈乃得水。既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皆惧。公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 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废三公，恢复丞相制度，并自任汉朝丞相。基本平定北方后，兵锋转而南向。 建安十三年七月，进军南征荆州刘表。八月，刘表病死，其子刘琮接任荆州牧。九月，曹操大军进至新野（今属河南），刘琮以为无法抵挡，举荆州之众投降曹操。 这时，官渡之战后投奔刘表的刘备屯驻于樊城（今湖北襄樊），听说刘琮投降，便率军向江陵（今属湖北）撤退。江陵为荆州重镇，存有大量军用物资。曹操听说，怕江陵落入刘备之手，遂亲率五千骑兵从襄阳（今湖北襄樊）疾驰三百里，在当阳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将刘备追上，并将其军击溃，随后进占江陵。 由于曹操的进军威胁了江东孙权的统治，孙权命都督周瑜率军三万，与刘备的两万人马组成联军抵抗曹操。曹操自江陵东下，至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与孙、刘联军接战不利，暂驻军于乌林（今湖北洪湖县东北，长江北岸邬林矶），与对方隔江对峙。 周瑜用诈降之计，命大将黄盖率小战船十艘，上装柴草，灌以膏油，船头钉上大钉，***称投降，向北岸而进，至离曹营二里之处时，各船一齐点火，然后借助风势，直向曹军冲去，曹军大败，舟船被烧。曹操率军从华容道（今湖北监利西北）陆路撤回江陵。撤军北还。 赤壁大败后，曹操***取一些措施，稳定内部。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下《求贤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提出不拘品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目的是尽量把人才收罗到自己身边。 建安十六年，曹操开始对关中用兵。三月，曹操遣司隶校尉钟繇率大将夏侯渊以讨伐汉中（治南郑，今陕西汉中东）张鲁为名进兵关中。关中马超、韩遂、杨秋等十部心生疑惧，一时俱反。曹操立即派大将曹仁进攻关中，马超等人屯据潼关。 七月，曹操率大军亲征关中。九月，大破关中诸军，马超、韩遂逃至凉州，杨秋逃至安定（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南）。十月，曹操进军安定，杨秋投降，关中地区基本平定。 建安十八年，曹操起兵号称四十万，亲自南征孙权。次年正月，曹军进至濡须口（今安徽巢县东南），攻破孙权设在江北的营寨，生擒其将公孙阳。孙权亲率军七万，前至濡须口抵御曹军。二军相持月余，各无所获。曹操见孙权军容严整，自己难以取胜，遂撤军北还。五月，复《禹贡》***。汉天子册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建魏国，定国都于邺城。魏国拥有冀州十郡之地，置丞相、太尉、大将军等百官。献帝还准许其“参拜不名、剑履上殿”，如汉丞相萧何故事。 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见刘备已取得益州，而汉中是益州门户，“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刘备必然要攻取汉中。于是曹操抢先一步，率十万大军亲征汉中张鲁。七月，曹操大军进至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北）。张鲁听说阳平关失守、逃往巴中。曹操进军南郑，尽得张鲁府库珍宝。十一月，张鲁出降曹操，汉中遂为曹操所有。 曹操主力退出汉中后，刘备随后向汉中发动进攻。建安二十三年，刘备亲率大军进至阳平关，夏侯渊等人与刘备夹关对峙。七月，曹操亲率大军赶往关中，坐镇长安，以便随时指挥汉中战局。 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刘备自阳平关南渡沔水（今汉水），依山而进，驻军于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夏侯渊出兵与刘备争夺地势，被黄忠斩杀，曹军大败。之后，曹操亲率大军来夺汉中，但是刘备坚壁不出，曹军与刘备军相距数月，无利，遂放弃汉中。 建安二十一年夏四月，汉天子册封曹操为魏王，邑三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旒冕、车服、旌旗、礼乐郊祀天地，出入得称警跸，宗庙、祖、腊皆如汉制，国都邺城。王子皆为列侯。他名义上还为汉臣，实际上已是皇帝。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曹操刚刚从汉中撤出，刘备大将关羽就从荆州向他的东南防线襄、樊一带发动了进攻。曹操闻知，立刻派大将于禁率兵往救樊城。八月，关羽乘洪水泛滥之机，大破于禁所统七军，擒于禁，斩庞德，乘势进军，将樊城围住。时樊城曹军只有数千人，城被水淹，水面离城楼仅有数尺，曹仁率军死守。曹操又派徐晃领兵去救樊城。十月，曹操从关中赶到洛阳，亲自指挥救援樊城。 孙权因关羽处其上游，不愿意让关羽势力发展，且他早有攻取荆州之心，于是联结曹操，准备以大将吕蒙偷袭荆州要地江陵。曹操接信后，将这一消息通知曹仁，命他继续坚守，自己进至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南），临近指挥，又派兵十二营增援徐晃，命他反击关羽。不久，吕蒙偷袭江陵得手。关羽撤兵，路上被孙权军擒杀。 曹操在孙权擒杀关羽、取得荆州后，表孙权为骠骑将军、荆州牧。孙权遣使入贡，向曹操称臣，并劝曹操取代汉朝自称大魏皇帝。曹操将孙权来书遍示内外群臣，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曹操手下群臣乘机向曹操劝进。曹操自己还不想废献帝自立，他说：“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公元220年），曹操还军洛阳。当月，病逝在洛阳，终年六十六岁。这年十月，魏王曹丕取代汉朝，自立为皇帝，国号魏，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陈寿评价曹操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CZc超级大本营军事
许劭：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魏书》(说奸雄：第一、曹操在“治世”的时候是一个能臣，在“乱世”的时候是一个奸臣，而且是奸臣之中的杰出人士。这里的“治世”和“乱世”都作名词讲，但无论是“治世”还是“乱世”都对曹操的能力作了充分的肯定。对照史实，曹操所处的时代为乱世，故按照这种解释曹操是一个“奸雄”。 第二、曹操是治理国家的能臣，同时是扰乱国家的奸雄。这里的“治世”和“乱世”作动词讲。这种解释同样对曹操的能力作了肯定，但对曹操事业的正义性作了否定，指出了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治世能臣，同样具有扰乱国家的破坏作用。对照史实，曹操在汉末大乱中虽然对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但同样也有扰乱国家破坏社会的过错。 以上两种解释虽有所不同，但都否定了曹操“英雄”的说法。曹操虽有“雄”的一面，但说不上“英”（正义性），曹操事业的正义性是不足的。当然，仅仅一个“奸臣”的说法是不足以涵括曹操的特点的，历史上的奸臣多了，曹操是奸臣中的杰出人士，比那些明火执杖的强盗强得多了，但是其性质没有什么不同。 英雄和奸臣的两种说法，都是只重一面而忽视另一面。英雄注重了“雄”（能力）而忽略了正义性，奸臣则没有突出能力。因此，我们说“奸雄”是对曹操的最好评价，既肯定了曹操的能力又对其事业的非正义性作了论断。 后世对曹操的评价之所以出现偏颇，主要是没有摆脱现实政治的影响。如果王朝稳定，那么对一个人能力的关注是相对次要的，最关注的是人的忠诚度，此时曹操奸臣的名声就很盛行。反之，如果是乱世，特别是乱世之中有成就的人，就特别关注人的能力，甚至还想将对能力的评价上升到道德高度。这就是后世对曹操的评价徘徊不定的原因。
陈寿：“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魏书》
孙权评价曹操：“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
王沈：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
钟嵘：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
裴松之评价曹操：“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三国志（注）》
唐太宗说曹操：“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元稹评价曹操：“曹瞒篡乱从此始。”——《董逃行》
刘知几评价曹操：“罪百田常，祸于王莽。”——《史通·探赜》
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 CZc超级大本营军事
|||曹操的这种“奸诈”是随权势的增长而变化，而强化；是随斗争的复杂而变化，而强化；是随年龄的增长而变化而强化。“奸诈”其实就是“权变”的同义词，为了应付各种复杂局面必不可少的本领，另外更要指出的是，书中显示他的“奸诈”都是被动的，“尔虞”才有“我诈”，在自己的生命、事业受到威胁时，才不得已用诈。正如瞿秋白所讲的：我们不骗人，但不能不骗狗。
他的成功只能说明他具有光彩照人的领袖风范。（1）曹操有雄心壮志，勇于建功立业
（2）文武全才，能文能武
（3）曹操也讲道理，守信义
（4）他爱才，善用人，善将将
（5）他不仅以身作则，而且有很好的组织才能
（6）曹操有比较好的战略战术
（7）他治国治军一直坚持两手抓
（8）他更坚毅顽强，经得起失败，临危不惧
（9）他也很注意家庭教育
（10）他又极有预见
他在历史上高于孙权、刘备。|||
希望对你有帮助：先来分析一下什么是枭雄，什么是英雄，什么是奸雄。枭雄：犹言雄长，魁首。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其馀锋捍突起，鹯视狼顾，争为枭雄者，不可胜数。”亦以称骁悍雄杰的人物。《三国志·吴志·鲁肃传》：“刘备天下枭雄。” 英雄：杰出的人物。《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是时曹公（曹操）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著。”杜甫《投赠哥舒开府翰》诗：“君王自神武，驾驭比英雄。” 奸雄：奸人的魁首；权诈欺世的野心家。《潜夫论·交际》此洁士所以独隐，而奸雄所以党（常）飞扬也。” 简单来说：枭雄是强硬而有野心的人，英雄是英明智慧而有雄心的人,奸雄是奸诈而有雄心的人，枭雄并不一定奸诈或者有智慧，奸雄和英雄就品性而言的。说曹操是奸雄，是站在什么角度来看，你从《三国志》的角度来评价曹操，那曹操就是英雄，有雄心有胆略有智慧，因为陈寿所在的晋朝是承袭魏的江山社稷，肯定从正面去写去评价，《三国演义》的角度就不同了，给人的印象也就不会相同。其实客观的来看，曹操为历史做的贡献远比刘备孙权大，文武能安邦定国，“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孙刘就没有如此文***。奸诈，《孙子兵法》讲兵不厌诈，慈不养兵，作为国家、军事***用些谋略是正常的，必须的。 CZc超级大本营军事
众所周知，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陈寿在《三国志》里称赞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用兵如神，略无世出的杰出人物，却没能像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那样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憾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不能不引起后人们的思考。
在下认为，曹操的才能，尤其是他的战略才能不足，加上残忍猜忌的性格，是造成他一次又一次地错失统一天下良机的根本原因。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由于战略眼光限制，曹操的军事生涯，可谓胜多败亦多。
曹操在战略方面的不足，是其最终不能统一天下的重要原因。
曹操戎马一生，征战无数，但其胜率却不高，大胜之后往往容易大败。为此，曹操经常搞得狼狈不堪，甚至好几次差点丧命。应该说曹操的军事才能，更多地表现在战役指挥和战术上，战略方面则不是他的长处了。这个观点，考诸战史而益信：
兴平二年，曹操刚打败吕布，听说陶谦已死，便想趁机夺取徐州，然后再回师讨平吕布。谋士荀彧表示反对，他分析形势认为，汉高祖保关中，光武帝据河内，都是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这样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现在不先平定吕布，建设一个稳定的后方，这是很不明智的。如果贸然攻打徐州，后方留守兵力过多则前方兵力不足，留守兵力过少则吕布会趁火打劫，这样兖州势必难于保全。万一前面攻不下徐州，后方城池沦陷，造成进退失据的局面，那就非常危险了。曹操听从荀彧的建议，专心攻打吕布，最终赶跑吕布，稳定了后方。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心怀不服。而徐州的吕布、南阳的张绣弄得曹操非常头疼，特别是张绣，曾在宛地大败曹操。这时袁绍写了一封言辞悖慢的信给曹操，曹操大怒，出入动静异于平常，荀彧猜到曹操心思，于是给曹操分析形势，认为袁绍虽强，但不足畏惧，要想跟袁绍争雄，必须先取吕布。曹操又顾虑到袁绍可能联合关中势力在后背捅他一刀。荀彧认为韩遂、马超虽强，只图自保，可令锺繇去招抚他们，这样在短期内便可无后顾之忧了。荀彧卓越的战略见解令曹操折服。
建安五年，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第二年，曹操认为粮食不足，加上袁绍刚被打败，打算利用这个间隙去进攻刘表。荀彧再次进谏，认为不要给敌人以喘气的机会，必须趁胜一举平定河北地区。不然等袁绍缓过劲来就麻烦了。曹操***纳这个建议，得以最终消灭袁氏集团。
就是这样，每当曹操面对复杂局势，理不清头绪，难下决心时，作为杰出的战略家的荀彧便及时地给曹操指出正确的方向，从而一步步走向胜利。
建安三年，曹操准备再次攻讨张绣。军师荀攸向曹操建议：“张绣与刘表互相依靠，但张绣是外来的军队，全靠刘表供应粮草，刘表无力长期供给，两人势必会闹翻。不如暂缓出军，等待变化，如果进军紧逼，则他们必然互相救援。”曹操不从，刘表果然出兵相救，结果曹军不利。
这一年，曹操把吕布围困在下邳，胜利在望，但下邳城攻不克，曹操想打退堂鼓。幸亏荀攸和郭嘉劝阻，最终用引水灌城的方法攻克下邳，生擒吕布，徐州得到完全平定。
建安十三年，曹操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贾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曹操不从，遂有赤壁之败。
曹操军事上所犯的错误还有很多，上面举的只是其中比较重大的带有战略意义的例子。
应该说，在赤壁之战以前，曹操是比较地听得进谋士们的意见的。虽然曹操犯了不少战略性的错误，但曹操能听从谋士们的建议，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可以说，谋士的作用弥补了曹操的才能尤其是战略才能方面的不足，从而使他取得了统一北方的重大胜利。
1.“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总御皇机，克成洪业，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这段话说得是历史上的曹操，在三国的时候懂得申商之法术的是曹操，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这都是申商的主要思想，但是王安石变法失败，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只可惜实行上反而成效一般，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这又违背了申商的思想。诸葛亮治理国家讲究的是“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就是治理国家要用大的德行，而不是有人违背了法律而赦免他，要赏罚分明。
2. 裴度，生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卒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唐代后期杰出的政治家。
裴度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25岁时考中进士，后又“应举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对策高等，授河阴县尉”，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裴度居官勤于职守，尤其在“慨然发奋，志平僭逆”的宪宗继位以后，任事多称宪宗旨意，所以不断加官进职，由监察御史，累迁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做了执政宰相。20余年间，裴度在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历任显职。由于他“执生不回，忠于事业，时政或有所阙，靡不极言之”，因而屡遭皇帝的冷落和权臣的嫉恨、排挤。他虽三次为相，却五次被排挤出朝廷，到太原、兴元、襄阳和东都洛阳去做节度使或留守等地方官。尽管如此，裴度的“威望德业”，一直为世所重，时人论将相，皆“推度为首”。就连“四夷君长”，“见唐使，辄问度老少用舍”。可见当时他威望之高和影响之大。唐朝以后的许多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如刘（日句）、司马光、欧阳修、李贽等人，都称赞裴度“以身系国家轻重如郭子仪者二十余年”。
裴度生活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七十余年中，当时，唐朝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复杂、激化。加之朝官结为朋党，各自内结宦官，外连藩镇，互相排斥，互相倾轧，使唐后期的政治更加混乱、黑暗。裴度为了维护唐朝的统一，坚持打击藩镇割据势力；为了整肃朝纲，坚持与跋扈的宦官、蠹国败政的奸臣作斗争。这是符合人民群众愿望，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
宪宗是唐后期力主打击藩镇的皇帝，先后辅佐他的宰相杜黄裳、李吉甫、武元衡和裴度，都是力主打击藩镇的著名政治家，而裴度则是他们之中功绩卓著的代表人物。
裴度早在任宰相之前，就为削藩做出过贡献。元和七年（812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魏博将土拥立步射都知兵马使田兴（田兴归顺后，朝廷赐各弘正）为留后。为了稳定魏博军民的情绪，十一月，裴度受命去魏州宣谕。裴度在魏州，对田兴极陈“君臣之义”，使田兴“奉上益谨”。同时，奉命“以钱百五十万缗赏军士”，宣布魏博“六州百姓给复一年”。他又遍至魏博所辖州县，“赦见囚，存问高年、茕独、废疾不能自存者”。以致魏博的军士和各阶层人民都非常感悦。一直到长庆元年（821年），田兴遇害身死，始终忠于朝廷，并在唐朝进行的平叛战争中，屡立奇功。魏博六州，自田兴归顺朝廷至长庆二年，也一直是唐朝中央的直接统治区。这一成就的取得，裴度魏州之行对田兴和魏博军民的处置，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
裴度辅佐宪宗平定淮西叛乱，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项业绩。元和九年（814年）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并“发兵四出，屠午阳，焚叶，掠鲁山、襄阳”，“及于东畿”，“关东震骇”。在如何对待反叛的吴元济问题上，当时大多数朝臣是主和派，主张赦免吴元济之罪，并加委他做准西节度使。而裴度等主战派则认为，淮西是“不得不除”的“心腹之患”。且准西“军中上下携离”，又处于“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待”。由于宪宗支持主战派的意见，十月，开始了讨伐淮西的行动。
恒州的王承宗、郓州的李师道等割据势力，为了援助淮面，派亡命之徒刺杀主战派大臣，于是武元衡、裴度就成为王承宗、李师道等暗杀的主要对象。六月三日拂晓，武元衡、裴度早朝途中，分别遇刺，武元衡遇刺身亡，裴度身负重伤。
藩镇割据势力向主战派宰执大臣下毒手，朝廷内主和派的大臣们，以“人情恐惧”为借口，纷纷要求宪宗罢淮西之兵，甚至要求宪宗“罢（裴）度官，以安恒、郓之心”。裴度面对王承宗、李师道等的暗杀威胁，和主和派“罢兵”的压力，向宪宗极陈：“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宪宗支持裴度的意见，没有动摇，并立即提拔裴度为宰相，“悉以用兵事付度”。裴度执政后，以“平贼为己任”。人们也认为，裴度主政，“必能殄寇。自是诛贱之计，日闻献替，军用益急”。这对藩镇割据势力，和朝内的主和派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元和十二年七月，讨伐淮西的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前方战争屡屡失利，兵饷运输又发生了严重困难。朝中主和派官员，乘机“竞言师老财竭”，劝宪宗从速“罢兵”。唯有裴度一人坚持把讨伐战争打到底。他认为吴元济“势实窘迫”，必败无疑；讨伐军屡次失利，不是敌人强大，而是因为“诸将心不一”，不能齐心协力。为加强前线的领导，裴度自请去前方“督战”。他表示：“臣誓不与此贼俱生”，“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宪宗遂任命他以宰相衔，兼彰义军节度使、淮西宣谕处置使，做了讨伐淮西的前线总指挥。八月下旬，裴度亲赴前线，驻郾城。他取消中使监军，使“兵柄专制于将”，调动了将士们的积极性，“军法严肃，号令划一，以是出战皆捷”，扭转了战局。十月初，裴度赞同唐邓节度使李朔的作战***。于是，李朔乘一个大风雪之夜，急行军120里，袭破蔡州城，活捉罪魁吴元济，取得了讨伐淮西的胜利。裴度到蔡州，宣布废除吴元济时“禁人偶语于途，夜不燃烛，有以酒食馈遗者”处以死罪等酷法。对叛乱者，裴度坚持只杀魁首，胁从不问的政策，召降了数万蔡州士兵，因其中十之九“不乐为兵，愿归为农”，裴度“悉纵之”。这些措施，有利于蔡州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生产的恢复发展。
讨伐谁西的胜利，大大震慑了河北、山东的割据者。有自动归附的，如元和十三年正月，横海节度使程权，“内不自安，遣使上表，请举族人朝”。幽州节度使刘总也以“卢龙八州归于有司”。有内心恐惧，犹豫观望的，如恒州的王承宗。裴度遂派遣布衣柏耆往恒州游说，王承宗被迫“以二子为质，及献德、棣二州，输租税，请官吏”。对反复无常的郓州李师道，裴度力劝宪宗出兵讨伐。从元和十三年七月，至十四年二月，用兵七个月，终于诛杀李师道，收复淄青十二州。“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史称宪宗“中兴”。裴度不愧为“中兴”的功臣。
宦官专权，是唐后期政治***的重要内容。由于宦官跋扈太甚，唐后期的一些皇帝、朝宦，曾谋图铲除这一毒瘤。裴度不曾参与和组织集团势力，也未曾制定和***取过周密打击宦官的***和措施。但因为他秉公执政，不避权贵，因而常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反对和打击宦官势力。如元和九年（814年）十月，五坊小使至下圭县，县令裴寰“嫉其凶暴，公馆之外，一无曲奉”。小使怒，诬告裴寰。宪宗偏袒宦官，要以大不敬罪重处裴寰。宰相武元衡谏，宪宗不听。当时担任御史中丞的裴度，极论“忧措陛下百姓”的县今，岂能加罪。在裴度的坚持下，裴寰才得无罪获释。元和十三年九月，“五坊使杨朝汶妄捕系人，迫以拷捶，责其息钱，遂转相诬引，所系近千人”。裴度等追劾此事。当时，朝廷正用兵山东，讨伐李师道。宪宗想袒护杨朝汶，竟对裴度说：“姑与卿论用兵事，此小事朕自处之”。裴度曰：“兵事不理，止乱山东，中人横暴，将乱都下”。认为“用兵小事也，五坊退给平人大事也”。在裴度的坚持下，宪条不得不赐杨朝汶死，并释放所有被拘系的人。长庆元年（821年）十月，裴度屡上表抨击、揭露知枢密魏弘简、翰林学士元稹阻挠、破坏讨伐幽州军事的罪行，魏弘简左迁弓箭库使，元稹为工部侍郎。长庆二年初，裴度要求穆宗严惩恃宠骄恣，欺凌主将的昭义监军刘承偕，穆宗不得不公布刘承偕罪恶，并宣布要将其流放远州。正因为裴度敢于打击骄横的宦官，所以他每次被提拔重用与宦官无涉，而每次受排挤、打击，都直接、间接与宦官有关。
裴度坚持治理国家要任用贤才。宪宗元和十三年，他极力反对任用“掊克取媚”的皇甫铸为宰相。穆宗长庆年初，他无情揭露翰林学士稹镇与宦官魏弘简勾结“挠军败政”的罪行。裴度为将相20余年，荐引过李德裕、李宗闵、韩愈等名土，重用过李光颜、李朔等名将，还保护过刘禹锡等，但从不荐引无才的亲友为官。在唐朝后期，朝官结为朋党，相互援济的情况下，他不拉帮结派，反对权奸，坚持唯才是荐，是他的“正直”之处。
裴度一生“累为奸邪所排，几致颠沛”，到其晚年，为“自安之计”，“稍沉浮以避祸”。这是他晚年存在的问题。但综观裴度一生，他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的封建统治，坚持与权奸、宦官、割据势力进行斗争，这种斗争精神是可贵的。尤其是从他反对藩镇割据势力所取得的巨大功绩来看，他不愧为唐朝后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史书评论 “明略最优”、“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后汉书·许劭传》，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作“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 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三国志·武帝纪》陈寿）
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王沈《魏书》）
古今评说
孙权评价曹操：“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
钟嵘：“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
唐太宗说曹操：“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元稹评价曹操：“曹瞒篡乱从此始”——《董逃行》
王安石赞曹操：“青山为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麒麟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馀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
刘知几评价曹操：“罪百田常，祸于王莽。”——《史通·探赜》
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
***说：“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易中天《品三国》：“曹操的遗嘱‘分香卖履，留恋妾妇’体现出曹操的大气与自负，就不谈国家大事，不说豪言壮语，就说些小事，你们把我怎么样，你们说我是小人就是小人又怎样，我曹操就是曹操，我才不在乎你们怎样评价我呢。我就是这样的人。”
历史学家范文澜评价曹操说：“他是拨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豪。
后人赞诗
邺中歌
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
雄谋韵事与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
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
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
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
横流筑台距太行，气与理势相低昂。
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
霸王降作儿女鸣，无可奈何中不平。
向帐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谓无情。
呜呼！
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
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七律叹兮惜 银月义羽 东汉末年显大志，重视天道万业红。不知多少虎狼讽，只叹仁义以污浑！
七律赞曹公孟德
三分天下有其一，关东义士首起兵。
屯田数载救黎民，官渡一战挫傲军。
豪气万古观沧海，漫漫长路短歌行。
千秋霸业传百世，唯有英雄堪比君。
太祖运筹帷幄，鞭挞天下，学申和商的法规，用韩信和白起的良策，大汉授予才能，各国家的器具，矫情用智，不追究以前的仇人，最终能够总揽机要，成就大业的人，只有他的明略最优秀的。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人，当代杰出的豪杰。 有点粗糙 你再改改吧
长篇历史***《三国演义》里面，因为文学上的需要，而表现出明显的贬曹笔法。然而三国志对他的评价，可算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陈寿评价曹操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后世学者认为，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意歪曲事实，并没有正确评价曹操。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有著重大贡献。在内政方面，曹操创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减轻了东汉末年战时的粮食问题。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系于被劫之后，这种，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乃是怕别人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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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这就是曹操最能突出自己野心的一面，他可以错，但是他的部下不能错，有句歇后语就就曹操杀吕伯奢——将错就错。为得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此为孟得之雄才大略之体现，他不急于求成，知道韬光养晦，不挣一时之得，深谋远虑，可是智者千滤必有一失，他的多疑之心无意是他吃败仗之原因。
他的野心亦能体现在他的生性残忍，为报父仇，攻城***百姓数万，无辜的残骸把汜水都堵的水泄不通。
可是他的雄才大略依然为我们至尽传诵。
曹操是中国百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千百年来对曹操的评价褒贬不一，誉之者为为命世英雄、毁之者称其为逆贼奸臣。曹操有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这是无法泯灭的历史事实。在北方统一的战争中，曹操发挥了杰出的才干，官渡之战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说曹操是军事家，这点我很同意。有的学者认为曹操是个诗人，我也赞同。因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的诗句不是一般文人所能达到的文学意境。
有的人认为曹操是政治家，我认为有些评价偏高：首先，曹操有***百姓的暴行，公元193年，曹操借替父亲曹嵩报仇，曾经血洗徐州和从雍、凉逃难来的手无寸铁的百姓，战争是残忍，而百姓是无辜的。他们不应该成为军阀之间征战的牺牲品。***的黎民达到几十万之多，‘泗水流之不畅’（《后汉书·陶谦传》）足见当时场面之惨烈。太残忍了，这件事暴露了曹操内心深处的凶残。也是曹操一生最大的污点。曹操也有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罪行，曹操的双手沾满了黄巾军的鲜血。其次，曹操个人作风也有很大问题，曹操这个人非常的好色，虽然‘圣人’有云：‘食、色，性也’的高妙论调，但曹操为了女人确实到了疯狂的地步。征战张秀时霸占其婶母，打吕布时强占其部将秦宜禄的夫人。虽然不是很坏，可在道德问题上，是应该予以谴责的。最后，曹操为了自己的权力‘挟天子令诸侯’而***了许多文臣武将。孔融、杨修、崔炎等对曹操有极大贡献的手下也尽死其手。验证了封建统治者能为我所用留之 不用则杀之的恶劣作风。可笑的是中国文坛所谓的巨子郭沫若先生竟然写《替曹操翻案》这样毫无价值的文章，文章没有正视曹操***百姓的一些列罪行而单方面鼓吹曹操实行的屯田，曹操的屯田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剥削制度，不足后人效仿。我们国人所崇拜的鲁迅认为曹操‘至少是个英雄’曹操到底英雄在何处？却并未明言。任何极端的评价曹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更加辨证公正的评价和认识曹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