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的意思是言语虽有限，但情感却无法终结，详细介绍如下：
一、言和情的本质区别：
言语和情感是人类沟通的两种方式，言语是通过语言符号表达思想和意义的能力，是一种具有明确含义的交流方式。
情感则是人类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情绪反应，是一种主观的，难以用言语完全描述的体验。因此言语的表达能力有限，无法完全传递情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二、人类情感的多样性：
人类情感具有极其丰富的多样性。我们可以感受到喜悦、悲伤、愤怒、恐惧、爱、厌恶等各种情感。这些情感的产生与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密切相关，受到外界***和内部认知的影响。
情感的一些多样性使得人类的交流更加丰富和深入，也为艺术文学等领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创作素材。
三、情感的表达方式：
尽管言语无法完全传递情感，但人类用多种方式尝试表达和传递情感。除了语言的直接表达外，我们还可以通过面部表情、肢体语言、声音变化、绘画、音乐等形式来表达情感。这些非语言的表达方式通常更加直观和具体，能够更好地传递情感的强度和特点。
尽管我们可以通过言语表达情感，但言语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每个人对于相同情感的理解和经验可能不同，因此用同样的词语表达时，可能会产生误解或理解偏差，有些情感是难以用言语准确描述的，比如心灵的震撼和灵魂的喜悦等。
四、情感的跨文化交流：
由于不同文化对于情感的表达方式存在差异，跨文化交流时往往需要注意语言和非语言的多重含义和解读。
在国际交往中了解不同文化的情感表达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避免因为误解而造成的沟通障碍，跨文化的情感交流也能带来新的视野和互相学习的机会，促进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出自《荀子·荣辱》
原文：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
解释：对别人说友善的话，比穿上布衣丝服还要温暖；用恶语伤害别人，比矛、戟刺得还要深。
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可见一个人的言行不能不谨慎，因为它直接反映了一个人道德修养水平的高低。修养高的人，以尊重他人为原则，他们总是用善意的语言去说给别人听，听话的人会被他的语言所感动，或受到勉励，或有错就改，或转悲为喜等等。
而那些修养低的人，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不顾及别人感情的承受能力，对别人说话随心所欲，更有甚者，用恶语伤害别人，这样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无法与别人和睦相处。
言语可以给人带来愉悦和温暖，也能给人带来深深的痛苦和仇恨。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希望我们都能以“善言”与他人交流，而不要用嘲笑、讽刺、挖苦等语或者绝情的话，在别人的心上刺下一道道伤口，要知道，这些伤口愈合起来是相当相当困难的。
扩展资料：
荀子于五十岁始来游学于齐国，到襄王时代“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后来被逸而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家居兰陵。
他曾经传道授业，战国末期两位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韩非、李斯，汉初政治家、科学家张苍均为其门下高足。著作集为《荀子》，因为荀子受历代学者的抨击，其注者不多。直至清据学兴盛，注释校订者才增加。
现代研究荀子的学者也较古代为多，包括清代王先谦，民国时代的梁启雄(胞弟)。清末学者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这样评价：(中国)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晚年的代表作有《劝学》
百度百科—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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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请你结合商务礼仪知识和实际生活谈谈你对“礼者人道之极也”这句话的理解 一、礼饰人性的依据
现实生活之所以要种种形态的礼来加以缘饰，这是由人的情感、人的欲望决定的。人首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在群居生活的世界中，人的感情与欲望才会表现出自身的意义。荀子说，“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荀子?富国》）“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荣辱》）
在专门阐述礼的理论中，荀子追溯礼的起源时，也是从人的自身欲望与外在客观世界***的稀缺性之间的矛盾来阐明的，所谓“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人生而有欲，这是古往今来，人所共知的，而且人的欲望恰如弗洛伊德的人性论中“本我”，是一种天然的破坏力量，若没有现实原则的制约，它总是倾向于将自己通过不同的途径表露出来。这种欲望或本我，在荀子那里，有时又以“人情”这一词出现。荀子对这种恶劣的情欲作了多方面的揭示。它表现在生理欲望上，“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王霸》）綦，就极至的意思，没有人不喜欢以最美好的东西来满足自己身心追求的。这种近乎自然、近乎本能的追求，在当下的表现，则是“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恶》）它即使不追求享受的极至，至少也要要求限制肉体的因钉得以消除，也就是说，在人性中，从人的基本生理需求到人的享受的极至，都是追求一种不受压抑的自然状态。
对物欲的追求没有止境，这是人情的另一方面。荀子以为“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荀子?荣辱》）穷年累世对财富的追求，是一种财货偏好的心理使之然的，这种心理需求，使得人本性显示为小人。所谓“人之生（同性）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荀子?荣辱》）从本性方面讲，人是“唯利之见”的，在没有社会规范、无师无法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尤其是“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同纵）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贪利争夺。故人性之恶明矣。”（《荀子?性恶》）贪利纵情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的混乱，财富的匮乏，道德的沦丧，“私欲弘侈，则德义鲜少”（《国语?楚语》）。所以，本真的人情是一种危险的存在，是一种不能听之任之、纵顺的存在。
在社会关系中，人们若顺情嗜欲，恶劣的情欲必然要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将孝、信、忠种种伦常关系置之脑后，对于这种人性阴暗的方面，即使圣人也是无可奈何的。“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情，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问焉？’”（《荀子?性恶》）当人们有了妻子的时候，对于父母的孝顺之情就少了，一旦嗜好、欲望主宰了人心的时候，朋友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同样，对君主的忠诚也是建立在对***厚禄的期盼上，这种愿望如果满足了，那么对君主的忠诚也就差得远了。人的某种需求的满足，就使得构成追求它的心理动力消失殆尽，但是无止境的索取还是存在的，只是它已不再建立在付出的基础之上，而是纯粹表现为一种单方面的索取。荀子对人性的这种洞察，决定了他将礼看作是消解人性阴暗面的利器。
人的群居性，是自......>>
问题三：什么意思小人困驰骤,后生血气豪。世事固堪论,我何随汝曹。 1、小人困驰骤：出自杜甫《九日寄岑参）：君子强逶迤，小人困驰骤。原意是说官员们骑马乘车还可勉强而行，而那些穷人百姓们就只能被困得举步维艰了（因为大雨下了两个月），驰骤的原意是驰骋、疾走，小人是跟上面的”君子“对应，指穷人百姓，文天祥引用这句的意思是”我现在就像那些被洪水围困得无法动弹的人一样，空有满腔的雄心壮志却无法施展，而我内心的爱国 *** 却像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样澎湃。现在的世事固然不堪再论道，我将怎么追随你们这些先辈英豪？ 2、汉朝的祸乱是由外戚乱政引起的，唐代的祸乱是基于宦官阉人擅权。那些小人的计谋都是出于私心，还能指望他们做出利于国家的事情来吗？那些公卿大人们还在安逸地面对着眼前的危机，却不知道关河已为大宋的危亡而痛苦流涕。寻常百姓之家里难道就没有人一直死抱着收复神州、还我河山的雄心壮志吗？ 宋朝的政治制度在某些方面还是可圈可点的，它既没有外戚乱政、藩镇割据，也没有寺宦擅权和后宫干政，但宋室南迁以后却一直不思收复失地，苟安一隅，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子当然是南宋皇帝，所以陆游才说“汉祸始外戚、唐乱基宦寺”，而且他们都是亡于内乱，你宋朝没有这些毛病，为什么却偏安一隅不思进取？矛头直指南宋皇帝，最后一句表达了作者为国效力、渴望收复神州的强烈愿望。
问题四：荀子的性恶论怎么得出来的？ 荀子则认为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不论“君子”“小人”都一样。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荀子?荣辱》：“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执注错习俗之所积耳。汤武存则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则天下从而乱，如是者岂非人之情固可与如此，可与如彼也哉？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
后世法家诸子(代表人物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和杨朱也主张性恶论。再后来的儒家时代没有公开发表性恶论的***，再后来的近现代主张性恶论的实在太多，不再列举。
问题五：韩非子的性恶论 韩非子的性恶论其实主要来源于他的老师荀子。
性恶论
荀子的人性论
荀子认为，人之命在天，“无天地，恶生?” 天地者，“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既然人是由天而生的，人情也就出于天情，同于天情。出于天情同于天情的人情就叫做“性”。所以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 。
荀子说：“好恶、喜怒、哀乐，夫是之谓天情。”又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和孟子一样，认为食色喜怒等是人的先天性情，是人情之所不能免，是人所共有的。但是，在性情与仁义的关系上，荀子则与孟子不同。孟子把食色和仁义都看作是出于先天的人性，其中仁义是大体，食色是小体；仁义好比是熊掌，食色是鱼。荀子则认为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不论“君子”“小人”都一样。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人之生也固小人”就叫作“性恶”。至于仁义，则是由后天所学、所行、所为而获得的。
《荀子?荣辱》：“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执注错习俗之所积耳。汤武存则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则天下从而乱，如是者岂非人之情固可与如此，可与如彼也哉？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
《荀子?性恶》“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 *** 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荀子认为：“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性、情欲都源于天，因此人对于性、情、欲最多只能是“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天能生物，不能辩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天不能治人，叫做“天人之分”。既然有“天人之分”，就可以有人治，有人与天情、天性的对抗。所以，荀子学说最后的关键是聚焦在了“天人之分”一点上。
《荀子?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
“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伪即为，意即人类的作为。性和情是天生的，人不可干涉，也不应该干涉。但人的后天选择、思考、学习、行事，却完全取决于人，应该由人自己承当，“天”也同样不可以干预人事。“伪（为）”与“虑”与“学”与“行”，正是荀子思想中所最终强调的部分。荀子著《劝学》、《修身》诸篇，并以此作为《荀子》全书的开始，是有着特殊含义的。
荀子认为，礼义是出于圣人君子之伪（为）。《荀子?儒效》：“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伪（为）是建立仁义、消化性情的关健，是在否定了孟子之后，......>>
问题六：人之初，性本恶 性善论 战国时期孟子提出的一种人性论。孟子认为，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
《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孟子以性善论作为根据，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不忍人之政”）。
性恶论
中国古代人性论的重要学说之一，认为人的本性具有恶的道德价值，战国末荀子倡导这种理论。性恶论以人性本恶，强调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论以人性本善，注重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二者既相对立，又相辅相成，对后世人性学说产生了重大影响。
[编辑本段]理论著述
荀子认为，人之命在天，“无天地，恶生?” 天地者，“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既然人是由天而生的，人情也就出于天情，同于天情。出于天情同于天情的人情就叫做“性”。所以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 。?
荀子说：“好恶、喜怒、哀乐，夫是之谓天情。”又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和孟子一样，认为食色喜怒等是人的先天性情，是人情之所不能免，是人所共有的。但是，在性情与仁义的关系上，荀子则与孟子不同。孟子把食色和仁义都看作是出于先天的人性，其中仁义是大体，食色是小体；仁义好比是熊掌，食色是鱼。荀子则认为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不论“君子”“小人”都一样。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人之生也固小人”就叫作“性恶”。至于仁义，则是由后天所学、所行、所为而获得的。?
《荀子?荣辱》：“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执注错习俗之所积耳。汤武存则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则天下从而乱，如是者岂非人之情固可与如此，可与如彼也哉？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
《荀子?性恶》“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 *** 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荀子认为：“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性、情欲都源于天，因此人对于性、情、欲最多只能是“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天能生物，不能辩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天不能治人，叫做“天人之分”。既然有“天人之分”，就可以有人治，有人与天情、天性的对抗。所以，荀子学说......>>
问题七：孔子曰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俗人曰 穷生歹意,富生*心 孔子说：君子能够在困窘之中恪守自己的品性，而小人在困窘之中则会胡作非为。
世俗之人说：贫穷会产生坏念，富足会产生*欲。
1. 《晋书·嵇康传》文言文句子翻译
译文 嵇康，字叔夜，生于魏文帝黄初五年，谯郡人，因曾任中散大夫，后人有称其为嵇中散。
嵇康的祖先本姓奚，原籍是会稽人，后来因避祸来到谯郡，因为居住的地方有一座山叫嵇山，嵇康祖先遂舍弃原姓，改姓嵇姓。他的兄长嵇喜，很有才能。
嵇康很小的时候就成为孤儿。嵇康）有不一般的才华。
在很大范围内也没有能与之相匹配的人。身高七尺八寸，有美丽的文***和优雅的风度。
但是不在意自己的外在，不对自己进行多余的打扮。人们认为他风***非凡，天生本质与自然相合。
能容忍别人的过失，遮掩别人的过错。宽容简约有大度量。
学习不用师傅传授，广泛的阅读，没有不完全了解的。长大之后喜欢读《老子》《庄子》。
和魏朝的宗室之女结婚，官拜中散大夫。常常修行导养性情、服食丹药（一类）的事情。
（嵇康）认为神仙禀受于自然，不是积累修行能够达到的。但是如果能够引导修养合理，还是能够长寿。
于是写了《养生论》。又认为君子是没有私心的。
（释私论，不译）因为有同样高远志趣的知己很找到。常常希望能有一个能与他相得益彰的人。
能与他进行心灵的对话的只有阮籍和山涛，参与到他们中间的有向秀、刘伶、阮咸。王戎说自己与嵇康在山阳住了二十年，从没见过嵇康表现出欢喜或是愤怒的表情。
嵇康曾***药游山泽，遇到得志的时候，便忘记了返回。当时正好有砍柴的人遇上他，都称（他）为神人。
游到汲郡的山里遇见了孙登。嵇康于是跟从他行动。
孙登沉默不言，自己做自己的事。嵇康临别要走，孙登说：“你性格刚烈而有才，难道能免祸吗！”嵇康又遇到了王烈，一起进到山里。
王烈曾经得到像软糖一样的石髓。马上自己吃了一半，剩下一半给嵇康。
（嵇康品行灵活善于打铁。院里有棵柳树很茂盛，于是饮水环绕它，每到了夏天，就在柳树下打铁。
东平吕安敬佩他高雅的兴致，一想念嵇康，就从千里外的地方启程去见嵇康，嵇康以他为友对他很友善。后来吕安被哥哥诬陷***，因此入狱，嵇康作文来证明吕安清白，于是又逮捕了嵇康。
从前嵇康贫困，曾与向秀共同在树下打铁，来自己补给。颖川钟会，是个贵公子，才思敏捷，文章精辟，于是前往造访嵇康。
嵇康对他不施礼，却仍旧打铁不停。很久之后钟会离去，嵇康问他：“听到了什么来的？看到什么走的？”钟会回答说：“听到了所听到的来的，看到了所看到的走的。”
钟会因此怨恨嵇康。到了嵇康被捕，钟会进言给文帝说：“嵇康是卧龙，不能让他起来。
您想让天下无忧，因此就要顾虑嵇康。”于是进谗言说：“……嵇康、吕安等人言论放荡，诽毁礼教，是帝王所不能容忍的。
应该找个理由除掉他，来净化风俗。”文帝亲近并听从了钟会，于是一块把嵇康和吕安。
嵇康即将在东市受刑，太学学生三千人，请求让嵇康做他们老师，没有得到允许。嵇康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影子，要过琴来弹奏，说：“过去袁孝尼曾经跟随我想学习《广陵散》，我吝惜保密没有传授给他，《广陵散》现在要绝响了！”时年四十。
海内之士，没有不痛惜的。文帝不久也醒悟后悔了。
） 先前，嵇康曾经在洛阳西边游玩。晚上住在华阳亭，拿过琴来弹奏。
和嵇康一同谈论音律，辞致清辩。于是（那古人）要来琴弹奏，弹奏了《广陵散》，声调美妙得无与伦比。
于是把（《广陵散》）传给了嵇康，并让嵇康起誓绝对不传给别人，他也不说他叫什么。嵇康擅长辨析道理，又能够写文章，他的高远的情趣，自然便达到了玄妙悠远的境界。
收集了自上古以来的高尚之士，为他们写了传并写了赞。是希望能与千年以来的圣人交友。
又写了《太师箴》，也足够用来阐明帝王之道了，又写了《声无哀乐论》很有条理。儿子嵇绍，另外有传。
原文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
铚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兄喜，有当世才，历太仆、宗正。
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
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
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又以为君子无私，其论曰：“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
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
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
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无身，吾又何患’。
无以生为贵者，是贤于贵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
故曰‘君子行道，忘其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
是故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傥然无措，而事与是俱也。”其略如此。
盖其胸怀所。
2. 嵇康遇害的全文翻译嵇康字叔夜，谯郡轾人。轾地有嵇山，家在旁边，因而姓嵇。嵇康幼年失去父亲，有奇伟的才干，深远旷达不与常人一样。身长七尺八寸，言辞气质华美，有风度仪容，而土木形骸，不加雕饰，人们认为他有龙凤之姿，气质天成，十分自然。学习没有老师教导，博览而又一一精通，尤其喜好《老子》、《庄子》。与魏宗室通婚，拜为中散大夫。常做养***食的事，弹琴咏诗，自得其乐。他所交往的知心朋友只有陈留阮籍、河内山涛、后来参与他们的有河内向秀、沛国刘伶、阮籍哥哥的儿子阮咸、琅琊王戎，于是经常游于竹林，这就是世人所说的“竹林七贤”。
山涛将要升官，举荐嵇康代替自己。嵇康于是写信与他绝交。这封信送出后，人们明白了不能使他受约束而屈致。
嵇康品行灵活善于打铁。院里有棵柳树很茂盛，于是引水环绕它，每到了夏天，就在柳树下打铁。东平吕安敬佩他高雅的兴致，一想念嵇康，就从千里外的地方启程去见嵇康，嵇康以他为友对他很友善。后来吕安被哥哥诬陷***，因此入狱，嵇康作文来证明吕安清白，于是又逮捕了嵇康。从前嵇康贫困，曾与向秀共同在树下打铁，来自己补给。颖川钟会，是个贵公子，才思敏捷，文章精辟，于是前往造访嵇康。嵇康对他不施礼，却仍旧打铁不停。很久之后钟会离去，嵇康问他：“听到了什么来的？看到什么走的？”钟会回答说：“听到了所听到的来的，看到了所看到的走的。”钟会因此怨恨嵇康。到了嵇康被捕，钟会进言给文帝说：“嵇康是卧龙，不能让他起来。您想让天下无忧，因此就要顾虑嵇康。”于是进谗言说：“……嵇康、吕安等人言论放荡，诽毁礼教，是帝王所不能容忍的。应该找个理由除掉他，来净化风俗。”文帝亲近并听从了钟会，于是一块把嵇康和吕安。嵇康即将在东市受刑，太学学生三千人，请求让嵇康做他们老师，没有得到允许。嵇康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影子，要过琴来弹奏，说：“过去袁孝尼曾经跟随我想学习《广陵散》，我吝惜保密没有传授给他，《广陵散》现在要绝响了！”时年四十。海内之士，没有不痛惜的。文帝不久也醒悟后悔了。
3. 文言文阅读 选自《晋书·嵇康传》句子翻译《晋书·嵇康传》原文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
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铚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
兄喜，有当世才，历太仆、宗正。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
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
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
常修养***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
又以为君子无私，其论曰：“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
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
是以大道言‘及吾无身，吾又何患’。无以生为贵者，是贤于贵生也。
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为身’，斯言是矣。
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是故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傥然无措，而事与是俱也。”
其略如此。盖其胸怀所寄，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
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康尝***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
至汲郡山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登沈默自守，无所言说。
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而为石。又于石室中见一卷素书，遽呼康往取，辄不复见。
烈乃叹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辄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
康乃与涛书告绝，曰：闻足下欲以吾自代，虽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故为足下陈其可否。
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为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
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知尧、舜之居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
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
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意气所托，亦不可夺也。
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加少孤露，母兄骄恣，不涉经学，又读《老》《庄》，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逸之情转笃。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惟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
吾以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物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
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长也；仲尼不***盖于子夏，护其短也。
近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审，若道尽途殚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疾，顾此悢悢，如何可言。
今但欲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意毕矣，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若趣欲共登王途，期于相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狂疾。自非重仇，不至此也。
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此书既行，知其不可羁屈也。
性绝巧而好锻。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
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后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
康性慎言行，一旦缧绁，乃作《幽愤诗》，曰：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姐，不训不师。
爰及冠带，凭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庄》《老》，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
曰予不敏，好善暗人，子玉之败，屡增惟尘。大人含弘，藏垢怀耻。
人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创磐。
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
仰慕严、郑，乐道闲居，与世无营，神气晏如。咨予不淑，婴累多虞。
匪降自天，实由顽疏，理弊患结，卒致囹圄。对答鄙讯，絷此幽阻，实耻讼冤，时不我与。
虽曰义直，。
他们均为法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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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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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提出了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思想。它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战国时期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1]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
思想来源编辑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齐法家。齐国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辅佐虞舜，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创立始礼法并用的制度。太公封齐，简礼从俗，法立令行，礼法并用成为齐国传承不废的治国之道。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一方面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擎天之柱，张扬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至战国时期，齐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百家争鸣的策源地，继承弘扬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学派。管仲学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为先秦法家学派的最高成就。[3]
战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铁制工具的普及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个体家庭得以成为基本的生产单位。战国时期法家先贤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乐毅、剧辛相继在各国变法，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可以使平民通过开垦荒地、获得军功等渠道成为新的土地所有者。让国人平民有了做官的机会，瓦解了周朝的等级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靠血缘纽带维系的贵族政体。平民的政治代言人是法家，法家的政治口号是“缘法而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4]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律的作用；强调依法治国，“以刑去刑”，不重视道德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以此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即一个君王，如果他能给予官员及百姓利益，官员和百姓就会拥戴和支持他，同时这个君王还擅长“术”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很有可能能够强盛；但如果这个君王不具备以上的任何一条的话，这个国家就很可能走向衰落，甚至是灭亡。所以，法家理论的一个很大的不足在于过度依赖君王个人的能力。但秦能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还是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教育思想编辑
法家是先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利益的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他们都是一批主张“变法”的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他们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极力辅佐一些国君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并从某些方面为维护地主阶级统治提供了理论、原则和方法。法家学派在政治上、理论上，一般说来都是主张变法革新,要求加强君权,提倡以“法治”代替“礼治”，积极发展封建经济，鼓励“耕战”，力求做到“富国强兵”，以达到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目的。在文化教育领域里，法家也提出了许多有别于其他学派的教育理论和政策。其中杰出的思想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韩非。
商鞅变法是当时各国变法运动中比较彻底的一次，文化教育的改革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商鞅的文化教育思想与当时的儒家思想是对立的。他指责“儒学”为“虱子”,他说:“礼乐”、“诗书”、“仁义”、“修善”、“孝悌”等等都是祸国殃民的东西，如果用这些复古主义的教条来治理国家，就会“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农战》)。敌人一来，国土就必被侵削；敌人不来,国家也必定贫穷。他同时痛斥那些“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画策》)的奴隶主贵族和儒生都是“□民”。必除之而后快。而当他们利用“诗”、“书”作为“以古非今”的舆论工具，企图进行反对活动的时候，商鞅则坚决主张***取“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打击和镇压。商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特别重视为新兴地主阶级培养革新变法的人才。他提出：“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所谓“游宦之民”，主要是指那些满脑子腐朽、保守思想意识的儒生及一些游食者。他们摇唇鼓舌，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商鞅认为必须加以禁止和打击。商鞅要培养和提拔的“耕战之士”，就是那些在进行封建兼并战争和发展封建经济中对新兴地主阶级作出了实际贡献的人。商鞅认为对待这样的革新分子则必须按“任其力不任其德”，“官爵必以其力”的原则大胆地培养、提拔和任用。
在教育内容方面,商鞅反对儒家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反对向学生灌输“仁”、“义”、“礼”、“智”等道德准则。他认为“儒学”不过是一些“高言伪议”，不切实际的“浮学”。为了培养“耕战之士”和厉行“法治”的人才，商鞅主张学习法令和对耕战有用的实际知识。他提出“壹教”的教育纲领。“壹教”的实质就是执行新兴地主阶级的***育，它的主要内容是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令、政策统一人们的思想。商鞅认为：“壹教则下听上”(《赏刑》)。他强调：“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字分》)。明确指出“法”是地主阶级的生命，治理国家的根本，因此对民众必须加强“法治”的教育。“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君臣》)。即凡不符合法令的言论，不听；不符合法令的行为，不赞扬；不符合法令的事情，不做。一切的言论、行动必须根据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为标准。为了使“法治”教育能够贯彻执行，商鞅实行“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定分》)，把教育的权力掌握在新兴地主阶级官吏的手中。如果遇到“主法令之吏”有迁徙、死亡的情况，得立即选派接替者“学读法令”，可见商鞅对树立法家对教育的领导是十分重视的。商鞅为了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强调“法治”教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漠视了学校在教育中的特殊作用，取消了专业的教师和文化知识的传授，这是违背文化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他对旧文化又***取一概削除的简单粗暴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商鞅为了使秦国富强，他把农战作为治国之要。他奖励农战，主张加强农战教育。他说：“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慎法》)。
在教育途径方面，商鞅重视在通过农战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和增长人们的才干。并认为人们的智谋是在长期的作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均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所实施的“法”教和奖励“农战”的政策，却包含着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的一面。
韩非总结了战国前期和中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五蠹》)，是造成祸乱的重要原因。并认为当时的“私学”和统治者是“二心”的。这种“私学”是新兴地主阶级实行“法治”的绊脚石。因此他断然主张***取“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的措施，即禁止办私学的人的行动自由，禁止言论和结社的自由。
韩非猛烈地批判和攻击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特别是反对当时影响最大的儒家学派。他指斥儒家的那一套“礼、乐、诗、书”的教条和“仁、义、孝、悌”的道德准则都是“愚诬之学”，“贫国之教”，“亡国之言”，是致使国贫兵弱，乃至亡国的根源。在韩非看来，其他学派的理论都是互相矛盾的，只能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是非不分，统治者如果兼听他们的意见，就必然引起乱子。因此，韩非主张禁止这一切互相矛盾、只能惑乱人心的学说，而定法家于一尊。特别是要防止老百姓受到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思想的影响，要对他们的思想实行严格的统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韩非的法家思想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中的激进派利益的，它是一种进步的思潮，对建立地主阶级的统一***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但是韩非的法家思想也反映了地主阶级性的一面，即对劳动人民实行思想统制的政策。韩非的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学术流派的繁荣也是极为不利的。
韩非主张培养“智术之士”或“能法之士”(《孤愤》)。这些“智术能法之士”就是懂得和坚决实行法治路线的革新人物，并且是积极拥护“耕战”政策而为它进行斗争的战士。韩非对“智术能法之士”必须具备的品质和能力做了详细的阐明，这种革新家必须是一个忠于封建国君“北面委质，无有二心”的人，并能做到“能去私曲，就公法”，“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有度》)，一心一意为封建主义国家效力的所谓“贤臣”，“良将”。这种革新家应该具有“远见而明察”，“强毅而劲直”(《孤愤》)的品质。就是说他应该在思想上具备进步的历史观和变革思想；在政治上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有坚定地执行法治路线的坚强毅力和刚直的品质。为了使“法治”的思想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壹教”精神和措施，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意思是说要使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都符合法家的精神和遵守国家的法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韩非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纲领。他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所谓“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实质就是要废除、清算古代奴隶制的文化典籍和道德说教，特别是儒家所尊崇的“礼、乐、诗、书”和“仁、义、孝、悌”这一套东西，并从而实现他的“以法为教”的主张。
***思想编辑
法家思想内容丰富，结构较为完整，包括***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法家***思想。法家***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
人性观
法家***思想中最具主题色彩的就是相关人性论的主张。在法家看来，好利恶害，趋利避害是古往今来***固有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不可改变的。从传承思想文化的角度看，法家的人性论观念是对荀子人性恶思想的承续。荀子的性本恶思想主要表现为：人的感官欲望的无法满足状态，他在《荀子·性恶》说：“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他认为，正是在人的本能的基础上，产生了人的财产占有欲和好利之心。《荀子·荣辱》中写道：“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秀，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同时还认为，人的共同心理是好荣而恶辱，从尧舜到庶民百姓没有什么差别，而人世间最值得荣耀的就是掌握政治权利。《荀子·王霸》里谈到：“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荀子认为人的这种本性是不尽合理的，这就应该借助于开展深入的社会实践来矫正，即‘化性起伪’。法家先驱及代表人物或先于荀子谈到了或在荀子之后拓展了这一人性论思想。《管子·禁藏》说：“夫凡人之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商鞅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人性好利的主要表现为人的生存欲望和生存需要。《商君书·算池》里指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而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由于人有这种生存需要，因此，每一个人在利弊之间都要趋利避害。《商君书·算池》：“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商鞅认为，人的本性与生俱来，人的一生就是追逐名利的一生，人的所有行为都受制于好利的本性。这种人本性论应用在政治上就是追求爵位，经济上就是追求田宅。《商君书·错法》中指出了统治者恰恰可以利用此人性论实现自己的统治，“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韩非的人性论，部分的受了荀子的性恶论的影响，同时，也继承了商鞅的人性好利的观点。韩非认为，人的好利主要根源于人们的生存需要，他以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每个人都有欲利之心，人的任何行为都受好利的本性支配，即使是父子、君臣之间，也是计利而行的。韩非举出了社会上的溺婴习俗说明这一已经演化为自私自利的思想。《韩非子·六反》：“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韩非认为，儒家所说的君臣之间以忠信仁义相待，是不可靠的。《韩非子·难一》：“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间，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总之，法家人性论是那个时代的反映，是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商品等价交换在人们利益上的反应，也为法家法治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讲具有历史进步性。
诚信观
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重要内容，带有普遍的成人立身标准，自古至今中国的先哲们都有所指。法家思想精英也不例外。“诚”，真心实意，开诚布公。“信”的基本含义为诚实、不疑、不欺。法家先驱管仲认为讲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如何讲诚信，他从两个方面做了阐释。首先他重诚信，把诚信纳入德行的范畴。 “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贤大夫不恃宗室，士不恃外权。坦坦之利不以攻，坦坦之备不为用。故存国家、定社稷，在卒谋之间耳。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 （《管子·枢言》）。“其王信明圣，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圣也？曰：慎使能而善听信。使能之谓明，听信之谓圣，明信圣者，皆受天赏。使不能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祸”（《管子·四时》）。第二，管仲把诚信的道德观念拓展到刑罚和军事领域中。他分别在《管子·权修》、《管子·版法解》和《管子·九废》中指出：“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岂敢为之乎？”；“刑赏信必，则善劝而奸之”；“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而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将不战之卒，而幸以胜；此兵之三暗也。”
吴起和商鞅等改革派，把诚信置入改革措施中，在倡导践行变法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诚信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他是靠诚信为变法打基础，他懂得用诚信赢得民心，从诚信入手树立改革者的形象。吴起靠诚实守信受到老百姓的拥护，维护了自己的道德形象。《吕氏春秋·慎小》记载：“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日置表与南门之外，令于邑中曰：‘明日有人偾南门之外表者，仕长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偾表者。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吴起自见而出，仕之长大夫。夜日又复立表，又令如邑中如前。邑入守门争表，表加植不得所赏，自是之后，民信吴起之赏罚。”司马迁的《史记·商君列传》有描述：“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既具，未市，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作为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吸取了商鞅等前期法家的诚信观念，崇尚信，宣扬信，首先，他为功利而信。《韩非子·难一》有记载：“晋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文公辞舅犯，因召雍季而问之曰：‘我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不必无兽；以诈谕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文公曰：‘善！’辞雍季。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归而行爵，先雍季而后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谋也。夫用其言而后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仲尼闻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也。’”第二，韩非不吝美言，颂扬诚信美德。《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高调赞美了晋文公以诚信将卫国的事情。“晋文公攻原，裹十日粮，遂与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攻不下，击金而退，罢兵而去，士有从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谏曰：‘原之食竭力尽矣，君故待之。’公曰：吾与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为也。’遂罢兵而去。原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归乎？’乃降公。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
义利观
法家先驱人物管仲在《管子·牧民》中提出：“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即从物质生活中寻求道德的根源，肯定了“利”对“义”的决定性意义。不仅如此，法家还认为道德观念会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而变化。韩非在《五蠹》篇中论述到：“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法家坚持人们的道德水平与社会的物质基础有着直接且紧密的联系，当社会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时，人们就会行仁义、讲道德。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民众而物寡”、“争于气力”的时期，仁义道德退而居之。商鞅提出“利出于地”、“名出于战”，韩非也明确提出“务力而不务德”，否则国家将面临贫穷落后甚至是亡国的危机。法家认为儒家所谓的“爱人之心”实际上是“伤民”，而儒家那套繁杂的仁义礼节不但于民无益且有害，是暴政的发端。而法家坚持，利乃是人们的行为的唯一动因，这既是社会事实，也是社会应该倡导的原则。这与法家好利、自为的人性论思想一致，并由其沿袭而来。商鞅提在《商君书·开塞》中指出：“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总之，在法家看来，人性好利，人与人之间也是纯粹的***裸的利益关系，“利”则是人的一切行为和交往的唯一动力。在这种义利观的支配下，法家思想家们也触及到了公和私的话题，法家肯定“利”，但有“公、私”之分，他们主张去私行公。法家所言的“公”是以君主的利益为大；“私”当然是指受君主统治的群众。商鞅在《商君书·修权》断言：“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因为“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他的意思是必须“任贤举能”，而不是“任人唯亲”，这样才能达到公正、公平，才不会引起争议和争夺危害君王的统治地位。慎到的《慎子·威德》中所言：“凡立公，所以弃私也。”韩非《韩非子·饰邪》里也指出：“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意在为了维护“人主之公利”，必须去私利、私欲。
思想概论编辑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5]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
法家思想
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性论评价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6]
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7]
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作用编辑
法布于众
依法办事
”
刑无等级
保持法律稳定
“
局限编辑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8]
法律绝对
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
法家的“强国弱民”理论上，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义务界限问题。。
“刑用于将过”
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应处以刑罚。
表现性质编辑
法家被认为只是在战国时期才发挥其历史作用。其实不然,中华其后二千年的政治表现都可以看到法家所表现的重要作用,其中最为显然的就是吏治。中华所谓的法治其实是强意志理论。法家的思想重心只是一种对权势的体现方式,而几乎没有重要的理念。它没有真正的法的公正认识，其主要的表现就是无“法”精神的律治，着重于对统治者意志的律令体现，从而助长了中华形成了权力单极的社会形态，政治强盛而民间力量无有。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古代中华的人的权力被极大的压迫。而且人民也有被压迫的意识，使得中国的国民性极其的淡漠，在近代战争中表现出无国家性的麻木。中国社会的这一性质可以说是法家所刻意打造的，也是它对政治建设的最大功绩。可惜它是反面的。
法治的意义编辑
法家的法治一个最重要的实践就是秦国的商鞅变法。众所周知，秦原本是一个“僻在雍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国，无权参与中原各国的事务，常受中原诸侯的鄙视，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弃礼任法”，实行“法治”而使秦一跃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并最终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可见其“法治”是具有其积极意义的。其实，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很多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可供现代法治借鉴的东西。法家的法治也有诸多负面性。
法律万能主义
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万能的，有其滞后性，不可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法律专制主义
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王手里，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极权主义
诸子百家的目标是富国强兵，法家也不例外。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法家认为是农战。
重刑主义
在法家看来，重刑是力量的源泉，是禁止犯罪的根本，可以导致“无刑”。“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原文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2)。余尝于三余之日(3)，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夫履信思顺(4),生人之善行(5)，抱朴守静(6)，君子之笃素(7)。自真风告逝(8),大伪斯兴(9),闾阎懈廉退之节(0)，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土(2)，或潜玉于当年(3)；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4)。故夷皓有“安归”之叹(5)，三闾发“已矣”之哀。(6)悲夫(7)！寓形百年(8)，而瞬息己尽(9)，立行之难(20)，而一城莫赏(2)。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22)，屡伸而不能己者也(23).夫导达意气(24)，其惟文乎(25)？抚卷踌躇(26)，遂感而赋之(27)。
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28)！禀神志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29)。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30)；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3)。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32)。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33)。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34)。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35)。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36)。淳源汩以长分，美恶分其异途(37)。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38).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39)。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40)。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4)。嗟乎(42)！雷同毁异，物恶其上(43)；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44)。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45)。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46)！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47)。独祗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48)；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49)。无爰生之晤言，念张季之终蔽(50)；愍冯叟于郎署，赖魏守以纳计(5)。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岁(52)。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53)。悼贾傅之秀朗，纤远辔于促界(54)。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55)。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56)。承前王之清诲，曰天道之无亲(57)；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58)。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59)；伤请车以备椁，悲茹薇而殒身(60)；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6)！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62)。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63)。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64)。广结发以从政，不愧赏于万邑(65)；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土之莫及(66)；留诚信于身后，动众人之悲泣(67)。商尽规以拯弊，言始顺而患入(68)。奚良辰之易倾，胡害胜其乃急(69)！苍昊遐缅，人事无已(70)；有感有昧，畴测其理(7)！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72)。既轩冕之非荣，岂?袍之为耻(73)？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74)。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75)。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注释
()董仲舒：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著有《春秋繁露》等书。他所作的《士不遇赋》，收在《古文苑》中。
(2)司马子长：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所著《史记》为不朽之作。又为之：又作过一篇《悲士不遇赋》。其残文见《艺文类聚》卷三十。
(3)三余之日：指闲暇之时。三国时魏人董遇常教学生利用“三余”的时间读书，谓“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见（三国志?魏志?王肃传）裴松之注。
(4)夫：发语词。履信：遵守信义。思顺：不忘忠孝。《左传?隐公三年》：“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周易?系辞上》：“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5)生人：犹生民。人，人类。善行：良好的品行，即美德。
(6)抱朴：胸怀淳朴.不失本真。（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守静：保持内心的平静，不为外物所挠。
(7)笃（dǔ赌）素：犹笃志。志向专一不变。《三国志?吴志?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后汉书?张衡传》：“必施厥素尔。”注：“素，志也。”
(8)真风：自然淳朴的风尚。告逝：消失。
(9)大伪斯兴：虚伪之风盛行。斯：乃。
(0)闾阎：里巷的门，借指平民。懈：懈怠。廉退之节：廉洁谦让的节操与礼节。
()市朝：指官场，朝廷。驱：驰驱竞逐。易进：侥幸升官，指靠投机取巧往上爬。
(2)怀正：胸怀正直。志道：有志于治世之道。
(3)潜玉：藏玉，指有德才而隐居不仕。当年：正当有力之年，指壮年。
(4)没世：终生，一世。徒勤：徒劳，空忙。
(5)夷皓：指伯夷、叔齐和商山四皓。“安归”之叹：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曾作歌曰：“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史记?伯夷叔齐列传》）商山四皓隐居时作歌曰：“唐虞世远，吾将安归？”（皇甫谧《高士传》）安归：归往何处。即无归处。
(6)三闾：指屈原。屈原曾任三闾大夫之职。“己矣”之哀：屈原《离骚》结尾说：“已矣哉！国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已矣：算了吧。即无可奈何之意。
(7)夫（fú扶）：表感叹语气。
(8)寓形：寄身。寓：寄，寄托。形：身形，形体。
(9)瞬息：一转眼一呼吸之间，谓时间短促。尽：指生命结束。
(20)立行：指建立功业。
(2)一城莫赏：得不到赐爵封地。
(22)染翰：浸湿毛笔，指写作。
(23)伸：伸述，表白。已：止。
(24)导达意气：抒发性情意志。其：语助词，表示推测，犹“大概”。
(25)惟：只有。
(26)卷：书卷。指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士不遇赋》。踌躇：原指犹豫不定，这里指反复思考。
(27)遂：于是。感：有所感触。赋：抒写，用作动词。
(28)咨（zī资）：嗟叹声。大块：大自然。受气：意思是禀承天地自然之气而万物生。王充《论衡，自然》：“天地合气，万物自生。”斯：此，这。独灵：最灵智，最尊贵、杰出。《礼记?礼运篇）：“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许慎《说文解字》：“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陶渊明《形影神?形赠影》：“谓人最灵智。”这两句是说，承天地自然之气而万物生，为什么唯独人最为灵智呢？
(29)禀：承受。藏照：怀揣光明，即拥有智力。秉：持，具有。三五：三才五常的省略。三才：指天、地、人。《周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所说常行不变的五项道德标准。垂名：留名。垂：流传下去。
(30)击壤：古代的一种游戏，这里指隐居。晋代皇甫谧《高士传》：“壤父者，尧时人也。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宋代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七引《艺经》云：“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四寸，阔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于地，远三四十步，以手中壤击之，中者为上。”济：救助。苍生：指黎民，百姓。
(3)靡：无。潜：潜藏，指隐居。跃：显达，指出仕做官。非分：不合本分。傲然：高傲自足的样子。称情：符合心意。这两句是说，无论隐居还是做官，都随顺自然，各安本分，人们高傲自足。无拘无束。
(32)流浪：漂荡不定，这里指运行变化，犹“流转”。徂（cú）：往，过去。物：这里指人。群分：指分为善恶不同的人群。相形：各自区别，互为对应。
(33)密网裁：***的网织得很密。宏罗制：捕鸟的网罗张得很大。这两句比喻统治者的专制制度和好佞之徒陷害忠良的阴谋诡计。
(34)达人：通达有见识的人。善觉：善于观察形势，容易觉悟。逃禄：逃避爵禄，指不做官。
(35)嶷嶷（nì逆）：高峻的样子。影：指隐士的身影。汪汪：水面宽广的样子。声：指隐士的声音。这两句是说，达人隐居于山水之间。
(36)轩唐：指轩辕与唐尧，相传为上古治世之君。永叹：长叹。辞荣：辞去荣华富贵。
(37)淳源：清澈的水源。这里比喻淳朴的道德风尚。汩（gǔ古）：水流动的样子。长分：指水源流到远处就分支了。美恶：美善与邪恶。作：出现，产生。
(38)原：探原，推究。百行：各种行为。攸贵：所贵。莫为善：莫若行善。
(39)奉：遵奉，奉行。成命：既定的.命令。这里指命运的安排或自然的规律。师：师法，效法。
(40)发：显现，指行为表现。生：这里有“树立”的意思。乡闾：乡里。
(4)推：以，凭借。显：显达。矫然：虚伪做作。祈誉：祈求荣誉。
(42)嗟乎：感叹之声。
(43)雷同：人云亦云；相同。《礼记?曲礼上》：“毋剿说，毋雷同。”郑玄注：“雷之发生，物无不同时应者，人之言当各由己，不当然也。”《楚辞?九辩》：“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毁誉之昧昧！”毁异：诽谤异己，即抵毁不同于己见之人。物恶（wù务）其上：世人憎恨那些才能超过自己的人。物：指人。《晋书?袁宏传》：“物恶其上，世不容哲。”
(44)妙算者：能预见先机之人。谓迷：被认为是糊涂。云妄：被说成是狂妄。
(45)坦：坦诚，坦荡。至公：最公正无私。无猜：对人没有猜忌。卒：最终，结果。以：因。
(46)琼（qiong穷）：美玉，比喻贞洁。兰：兰草，比喻芳香。亮：明白，了解。
(47)炎帝帝魁之世：指传说中上古太平的时代。炎帝即神农氏，帝魁为黄帝子孙，皆为上古治世之君。张衡《东京赋》：“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
(48)祗（zhī支）：恭敬。三省（xǐng醒）：每天多次自我反省。《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49)庶：希望。进德以及时：修治德行，等待施展抱负的机会。不惠：不顺利。
(50)爱生：指爱盎（《史记》作袁盎，此本《汉书》），字丝。汉文帝时任中郎将。晤言：当面说话。指爱盎向汉文帝当面推荐张释之。（事见《汉书?爱盎列传》）张季：名释之，字季。据《汉书?张释之列传》载，张释之担任骑郎（管理宫廷马匹的小官），十年不得提升，经爱盎向汉文帝当面推荐，文帝任释之为谒者仆射（当皇帝掌管传达的长官），后任廷尉，处事多得当。蔽：指被埋没。
(5)愍（mìn敏）：哀怜，忧病。冯叟：指冯唐。叟是对老者的称呼。据《史记?冯唐列传）载，汉文帝时，魏尚为云中（汉时地名，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一带，包括山西省西北一部分地区）太守。他爱惜士卒，优待军吏，匈奴远避。一度匈奴进犯，魏尚亲卒车骑阻击，大胜。因报功的文书上所载杀敌数字与实际不符（相差六人）而被削职。一次文帝过郎署，同郎中署长的小官冯唐谈起此事，经冯唐代为辩白，文帝即派冯唐前往赦免魏尚之罪，仍令担任云中太守。而冯唐也因此被进封为车骑都尉。赖魏守以纳计：是说冯唐凭借魏尚的事，文帝***纳了他的建议，才得以升迁。
(52)仅然：几乎，将近。这里是“勉强”的意思。知：知遇，指受到重用。旷岁：耽搁、荒废了很长时间。
(53)审夫：确乎。夫：语中助词。眩：迷惑。三夫之献说：意为三人都说有虎。《韩非子?内储说上）：庞恭“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庞恭曰：‘夫市之无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意谓人们常被谣言迷惑，信以为真。
(54)贾傅：指西汉贾谊。曾作长沙王大傅。梁怀王太傅。秀朗：才华出众。纤：曲。远辔：代指千里马。辔：马缰绳。促界：狭窄的范围。
(55)董相：指董仲舒。曾先后任江都王相、胶西王相。渊致：学识渊博。屡乘危而幸济：多次遇险而幸免于难。《汉书?董仲舒传》载、江都王、胶西王皆骄纵，董仲舒为人正派，多次上疏谏净匡正，忤逆王意而险遭死罪，后幸免。虽得重用，后来他怕久后获罪，称病辞归。
(56)哲人：才智超众之人。无偶：无双。淋浪：泪流不止的样子。袂（mèi妹）：衣袖。
(57)前王：指素王，即古代圣哲。《庄子?天道》：“玄圣素王之首。”疏曰：“夫有其道而无其爵者，所谓玄圣紊王，自贵者也，即老君、尼父是也。”清海：犹明教。《后汉书。赵壹传》：“冀承清海，以释遥悚。”曰：同“幸”，乃，语助词。天道之无亲：用“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人》七十二章、《史记?伯夷列传》）之意，是说天道对任何人都无亲疏之分，但总将好运赐给行善之人。
(58)澄：清。一：指天道。《老子》三十九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鉴：镜，明察。恒：常常。辅善：帮助行善之人。佑仁：保佑为仁之人。
(59)夷：怕夷。投老：到老。回：颜回，字子渊，简称渊。早夭：见（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注(3)。
(60)请车以备谆（guǒ果）：《论语?先进》：“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椁。”颜渊死后，家里无钱买棺材，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子卖掉以筹办。意思说虽然对老师不恭敬，却迫不得己。椁：外棺，泛指棺。茹蔽而殒（yǔn允）身：《史记?伯夷列传》：“***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薇（野莱）而食，最后饿死。茹：吃。殒：死亡。
(6)好学：指颜回好学。《论语?雍也》：“哀公问：‘***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行义：指伯夷、叔齐行义。事见《饮酒二十首》其二注(2)。
(62)若兹：像这样。指颜回家贫早夭，伯夷叔齐饿死。斯言：此言。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语。虚陈：空言，徒说。《饮酒二十首》其二：“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与此处意同。
(63)旷世：犹旷代。绝代，世所未有。涩：阻滞，艰难。
(64)伊：语助词，无意义。病：忧虑。
(65)广：指李广。西汉名将。结发：犹“束发”，指年轻的时候。从政：指从军征伐匈奴。《史记，李将军列传》：“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厂“以良家子从军击胡。”“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不愧赏于万邑：是说李广战功卓著，封赏万户侯也不为过。李广少时为武骑常侍，文帝曾说：“借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后李广屡立战功，匈奴畏避，呼为“飞将军”。
(66)戚竖：外戚小人，指卫青（汉武帝卫皇后之弟）。元狩四年一次出击匈奴的战役中，李广军因失道误期，卫青乘机责罚他，李广悲愤***。竟尺土之莫及：竟然连尺寸土地也未得封赏。武帝时，征匈奴者多封侯，而李广不得封。广弟“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史记?李将军列传》）。
(67)身后：死后。动：感动。《史记?李将军列传》：“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语，见《论语?子路》）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xún旬，通“恂恂”，诚实谨慎的样子）如鄙人（乡野之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又：李广“遂引刀自到。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68)商：指王商，字子威，西汉时人。尽规：尽力谋划。拯弊：拯救弊端，改革弊政。言：语助词，无意义。始顺而患入：开始顺处，而后遭祸患。《汉书?王商传》载，汉成帝时，王商任左将军，深受皇帝的信任；后任丞相，也很受尊重。然竟被王凤、张匡等人以谗言相害，被罢相后，发病吐血而死。
(69)奚：何。良辰：指施展才能的良好时机。易倾：容易用尽，意谓很快就结束了。胡：为什么。害胜：陷害才能超过自己的人。
(70)苍?（mín民）遐缅：苍天遥远。?：天。已：止。
(7)有感有昧：有些理解明白，有些迷惑不解。昧：暗。畴：通“谁”。《尚书?尧典》：“帝曰：畴若予工？”
(72)济意：成就意愿，使本心得以满足。累已：损害自己。
(73)轩冕：指***厚禄。轩：达官贵人所乘的轻车。冕：官冕，官吏戴的帽子。《压子?缮性》：“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之谓也。”《晋书?应贞传》：“轩冕相袭，为郡盛族。”?（yù运）袍：在乱麻为絮的袍子，穷人所穿。《论语?子罕》：“子曰：‘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子由也与？”孔子赞美子路，说他穿着破棉袍与穿轻裘的人站在一起而并不以为耻。
(74)谬会：错误的领会。指领会以上四句的内容。谬：谦词。取拙：守拙，指隐而不止。归止：解职归乡。止：语助词，无意义。
(75)拥：抱着。孤襟：孤介的情怀。毕岁：终此一生。谢良价于朝市：拒绝以高价在市场上出卖。即不愿应诏出仕。《论语?子罕》：“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yùn dú运读，藏在柜子里）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这里反用其意。谢：辞，拒绝。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翻译
昔日董仲舒写过一篇《士不遇赋》，后来司马迁也写了一篇《悲士不遇赋》。我曾经利用冬闲、夜晚和阴雨天等闲暇之时，以及在讨论学习的空隙中，阅读了他们的作品，深为感慨而哀伤不已。遵守信义，不忘忠孝，是人类的美好品德；胸怀淳朴，心地清静，是君子恪守的素志。自从淳朴的风尚消失，于是虚伪之风盛行，廉洁谦让的操行在民间渐被淡忘，追逐***厚禄的侥幸之心在官场上日益泛滥。一些胸怀正直、立志治世之士，正当壮年而隐居不仕；一些洁身自好、节操清廉之人，却徒劳终生。所以伯夷、叔齐和商山四皓都有“归往何处”的悲叹，三闾大夫屈原发出“算了吧”的哀怨。可悲啊！人生百年，转眼即逝，建立功业十分艰难，却得不到应得的赐爵封地。这就是古人慷慨挥笔，一再抒发而难尽其情的缘故。能够抒发性情意志的，大概只有文章吧？抚着古人的书卷反复思考，于是深有感触而写下这篇文章。 可叹承天地之气万物生育，为何这人类独为万物之灵！禀受神情意志而拥有智慧，凭三才五常之道而得留名。或居乡野击壤游戏以自乐，或出仕途拯救天下之百姓。无论隐居还是出仕，都合乎本分，各适其情。时光流逝往古之世成为过去，好人坏人渐有分别群体自成。***之网密织而鱼恐惧，捕乌之罗大张而鸟心惊。那通达明智之人善觉悟，于是逃避官禄隐居躬耕。高峻的山岭中有隐士的身影，广阔的河流上有隐士的歌声。遥想远古治世深深叹息，甘居贫贱辞却荣华虚名。清澈源头长流分支，善恶区分不同路途。椎究各种行为中可贵者，莫若施行善事最可欢娱。遵从上天既定之命，效法圣人留传之书。忠于君主孝敬双亲，乡里再把信义建树。凭真诚之心获得显达，不虚伪做作祈求名誉。可叹哪！人云亦云诽谤异己，憎恨别人在己之上；把聪明之人说成湖涂，将正直之士视为狂妄。坦诚公正无猜忌，最终受辱遭诽谤。虽怀美玉握兰草，徒然芳洁谁称扬！悲哀呀！贤才不被重用，那是没赶上炎帝、帝魁时的太平之世。恭敬修身独自勤勉，反复自省哪能废弃；愿修治德行等待良机，但良机既至却不顺利。若非爱盎向皇帝面荐，想那张季将永被遮蔽；可怜冯唐年老官职卑微，凭谏魏尚之事才把官提。虽勉强可称终遇知己，却愁苦煎熬荒废年岁。明知市上确实无虎，三人说有便受蒙蔽。可哀贾谊才华出众，委屈骏马局促狭界。可悲董仲舒学识渊博，屡遭危难而幸免一死。感慨哲人孤独无依，泪流纵横沾湿我衣。恭承前代圣王明明教诲，说是天道无私善者受恩；天道清澄可以明察，帮助善者保佑仁人。伯夷叔齐到老挨饿，颜回早逝家境甚贫；可伤请求孔子卖车以葬颜回，可悲伯夷叔齐食蔽终丧其身；虽然颜回好学伯夷叔齐行仁义，为何无论生死总是艰难长苦辛！如此报答恩德令人疑心，恐天道无私之说为空论。哪里是世世代代没有贤才，只是因条条道路皆被阻塞。古人所以感慨悲叹，忧虑功名不得建立。李广年少即从军疆场杀敌，盖世之功封万户侯也不愧；雄心壮心辱于外戚小人，竟然尺寸土地未得赏赐；真诚信义留在身后，感动众人为之悲泣。王商竭力谋划拯救弊端，开始顺利而后祸患殃及。为何施展才能的良机易尽，为何陷害忠良的邪心焦急！苍天遥远，人事不止；有些明白有些迷惑，谁能探究其中道理！宁愿守穷满足心意，不想委曲损害自己。既然仕途艰险难得荣耀，难道破袍在身就算羞耻？领会实谬***取守拙，姑且欣然隐居避世。怀抱孤介之情安度此生，绝不出卖灵魂损我心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