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流：指的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纵横家。
“九流十家”包括：
（1）儒家：仁义礼智信，提倡仁政，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
（2）道家：大道无为，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列子。
（3）墨家：兼爱和非攻，代表人物是墨子、孟胜。
（4）法家：提倡法制，代表人物是管仲、韩非子、李斯、李悝、商鞅、申不害。
（5）名家：擅长论辩，代表人物是邓析、宋钘、惠施。
（6）杂家：顾名思义，取诸子百家，多有涉猎。代表人物是吕不韦、淮南王刘安。
（7）农家：以神农为祖师，劝耕桑，足衣食，代表人物是许行。
（8）纵横家：或连横或合纵，纵横捭阖，代表人物是张仪、公孙衍、苏秦。
（9）阴阳家：阴阳五行，代表人物是邹衍。
（10）九流以外还有一个***家：记录民间之街谈巷议，代表人物是虞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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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
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0家被发展成学派。
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
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等为十家。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自此，中国古代学术界都本班固，百家就成了“九流”。
而后，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再增“兵、医”，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纵横，杂，农，***，兵，医十二家也。”
百度百科--九流十家
西汉刘歆的《七略·诸子略》中把诸子思想分为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十家，除掉***家，就称为九流。
所谓“九流十家”，其实是后人把十家学术流派剔除了一家，将九家归为九流。剔除的就是***家，不过今之***家和古之***家虽然都是以写文为主要工作，但具体工作流程可是大不一样。今天的***家工作主要靠自己的想象力，可以借鉴前人，但是不能抄袭，要重视原创。古之***家的主要工作是汇编民间传说，街头巷尾之谈，严禁***家发挥“主观能动性”，也就是禁止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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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家已经没落了，甚至可以说已经失传了。出现这种现象认为主要有两点：
一是***家自身的局限性，他主要记载民间传说，百姓俗语，范围太窄了，而且不容易受到传统文学的重视。时间长了，衰败是必然的事情；
二是容易受到其他学派的冲击，毕竟民间传闻，不管是史学家，还是儒生，乃至道士和尚，都是可以记载的。所以***家的消亡，也可以说是融入了其他学派。
百度百科-九流十家
1. 文言文理解《郅都》
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第一段：郅都服侍并劝谏文帝。
第四段：郅都的傲骨。第五段：郅都被中伤到任雁门。
附译文： 郅都是杨县人，以郎官的身份服事孝文帝。景帝时代，郅都当了中郎将，敢于向朝廷直言进谏，在朝廷上当面使人折服。
他曾经跟随天子到上林苑，贾姬到厕所去，野猪突然闯进厕所。皇上用眼示意郅都，郅都不肯行动。
皇上想亲自拿着武器去救贾姬，郅都跪在皇上面前说：“失掉一个姬妾，还会有个姬妾进宫，天下难道会缺少贾姬这样的人吗？陛下纵然看轻自已，而祖庙和太后怎么办呢？”皇上回转身来，野猪也离开了。太后听说了这件事，赏赐郅都黄金百斤，从此重视郅都。
济南姓的宗族共有三百多家，强横奸滑，济南太守不能治服他们，于是汉景帝就任命郅都当济南太守。郅都来到济南郡所，就把氏家族首恶分子的全家都杀了，其余姓坏人都吓得大腿发抖。
过了一年多，济南郡路不拾遗。周围十多个郡的郡守畏惧郅都就象畏惧上级官府一样。
郅都为人勇敢，有气力，公正廉洁，不翻开私人求情的信，送礼，他不接受，私人的请托他不听。他常常自己说：“已经背离父母而来当官，我就应当在官位上奉公尽职，保持节操而死，终究不能顾念妻子儿女。”
郅都调升中尉之官，丞相周亚夫官最高而又傲慢，而郅都见到他只是作揖，并不跪拜。这时，百姓质朴，怕犯罪，都守法自重，郅都却自首先施行严酷的刑法，以致执法不畏避权贵和皇亲，连列侯和皇族之人见到他，都要侧目而视，称呼他为“苍鹰”。
临江王被召到中尉府受审问，临江王想得到书写工具，给皇上写信，表示谢罪，郅都却告诉官吏不给他书写工具。魏其侯派人暗中给临江王送去书写工具。
临江王给皇上写了谢罪的信，于是就***了。窦太后听到这个消息，发怒了，用严法中伤郅都，郅都被免官归家。
汉景帝就派使者拿着符节任命郅都为雁门太守，并让他乘便取道上路，直接去雁门上任，根据实际情况独立处理政事。匈奴人一向听说郅都有操节，现在由他守卫边境，所以匈奴人便领兵离开汉朝边境，直到郅都死去时，一直没敢靠近雁门。
匈奴甚至做了像郅都模样的木偶人，让骑兵们奔跑射击，没有人能射中，害怕郅都到了如此的程度。匈奴人以郅都为祸患。
窦太后最后竟以汉朝法律中伤郅都，景帝说：“郅都是忠臣。”想释放他。
窦太后说：“临江王难道就不是忠臣吗？”于是就把郅都杀了。
2. 《史记 郅都传》译文郅都是杨县人，以郎官的身份服事孝文帝。景帝时代，郅都当了中郎将，敢于向朝廷直言进谏，在朝廷上当面使人折服。他曾经跟随天子到上林苑，贾姬到厕所去，野猪突然闯进厕所。皇上用眼示意郅都，郅都不肯行动。皇上想亲自拿着武器去救贾姬，郅都跪在皇上面前说：“失掉一个姬妾，还会有个姬妾进宫，天下难道会缺少贾姬这样的人吗？陛下纵然看轻自已，而祖庙和太后怎么办呢？”皇上回转身来，野猪也离开了。太后听说了这件事，赏赐郅都黄金百斤，从此重视郅都。
济南姓的宗族共有三百多家，强横奸滑，济南太守不能治服他们，于是汉景帝就任命郅都当济南太守。郅都来到济南郡所，就把氏家族首恶分子的全家都杀了，其余姓坏人都吓得大腿发抖。过了一年多，济南郡路不拾遗。周围十多个郡的郡守畏惧郅都就象畏惧上级官府一样。
郅都为人勇敢，有气力，公正廉洁，不翻开私人求情的信，送礼，他不接受，私人的请托他不听。他常常自己说：“已经背离父母而来当官，我就应当在官位上奉公尽职，保持节操而死，终究不能顾念妻子儿女。”
郅都调升中尉之官，丞相周亚夫官最高而又傲慢，而郅都见到他只是作揖，并不跪拜。这时，百姓质朴，怕犯罪，都守法自重，郅都却自首先施行严酷的刑法，以致执法不畏避权贵和皇亲，连列侯和皇族之人见到他，都要侧目而视，称呼他为“苍鹰”。
3. 《史记 郅都传》译文译文：
郅都是杨县人，以郎官的身份服事孝文帝。景帝时代，郅都当了中郎将，敢于向朝廷直言进谏，在朝廷上当面使人折服。他曾经跟随天子到上林苑，贾姬到厕所去，野猪突然闯进厕所。皇上用眼示意郅都，郅都不肯行动。
皇上想亲自拿着武器去救贾姬，郅都跪在皇上面前说：“失掉一个姬妾，还会有个姬妾进宫，天下难道会缺少贾姬这样的人吗？陛下纵然看轻自已，而祖庙和太后怎么办呢？”太后听说了这件事，赏赐郅都黄金百斤，从此重视郅都。
郅都为人勇敢，有气力，公正廉洁，不翻开私人求情的信，送礼，他不接受，私人的请托他不听。他常常自己说：“已经背离父母而来当官，我就应当在官位上奉公尽职，保持节操而死，终究不能顾念妻子儿女。”
临江王被召到中尉府受审问，临江王想得到书写工具，给皇上写信，表示谢罪，郅都却告诉官吏不给他书写工具。临江王给皇上写了谢罪的信，于是就***了。窦太后听到这个消息，发怒了，用严法中伤郅都，郅都被免官归家。
汉景帝就派使者拿着符节任命郅都为雁门太守，并让他乘便取道上路，直接去雁门上任，根据实际情况独立处理政事。匈奴人一向听说郅都有操节，所以匈奴人便领兵离开汉朝边境，直到郅都死去时，一直没敢靠近雁门。
匈奴甚至做了像郅都模样的木偶人，让骑兵们奔跑射击，没有人能射中，害怕郅都到了如此的程度。匈奴人以郅都为祸患。窦太后最后竟以汉朝法律中伤郅都，景帝说：“郅都是忠臣。”想释放他。窦太后说：“临江王难道就不是忠臣吗？”于是就把郅都杀了。
原文：
郅都者，杨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时，都为中郎将，敢直谏，面折大臣于朝。尝从帝入上林，贾姬如厕，野彘卒入厕。上目都，都不行。
上欲自持兵救贾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上还，彘亦去。都为人勇，有气力，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常自称曰：“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
临江王征诣中尉府对簿，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间与临江王。临江王既为书谢上，因***。孝景帝乃使使持节拜都为雁门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从事。
匈奴素闻郅都节居边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门匈奴尝为偶人像郅都令骑驰射莫能中见惮如此。匈奴患之。窦太后乃竟中都以汉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释之。窦太后曰：“临江王独非忠臣邪？”于是遂斩郅都。
出处：出自西汉司马迁的《史记 郅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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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东周时期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汉朝建立后，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
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
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
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4. 史记郅都传 解析 翻译《郅都传》
郅都是杨县人。孝文帝时担任过郎官。孝景帝时，郅都担任中郎将，敢于直言进谏，在朝上当面指责大臣的过失。曾经跟随景帝去上林苑，贾姬上厕所，一只野猪突然进了厕所。景帝用眼睛示意郅都去救贾姬，郅都没去。景帝想自己拿着武器去救，郅都伏地上前说道：“少一个贾姬会有另一个姬进上，天下少的难道是贾姬这样的人吗？陛下纵然不看重自己，又如何对待国家和太后呢！”景帝回转身，野猪也离去了。太后听说这件事后，赐给郅都一百斤银两，并从此看重郅都。
济南的瞯氏同宗有三百多户人家，强横不受法度，地方官不能管制他们，于是景帝任命郅都担任济南太守。郅都一上任就将瞯氏的头号恶人诛灭三族，其余的人都吓得两股战栗。一年多以后，济南郡中出现了路不拾遗的安宁景象。济南旁边的十几个郡的太守像惧怕丞相一样惧怕郅都。
郅都勇猛，有力气，公正廉洁，不发私人信件，不接受亲友的馈赠，也不答应别人的请求嘱托。他自己常常说：“既然已经离开家人出来做官，自然应当在任时奉公尽职，守节义而死，终究顾不上妻子儿女了。”
郅都升任为中尉。丞相条侯很尊贵傲慢，而郅都只是以向丞相行礼的礼节对他们作揖而已。当时的民风纯朴，百姓害怕犯罪，***自重，而郅都却率先严厉执法，执法时不回避显贵要人，侯王和皇室宗亲看见郅都都要侧目而视，人们称他为“苍鹰”。
临江王奉旨到中尉府对证，他要求纸笔写信向皇上谢罪，而郅都禁止吏卒给他纸笔。魏其侯派人乘隙给临江王送去。临江王给皇上写完谢罪的信后，就***了。窦太后听说这件事，很生气，以危害法律中伤郅都，郅都被免职回家。汉景帝于是派使者拿着使节任命郅都为雁门太守，不必入朝谢恩，直接上任，可以不须请示，自行处理政务。匈奴人一向了解郅都的节义，听说是郅都守边，便带兵离去，一直到郅都死也不敢靠近雁门。匈奴人曾经做了郅都的木偶像，让骑兵在马上用箭去射，但没人能射中的，他就是这样让人害怕。匈奴人很讨厌郅都。窦太后后来却用汉朝的法律来中伤郅都。景帝说：“景帝是个忠臣。”想要释放他。窦太后说：“临江王难道不是忠臣吗？”于是将郅都处死了。
5. 致都传原文及翻译一、原文 郅都，河东大阳人也。
以郎事文帝。景帝时为中郎将，敢直谏，面折大臣于朝。
尝从入上林，贾姬在厕，野彘入厕。 上目都，都不行。
上欲自持兵救贾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姬等邪？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上还，彘亦不伤贾姬。太后闻之，赐都金百斤，上亦赐金百斤，由此重都。
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拜都为济南守。至则诛瞷氏首恶，余皆股栗。
居岁余，郡中不拾遗，旁十余郡守畏都如大府。 都为人，勇有气，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
常称曰：“已背亲而出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 都迁为中尉，丞相条侯至贵居也，而都揖丞相。
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独先严酷，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 临江王征诣中尉府对簿，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都禁吏弗与。
魏其侯使人间予临江王。临江王既得，为书谢上，因***。
窦太后闻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归家。景帝乃使使即拜都为雁门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从事。
匈奴素闻郅都节，举边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雁门。匈奴至为偶人象都，令骑驰射，莫能中，其见惮如此。
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汉法。
景帝曰：“都忠臣。”欲释之。
窦太后曰：“临江王独非忠臣乎？”于是斩都也。 二、译文 郅都，河东郡大阳县人。
以郎官的身份侍奉文帝。景帝时任中郎将，敢于向皇上直言进谏，在朝廷上当面斥责大臣的过失。
郅都曾随侍皇上去上林苑，贾姬在厕所，野猪也进入厕所，皇上目示郅都，郅都毫无所动。 皇上想亲自拿兵刃去救护买姬，郅都跪伏在皇上面前说：“失去了一个贾姬，又有一个新的买姬进来，天下缺少的难道是买姬这样的人吗？陛下纵然不以自己为念，又怎能对得起国家和太后？”皇上听了郅都的话，便退了回来，野猪也没有伤害买姬。
太后听说了这件事，赏赐给郅都黄金一百斤，皇上也赏赐给郅都黄金一百斤，从此器重郅都。 济南困氏宗族三百多户，势力强大，无恶不作，郡太守不能制服他们，于是景帝任命郅都为济南太守。
郅都到任后，立即杀掉了唰氏元凶魁首，其他宗族余党都吓得大腿发抖。郅都任太守一年多，济南郡路不拾遣，附近十多个郡的太守畏惧郅都，就像畏惧上级宫府一样。
郅都为人勇敢而有气力，公正廉洁，不拆私人信件，不接受亲友的馈赠和私相嘱托。经常宣称：“我丢下亲人，离乡背井外出为官，固然应当忠于职守，尽忠死节，妻子儿女最终是顾不得了。”
郅都调中尉，丞相条侯极其尊贵傲慢，但郅都却对他揖而不拜。这时候民风质朴，吏民们害怕触犯达官贵人而明哲保身，惟独郅都敢于率先极端严酷地执行法令，不避皇亲国戚，列侯宗室见到郅都都不敢正视，把他称作“苍鹰”。
临江王被召到中尉府对案，想得到刀具笔墨，写封信向皇上谢罪，但郅都禁止狱吏给他。魏其侯派人暗地裹送给临江王刀笔。
临江王得到后，写信向皇上谢罪，进而***。窦太后听到这件事，大怒，以重法中伤郅都，郅都被免除官职，回到家中。
景帝却派人到郅都家裹任命他为雁门太守，不用到朝廷辞谢，取近路直赴任所，并可以因利乘势，全权处理政务。匈奴人素闻郅都气节，全部撤离边境部队，终郅都之死，不敢近雁门一步。
匈奴人刻了个木偶人，酷似郅都，令骑兵奔驰射杀，没有能够射中的，他们被郅都震慑到如此地步。 匈奴人担忧这种情形，便用汉朝的法令陷害郅都。
景帝说：“郅都是忠臣。”想释放他。
窦太后说： “临江王难道就不是忠臣了吗？”于是斩了郅都。 三、出处 《汉书》 四、作者简介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东汉历史学家班彪之子，班超之兄，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
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卒于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年六十一岁。班固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
著有《白虎通德论》六卷，《汉书》一百二十卷，《集》十七卷。 扩展资料 一、创作背景 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其编写续篇。
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公元3年~公元54年）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
班彪死后，年仅22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巨作。 二、作品赏析 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
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
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
以后历代的“正史”都***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
6. 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小题1:C
小题2:D
小题3:D
小题1:C 间隙
小题2:D （③不卑不亢；④公正廉洁；⑥皇帝信任）
小题3:D原文为“让骑兵在马上用箭去射，但没人能射中”
文言文参考译文：
郅都是杨县人。孝文帝时担任过郎官。孝景帝时，郅都担任中郎将，敢于直言进谏，在朝上当面指责大臣的过失。曾经跟随景帝去上林苑，贾姬上厕所，一只野猪突然进了厕所。景帝用眼睛示意郅都去救贾姬，郅都没去。景帝想自己拿着武器去救，郅都伏地上前说道：“陛下纵然不看重自己，又如何对待国家和太后呢！”景帝回转身，野猪也离去了。太后听说这件事后，赐给郅都一百斤银两，并从此看重郅都。
济南的瞷氏同宗有三百多户人家，强横不受法度，地方官不能管制他们，于是景帝任命郅都担任济南太守。郅都一上任就将瞷氏的头号恶人诛灭三族，其余的人都吓得两股战栗。一年多以后，济南郡中出现了路不拾遗的安宁景象。济南旁边的十几个郡的太守像惧怕丞相一样惧怕郅都。
郅都勇猛，有力气，公正廉洁，不发私人信件，不接受亲友的馈赠，也不答应别人的请求嘱托。他自己常常说：“既然已经离开家人出来做官，自然应当在任时奉公尽职，守节义而死，终究顾不上妻子儿女了。”
郅都升任为中尉。丞相条侯很尊贵傲慢，而郅都只是以向丞相行礼的礼节对他们作揖而已。当时的民风纯朴，百姓害怕犯罪，***自重，而郅都却率先严厉执法，执法时不回避显贵要人，侯王和皇室宗亲看见郅都都要侧目而视，人们称他为“苍鹰”。
临江王奉旨到中尉府对证，他要求纸笔写信向皇上谢罪，而郅都禁止吏卒给他纸笔。魏其侯派人乘隙给临江王送去。临江王给皇上写完谢罪的信后，就***了。窦太后听说这件事，很生气，以危害法律中伤郅都，郅都被免职回家。汉景帝于是派使者拿着使节任命郅都为雁门太守，不必入朝谢恩，直接上任，可以不须请示，自行处理政务。匈奴人一向了解郅都的节义，听说是郅都守边，便带兵离去，一直到郅都死也不敢靠近雁门。匈奴人曾经做了郅都的木偶像，让骑兵在马上用箭去射，但没人能射中的，他就是这样让人害怕。匈奴人把郅都看作心腹大患。窦太后后来却用汉朝的法律来中伤郅都。景帝说：“景帝是个忠臣。”想要释放他。窦太后说：“临江王难道不是忠臣吗？”于是将郅都处死了。
7. 文言文、酷吏列传里郅都的第二段翻译郅都为人勇敢，有气力，公正廉洁，不翻开私人求情的信，送礼，他不接受，私人的请托他不听。他常常自己说：“已经背离父母而来当官，我就应当在官位上奉公尽职，保持节操而死，终究不能顾念妻子儿女。”
郅都调升中尉之官，丞相周亚夫官最高而又傲慢，而郅都见到他只是作揖，并不跪拜。这时，百姓质朴，怕犯罪，都守法自重，郅都却自首先施行严酷的刑法，以致执法不畏避权贵和皇亲，连列侯和皇族之人见到他，都要侧目而视，称呼他为“苍鹰”。
临江王被召到中尉府受审问，临江王想得到书写工具，给皇上写信，表示谢罪，郅都却告诉官吏不给他书写工具。魏其侯派人暗中给临江王送去书写工具。临江王给皇上写了谢罪的信，于是就***了。窦太后听到这个消息，发怒了，用严法中伤郅都，郅都被免官归家。汉景帝就派使者拿着符节任命郅都为雁门太守，并让他乘便取道上路，直接去雁门上任，根据实际情况独立处理政事。匈奴人一向听说郅都有操节，现在由他守卫边境，所以匈奴人便领兵离开汉朝边境，直到郅都死去时，一直没敢*近雁门。匈奴甚至做了像郅都模样的木偶人，让骑兵们奔跑射击，没有人能射中，害怕郅都到了如此的程度。匈奴人以郅都为祸患。窦太后最后竟以汉朝法律中伤郅都，景帝说：“郅都是忠臣。”想释放他。窦太后说：“临江王难道就不是忠臣吗？”于是就把郅都杀了。
1、记载历史时期不同。
《汉书》是记载西汉历史。《后汉书》是记载东汉历史。
2、作者不同。
《汉书》作者：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东汉历史学家班彪之子，班超之兄，字孟坚。“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
后汉书作者：范晔（398年—445年），字蔚宗，顺阳（今河南南阳淅川）人，安北将军范汪曾孙、豫章太守范宁之孙、侍中范泰之子。南朝宋官员、史学家、文学家。
3、风格不同。
《汉书》作者班固是儒者，文风较敦厚纯粹，温文尔雅。
《后汉书》作者范晔是士人，生活于南朝的他既有魏晋名士的风度又秉持儒家思想。
他的儿子又参与了谋反，主管刑狱的官员上书请求逮捕苏武。霍光把刑狱官的奏章搁置起来，只免去了苏武的官职。
苏武年老了，他的儿子以前被处死，皇帝怜悯他。问左右的人：“苏武在匈奴很久，有儿子吗？”
苏武传
作者：
东汉班固
作者小传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东汉著名的史学家。《后汉书·班固传》称他“年九岁，能属文，诵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班固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体例模仿《史记》，但略有变更。全书有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起自汉高祖，止于王莽，记西汉一代二百三十年间史实。
解释全文汉武帝开始对匈奴进行长期的讨伐战争，其中取得了三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时间为公元前127年、前121年、前119年。匈奴的威势大大削弱之后，表示愿意与汉讲和，但双方矛盾还是根深蒂固。《苏武传》集中叙写了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期间的事迹，热烈颂扬了他在敌人面前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饥寒压不倒，私情无所动的浩然正气，充分肯定了他坚毅忠贞，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
九流百家的意思是泛指各种学术流派。
九流百家，汉语成语，拼音是jiǔ liú bǎi jiā，泛指各种学术流派。同“九流一家”。出自唐·韩愈《毛颖传》。
成语出处：唐·韩愈《毛颖传》：“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乃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
成语用法：作宾语、定语；指各种学术流派。
示例：凡～，以其所明者，沛然随地涌出。★清·黄宗羲《论文管见》。
感彩：中性成语。
成语结构：联合式成语。
产生年代：古代成语。
近义词：诸子百家。
成语接龙：九流百家—家散人亡—亡国灭种—种学织文—文人雅士—士绅名流—流风回雪—雪泥鸿爪—爪牙之士—士饱马腾—腾云驾雾—雾惨云愁—愁云惨雾—雾阁云窗—窗明几净—净几明窗—窗外有耳—耳熏目染—染苍染黄—黄衣使者—者也之乎。
学成语的好处
1、成语是浓缩的历史，学习和运用它能使我们知古鉴今，以史为镜，成语中有大量的由历史故事和历史典故演绎而成的，了解了一个成语，就等于了解了一个历史故事或一段精彩的历史。
2、能教会我们如何面对生活，换言之它是我们生活中的良师益友，能教会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比如会告诉我们怎样去激发自己的斗志，高歌猛进、壮志凌云、昂首阔步、乘风破浪、叱咤风云、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从而树立起远大的志向。
3、能为工作提供武器和食粮，全面提高文字表达能力，掌握一定数量的。
典故出处：唐·韩愈《毛颖传》：「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乃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 成语意思：泛指各种学术流派。参见「九流一家」。 通用拼音：jiǔ liu bǎi jiā 拼音简写：JLBJ 使用频率：生僻成语 成语字数：四字成语 感 *** 彩：中性成语 成语用法：九流百家，作宾语、定语；指各种学术流派。 成语结构：联合式成语 近义词：诸子百家 成语例句：清·黄宗羲《论文管见》：「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随地涌出。」
分类: 文化/艺术
解析:
王充
王充--博学奇儒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长统。王符（公元85—162年），字节信，著有《潜夫论》，对东汉前期各种社会病端进了抨击，其议论恺切明理，温柔敦厚；仲长统（公元180年 —220年），字公理，著有《昌言》，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百病进行了剖析，其见解危言峻发，振聋发聩。王充则著《论衡》一书，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许多观点鞭辟入理，石破天惊。范晔《后汉书》将三人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三家中，王充的年辈最长，著作最早，在许多观点上，王充对后二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一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但是由于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有时甚至怀疑古经，上问孔孟，著有《儒增》《书虚》《问孔》《刺孟》等专篇，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向孔孟圣贤发难，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韪，因而被视为名教之罪人。清乾隆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其他学人虽然不能治其“非圣无法”之罪，但也多挥毫濡翰，口诛笔伐。素以危言危行着称的大史学家刘知几，因《论衡》书中记载了王充父祖横行乡里的不光彩行径，不合乎子为父隐的纲常名教，说王充“实三千之罪人”！章学诚亦对王充非难儒学的作法，对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质疑。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历代目录书都将王充《论衡》列入无所宗师的“杂家”类。近代经学***刘师培又说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在中国学坛上又曾有人说王充是儒家的反对派，是反孔的急先锋……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自然我们今天不必为这些带有浓厚政治偏见的褒贬，去为古人的恩恩怨怨纠缠不休，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不能仅凭“问孔、刺孟、非儒”这些表面现象就断定他的学术派别，而应视其所问、所刺、所非的具体内容。根据王充的整体思想来分析定性，笔者认为：综观王充的一生言行，他不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位博学的奇儒。 一、孤门细族 王充，字仲任，东汉会稽郡上虞县（今浙江上虞县）人。生于汉光武三年（公元27年），卒于汉平帝永元中（学者拟定在永元九年，即公元***年）。 王充一生业儒，仕路不亨，只作过几任郡县僚属，且多坎坷沮阻，从事迹上看，既无悲歌慷慨之行，也无惊天动地之业。因此无论是他自己写的长篇自纪，还是范晔为他作的正史传记，他的事迹都甚寥寥，实在无法引人入胜。 王充自谓出自“孤门细族”，但种种迹象表明，王家祖上还是比较风光的。《论衡·自纪篇》（下引此书，只注篇名）曰： 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一，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原谅）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仇家所擒，祖父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商贾为事。 元城，旧县，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充说其先“一姓孙一”，字颇费解，论者疑有脱误，甚是。根据上下文意，后“一”字下当脱“姓王”二字。王氏意谓其先祖“一姓孙，一姓王”。同祖两姓，必是一姓之分化。颇疑王充祖先乃王孙氏之族，为先秦某工族之后，后来才分为二姓：一姓王，一姓孙。由此看来，王充的血统曾是很高贵的。 在汉代，王充祖先因功受封会稽阳亭。亭侯是汉代军功爵之一。汉制，从军立功者，依军功大小可食邑于县、乡、亭。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以上则是县。亭的大小，约相当于后世的堡或村。级别不高，但可坐食其税，是个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年，王充家在一次突发事变中，失掉了爵命和地位。无爵可继，有家难归，王充的祖先们只好就近安置下来，男耕女织，以农桑为业，成了会稽郡人氏。 失掉了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都骁勇使气，结果结怨甚多，众人皆怨。一遇天灾岁歉，王充的祖先们又干些拦路抢劫，越货的勾当，弄得千夫所指。在王充祖父王汛手上，正值西汉末年天下动荡，秩序大乱，王汛担心乱中被仇家绑票，于是收拾细软，“举家担载”，或肩挑，或车载，离开阳亭，先迁会稽（今浙江绍兴），最后留居于钱塘县，以转手倒卖，贾贩经商为业。由此可见，王充的家世，由先秦王孙，而西汉封侯，进而农桑贾贩，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王充的父辈共有二人：王蒙、王诵。王诵即是王充的父亲。王充祖辈好勇任气之习，至王蒙、王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终于又与地方豪强丁伯家结下深仇，钱塘也不能呆下去了，遂又举家迁入上虞。 这真是一个十足的破落之家，到王充出世时，已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再加“宗祖无淑懿之德”。确实是一个“孤门细族”之家（《自纪》）。在这个家里，迎接王充降临的，不仅没有任何财产、名誉地位，而且更让他背上了一个先人无德，祖宗无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后来王充成名后，还有人以此来讥讽他。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详尽地记载了这些家庭状况，是比较真实的。对此，刘知几却不以为然，认为：“王充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 “必责之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序传篇》）实在不是通达之论。 二、幼读经史 王氏家族虽然不是地方大户，但还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田昌五《王充评传》说“他的家庭是屡受排挤而行将落入贫苦劳动群众队伍中的家庭。”（《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王家祖宗尽管在社会上大耍无赖，好勇斗气，但对王充还是十分痛爱的，也十分注意培养。《后汉书》本传说： “充少孤，乡里称孝。”似乎他从小不是失去父爱，就是缺乏母慈。这并不符合实际。王充《自纪》曰：充少“有巨人（大丈夫）之志，父未尝答，母未尝非，阎里未尝让（谴责）。”可见双亲俱在，且很慈爱，未尝见背。王充少时，不喜欢押呢戏辱等无聊游戏。其他小孩喜欢掩雀捕蝉，戏钱爬树，王充从来不去参与，表现出孤介寡和，端庄严整的气质。这引起王诵的重视，六岁便教他读书写字，八岁进他上小学。书馆中学童百余人，都因过失和书法不工遭到先生体罚，唯有王充书法日进，又无过错，未尝受责。学会写字，王充告别了书馆，开始了儒家经典的专经学习和儒家道德的修练。 《自纪》说： 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 可见王充接受的正规教育仍然是儒家的***，使用的系统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经典《论语》《尚书》，与常人并无两样。乡学既成，王充乃负笈千里，游学于京都洛阳。在洛阳，王充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观大礼，大开了眼界，大增了学问，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 三、负笈京师 东汉的京师在洛阳，当时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即光武帝）本是南阳的一位书生，夺得天下后，特别注重文雅，尤向儒术。史称他“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收集典籍，征招遗隐，“于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籍，云会京师。”为了安抚这批饱学通经之士，光武皇帝特起太学，设博士，用他们来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学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典籍丰富，名流革集，也是全国最权威的学术活动中心。因此四方郡县都挑选优秀青年进入太学深造，王充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太学学习。王充到太学的时间，大约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谢承《后汉书》载：“班固年13，王充见之，抚其背谓班彪曰： ‘此儿必记汉事。’”谢承书已佚，此文见于范晔《后汉书·班因传》李贤注。班因生于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岁，班固13岁，王充到京师时，已年满18，正当汉光武二十年。风华正茂，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大好时机。不过，当时太学受今文经学的影响，盛行章句之学。传经注重家法师承，先生们将先师的遗教记下，章有章旨，句有句解，称为“章句”。***们反复记诵，味同嚼腊；恪守师训，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纬书谶记，事无巨细，皆决于图谶，神学迷信，充斥学坛。太学教育，不仅方法僵死，而且内容虚诞。好在这时王充的前辈学者社林、郑众、桓谭、班彪等人都在京师，他们都是古文经学家，博学淹贯，号称大儒。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和班彪最为推崇，受他们的影响也最深。 班彪（公元2年—公元54年），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东汉有名的古文经学家、历史学家，史称“通儒上材”。曾续司马迁《史记》，作《史记后传》。他为人的特点是：“仕不为禄，所如（往）不合”；治学的特点是： “学不为人，博而不俗”；写作的特点是：“言不为华，述而不作。”（《汉书· 自纪》）其子班因，宇孟坚，即《汉书》的作者，亦博学多通。史书说他“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后汉书·班彪列传》）当时亦在太学肄业。王充对班氏父子十分赞赏，说：“班叔皮续太史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理浃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于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媲美）叔皮，非徒五百里（小国）也，乃夫周召鲁卫（大国）之谓也。”将班氏父子视为超人奇士，比作文华秀美的泱泱大国（《超奇》）。王充以班彪为师，以班因为友，日诵诗书，砥砺德行，在学问文章、立身道德上都大受其影响。本传说王充“后至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不守章句。” 班彪并未任职太学，王充师之，乃私淑***。王充“好博览不守章句”，正是师承于班氏“博而不俗”，“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的家学风格。后来王允“仕郡为功曹，以数谏诤不合去”；著书“形露易观”，“直露其文，集以俗言。”这些都与班彪“仕不为禄，所如不合”，“言不为华”的为人处事方法和文章风格绝相类似。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于桓谭。桓谭（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人。“博学多通，遍习五经”，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著有《新论》一书。他治学的特点也是“训诂举大义，不为章句”，与班氏父子学风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颇具求实精神，喜好古文经学，常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尤其反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着杀头的危险非议谶纬神学，对俗儒的鄙俗见解更是深恶痛绝，常常调笔讥讽，“由是多见排抵”。桓谭求实的治学精神，王充特别欣赏，他在《论衡》书中多次赞赏说：“（桓谭）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超奇》）“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定贤》）王充本来对汉代的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人十分赞赏，但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最为激赏，说“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论难追” （《案书》片“彼子长（司马迁）、子云（扬雄）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赵奇》）认为舒仲其文虽奇，犹可学而及之；桓谭出语高峻，非可企及。甚至与以论说为长的太史公、扬雄相比，桓谭也是首屈一指的。他说桓谭为汉世学术界值定是非，就像一个公正的执法官一样。从前汉朝的丞相陈平出佳之前，在阎里“分均若一”，这是能当丞相的象征。桓谭论议平实如陈平之分物，也是当丞相的料。可惜他因非毁谶纬，贬死途中。王充将这位没过过一天丞相瘾的落拓之士称为“素丞相”，以配孔子“素王”；并将桓谭作《新论》与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迹在于《新论》者也。”（《定贤》）又说“质定世事，论难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案书》）评定世间的事情，讨论世间疑难，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受桓谭的影响，王充对神学迷信、俗说虚妄也深不以为然，他后来撰著《论衡》一书，其主旨也是“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对作》），与桓谭《新论》的主题如出一辄。 当时在京师的青年学者除班因外，还有贾逵、傅毅、杨终等，俱曾为官兰台，王充也与他们有所往来。兰台是东汉的***图书馆和国家史馆，在那里读书作文，皆由公家供应纸墨，条件优越，待遇优厚，是一个清高又实惠的学术机构，因此时人称进入兰台为登蓬莱，世以为荣。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东汉歹（的古文经学家。其父贾徽尝从刘歆习《左氏春秋》。逵少承庭训；通《左传》及五经本文。《后汉书》本传又说他“自为儿童，常在大学，不通人间事”，是一个兼得家庭教育和太学教育双美的***儿。他博通五经，兼明今古，对《左传》、《国语》、《周礼》尤其专门，特别是对《左传》的兴旺发达，功劳甚大。同时他对于今文家的《大夏侯尚书》、《谷梁传》也十分精通。他还是汉代第一个遍注群经的大儒，史书说“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明帝时，拜为郎官，与班固同在兰台校书。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少博学，水平中在平陵习章句，深为章句之学的破碎支离所苦恼，因作《迪志诗》，以殷高宗贤相傅说后裔自居，说：“先人有训，我讯我诰。训我嘉务，诲我博学。”遂以大义文***为务，斐然成章。章帝时，授兰台今史，与班贾同业，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13为郡小吏，太守遣至京师习《春秋》。后随郡上计吏至京师，见三府为《哀牢传》不成，杨终因来自四川，熟悉西南民族情况，作传上之，今天《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哀牢传》就是杨传的改编本。明帝奇其才，征诣兰台，拜校书郎。班贾傅杨，俱为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共在兰台，酬酌诗文，好不风光！明帝水平十七年，五色雀群集，明帝下诏群儒学士各献《神雀赋》。百官众僚，纷纷响应，结果只有他们四人和侯讽的赋受明帝欣赏。王充记其事曰：“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雀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明帝览焉。”（《侠文》）王充亲睹其盛，好不羡慕！一再赞美说： “兰台之史，班固、贾逵、傅毅、杨终，名香文美。”（《别通》）到了晚年，穷居陋巷，还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兰台，“蹈班、贾之迹”，一则以还平生未遂之愿，二则以“论功德之实”（《须颂》），报主隆思。 四、博览百家 王充在洛阳除了从名师，交胜友外，还广沙博览，穷读群书。《后汉书》说王充在洛阳，“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途通众流百家之言。”在熟读经史之余，王充还兼及百家，通诸子之学。浅学俗儒多拘守经本，认为经为圣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穷经；一经之中，又专守一师之说，抱残守缺，排斥异己。更莫说儒书以外的诸子百家了。因此他们目光短浅，见解鄙俗。王充通过对儒书与诸子百家的对比研究，认为诸子与儒经同等重要，有时子书甚至比经书还为可靠。他说：五经遭秦朝“燔烧禁防，伏生之徒，抱经深藏”，汉兴， “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徒受经于伏生，自后名师儒者， “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师徒传相授受，形成了所谓的家法和师法。经书本身的正误已难以辨别，更莫说经师讲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虽无道，不播诸子”。由此看来，经书有遗篇，而诸子无缺文。孰劣孰优就不辩自明了。王充认为： “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读以正说。”王充说：圣人作经也有文献依据，“六经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于史）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可见诸子群籍，还是经书赖以造作的依据，哪么正可据之以定正经书。因此他说：“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身处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样，读读诸子百家的书，就容易看出经书的错误。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师说，鹦鹉学舌地“师师相传”，代代相袭，殊不知“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书解》）。这是就经与子的关系来说的。 从一个希望成为心胸开阔、知识渊博的人来说，博涉经书以外的众流百家更显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 所涉历的程度和深浅不同，其所见闻和收获自然也不同。他说做学问也是如此： “入道浅深，其犹此也。浅者则见传记谐文，深者入圣室观秘书。故人道弥深，所见弥大。”他又比喻说：人们游历都想进大都市，就是因为“多奇观也”。而“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为奇异，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说：“大川相间（兼），小川相属（归属），东流归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学问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别通篇》）其渊博的知识就会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经子并重，博涉众流的特点，正是他成就其博学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还注意训练自己通博致用和造书属文的能力，他将当时儒学之士分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鸿儒，他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并且认为：“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超奇》）儒生托身儒门，治圣人之经，学圣人之道，远远胜过不学无术的俗人；但儒生仅能死守一经，不知世务，不通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效力》），故不及博览古今的通人；通人识古通今，诚然可贵，王充曾说过：“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谢短》）但是识古通今，只是一种知识的象征，只要“好学勤力，博闻强识”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摄以论说，此为匿书主人”，好像那藏书家有书不能观读一样，他认为：“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如果学而不能用，“虽千篇以上，是鹦鹉能言之类也。” 文人能草章属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贵于通人。但是，文人仅能作单篇文章，不能“连结篇章”，写成专书，所以不及能写长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鸿儒。他认为鸿儒最为珍贵，如果说文人是知识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话，那么鸿儒就是 “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级人物，若与儒生相比，就好像装饰华美的车子与破车，锦绣与旧袍子相比一样；如果与俗人相比，更是犹如泰山的山顶与山脚，长狄的颈项与脚掌一样，具有天壤之别！他们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超奇》）汉代的谷永、唐林，能上书言奏，依经论事，属于“文人”；而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刘歆、桓谭等人能鸿篇大论，著书立说，则是“鸿儒”。王充把他们与圣人同科，视为稀世之珍：“近世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超奇》）王充对鸿儒如此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为一名为世所贵的鸿儒了。他师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览百家……都是通往鸿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师游学历时多久，史无明文，袁山松《后汉书》说王充赶上了汉明帝临辟雍的盛典： 充幼聪朗。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 袁山松书已佚，这条材料见于李贤《后汉书注》。注文作《六儒论》，根据王充推崇鸿儒的思想，“六儒”当为大儒之误。辟雍，周代为太学之一，汉代则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东汉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来得及亲临其境，光武帝便驾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亲行其礼。”《明帝纪》说，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师，其时他已32岁，在洛阳访学已经14岁。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复了许多久废的儒礼，以表示对礼治的提倡。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绣着日月星辰的礼服，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既而登灵台，望云物，吹奏迎春的乐曲，观察物侯的变化，制定《时令》书，颁给列侯、诸王，重演了一番早为孔子所叹惜的授时“告朔之礼”。这年冬天，明帝又亲临辟雍，举行尊老养贤之礼。事先推定年老博学的李躬为“三老”，曾授明帝《尚书》的桓荣为“五更”，这天，天子先行到达辟雍，举行典礼，然后派人用安车蒲轮（用蒲草裹轮以免巅簸）将三老五更接来，皇帝亲自到门屏之间迎接。以宾主（而非君臣）之礼迎上柞阶。皇帝下诏“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龙袍，操刀亲割，将肉献（不是赐）给三老，还亲自给他酌酒；五更，则由三公如此这般地侍候。接着举行射礼，射礼完毕，明帝归坐于讲堂之上，正襟危坐，执经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不够级别的“冠带缙绅”，只有环绕着辟雍璧水，隔岸观望了。这天，平时被人骂为穷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王充看到了这出从前只在礼书上记载着、在儒生们口头传诵着的敬老尊儒大典，无疑是十分兴奋的，于是欣然作《大儒论》以颂其事。就是事隔数百年后，范晔作《后汉书》，在写到这一盛况时，也不无激动地说：“（明帝）坐明堂以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五、仕途落拓 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王充学成之后，也曾抱着致君尧舜的梦想，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场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师们好多少，《自纪篇》自叙其为官履历曰： 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 王充一身只当过地方官，东汉地方机构，实行州、郡、县***制，王充历仕***，但都位不离“掾”。掾，是汉代各极机构中的属官。在县里，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县人事和考功。在郡里，他曾先后在军事长官都尉府作过掾功曹，在行政长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征辟为从事属官。生平就没逃脱过为人下僚的命运。 王充为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扬州、丹阳、九江、庐江等地，《自纪篇》曰： “充以元和三年（86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章和二年（88年），罢州家居。”这条自纪《北堂书钞》卷73和《太平御览》卷602引作“章和二年，徙家避难扬州丹阳。”有误，“章和二年”应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辟，指征辟，被征去作官，不是避难。《后汉书》亦载：“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辟字正作征辟讲。扬州是汉武帝所置十三部（州）之一，东汉为郡上一级行政机构。丹阳、九江、庐江皆郡名，当时属扬州部所辖。在元和三年前，王充为任何所尚不清楚。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建初元年条，根据王充《对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颖川汝南，流民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的自述，遂怀疑“充所仕者非在会稽而在中州之郡邪？”但别无旁证，难成定论。 造成王充这种徘徊州县，淹滞不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来王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曾对仕路穷通作过全面的分析和论述。《逢遇篇》将入仕宦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 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才高行洁，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进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古人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贤才常有，但仕宦的机会不常有。生逢其时，仕遇其主，虽才浅德薄也因缘得进；反之，如果生不逢时，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齐，也会落拓在野，沉沦下僚。这在缺乏健全的竟争机制时更是如此。不过王充生当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东汉王朝的上升时期，征辟举拔之制，还是比较正常的，似乎谈不上生不逢时的问题，但并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后汉书》说他“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王充也曾自纪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书郡守，主张厉行节俭，以备困乏，但“言不纳用”；时俗嗜酒，充以为酒耗五谷，又有醺酒滋事之忧，奏记郡守：主张“禁酒”，亦不被重视。读书人的看家本领就是建言献策，既然言不纳用，可见他遇到的确实并非知己。 王充在《累害篇》中又提出“累害”说： 凡入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连遭外祸，累害之也。 仕宦留滞，行迹诬伤，有罪不除，声名狼狈……这一切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过错，很可能是外物的连累和陷害。王充将这些来自外物的毁伤归纳为“三累三害”。何谓三累三害？充说：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 乡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烦：朋友反目，相为毁伤，一累也；庸才忌妒，毁伤高才，二票也；交游失和，转相攻击，三累也。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后遭受的陷害：竟进者为了有限的职位互相低毁，在长官面前捏造夸大事实，长官又不明察，信纳其言，一害也；同僚爱好不同，清浊异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名声越来越洁白，见解越来越高明，浊吏自渐形秽，怀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过失，陷害重罚，二害也；长官亲幸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回之人，对不肯附从的“清正之士”必然心怀不满，在长官面前低毁他，三害也。王充所举的三累三害，生动而具体，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