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认识到人类有同群的需要和过美好生活的愿望，分别提出了“仁”和“友爱”的概念。“友爱”中所包含的“从属关系的友爱”与“仁”的根本——“孝悌”非常相似。这种相似的根源在于先秦与古希腊社会的结构和发展历程的相似性。进行这样的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两位东西方***的***思想。
〔关键词〕仁；友爱；孔子；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学》第八卷第7章有这样一句话：
“另一类友爱是从属关系的友爱，例如父亲对儿子，一般地说来，老年人对青年人，男子对妇女，全部主宰对属民。”〔1〕（P187）
在同卷第12章中还有一句：“亲属的友爱表现为多种多样，但都是从父爱派生出来的。”[1]（P195）
中国读者读了这两句话也许会大惑不解：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可能有友爱（忘年交）；男人与女人、上级与下级（亚氏所说的“主宰”对“属民”）之间也可能有友爱，这种友爱现在一般称作友谊；但是父子之间的感情怎么能称为友爱呢？从父爱中又怎么能派生出多种多样的亲属的友爱呢？倘若这位读者肯对照一下英译本，便会发现与“友爱”对应的都是英文friendship，那么他的疑惑就越发加深了。
是不是中英文译者们都译错了呢？英译的情况我们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笔者所见的译本都是权威译本[①]。中译者是苗力田先生。他曾跟杨适先生谈起这个词的翻译。[2]（P31）他说译这个词颇费心力。这个词的希腊文是philia，它是从动词phileo（爱）变化而来，其动名词形式是philos。按，这个词我们不陌生，如philosophy（哲学）即由philos（loving，爱）加上智慧sophos（wisdom，智慧），意为“爱智慧”。英译者们将philia译为friendship，是通常的译法。苗先生没有随英译按一般的翻译将其译成“友谊”，而是译成“友爱”，就是想将philia这个词的本来意义表达出来。苗先生的用意是很好的（详见下文）。尽管中国读者读来仍不免疑惑，但是翻译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解释，因为甲语言中的某个词往往在乙语言中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词。
笔者是在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学》时发现这个问题的，起初并没有很在意，后来，当笔者阅读《论语》时，发现亚氏的“友爱”竟与孔子的“仁”有许多相似之处，给人以很大的启发。笔者了解到，中国学者已发表一本论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的专著[②]，至于讨论孔子的“仁”的论著当然数不胜数。但是未见有人将此二词加以对比，故作此小文。不当之处，望方家赐教。
一
儒家经典《论语》当中有几十处论“仁”，但意思并不都一样。学术界一般认为，“仁”是孔子以及整个儒家学说的核心。至于“仁”的中心意思，大家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常为人引用的有以下三条：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3]（P511）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4]（P1629）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5]（P***7）
第一条是孔子语。第二条是子思引孔子语。第三条，显然孟子的观点以子思的说法为本。所以，这三条对“仁”的解释一脉相承。子思和孟子都肯定“仁者人也”，这与“仁者爱人”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何以见得？
《中庸》：“仁者，人也。”郑玄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4]（P1269）这里的“人偶”是什么意思？刘家和先生解释说：“‘人偶’就是同位之人，他们在行礼的时候用同等的礼节，相互间以人意相存问或尊偶，即相互以待人之道相对待或相尊重。”[6]（P30）这个解释的中心意思是说“仁”就是把人当作人看待。
再看《说文解字·人部》对“仁”字的解释：“仁，亲也。从人从二。”〔7〕（P161）段玉裁注：“见部曰：亲者，密至也。”[8]（P365）
人把别人当作与自己同样的人看待，那么人与人之间自然就“亲”了，“近”（“密至”）了，也就是“相爱”。反之，人不把别人当作人看待，人与人之间自然就疏远了，乃发展到极端就是相互仇恨。
以上是字义上的考查，下面再作道理上的分析。
孔子大力提倡“仁”，即要求人们去“爱人”。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应当“相爱”呢？这个道理《论语》虽没有直接讲，但间接暗示了。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3]（P723）这是孔子周游时遇隐者劝他“避世”时说的一句话，意思是人只能与人同群。隐含的意思是隐居山林，只能与鸟兽同群，大家都如此，那人类社会便不复存在了。这是从否定的方面说人类同群的必要性；从肯定的方面，《论语》没有说，倒是后来的儒家***荀子说得明白：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他故焉，得之分义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荀子·王制》）[9]（P164-5）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第一，人生来不能无群，因为同群意味着“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即战胜周围的自然，达到生存的目的。这个道理简单。第二，生存仅仅是人们的起码要求，人们追求的还有社会的和谐、人民的幸福。荀子认为人群要有“分”（差别），“分”靠“义”来实行，这样人群就会有“和”（有差别的和谐），于是“和则一”，和谐带来的是社会的团结。荀子所说的“义”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明白，荀子的思想实际上来自孔子。《论语》记载有若的话[③]：“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3]（P29）什么是“和为贵”？钱穆先生解释说：“礼主敬，若在人群间加以种种分别。实则礼贵和，乃在人群间与以种种调融。”[10]（P17）钱先生的意思是，“礼”看起来是“差别”，但精神实质是“和”（融洽、和谐）。所以，荀子所说的“义”即是“礼”。本来，义（繁体为义）者，我也（董仲舒曰）,〔8〕（P633）宜也(义、宜叠韵，同源字)，是“我应该”，即人在社会中所必须履行的道德义务。礼者，履也，既包括底层次的礼仪又包括高层次的伦常（即“义”）。二者有重合的部分。故荀子“礼”、“义”连言的地方很多。试举一例：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荣辱篇》）[9]（P70）
很明显，这段话中的“制礼义以分”，“礼”与“义”同义。
总而言之，关于孔子的“仁”，我认为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人类为了生存而同群，是一种历史的和现实的现象；在每个人身上，存在着一种合聚成群体的本能，它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相亲”、“相爱”。其次，孔子通过反思人类生活认识到这种本能和现象；第三，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仁”的概念并与“礼”、“孝”、“忠”等其他概念构成自己的学说。这套以“仁”为中心的学说的宗旨是，在维持人类生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理想。
下面我们再看亚里士多德的“友爱”。如前述，“友爱”译自希腊文“philia”。早在亚氏之前，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恩培多克勒认为，万物——从日月星辰到人的四肢身骸都是四种元素（水、火、气、土）在“爱”与“恨”（或译“争”、“憎”）两种力量作用下的结果。[11]（P815-6）所谓“爱”是一种结合的力，“恨”则是一种分离的力。这里的“爱”（philotes）,其希腊文显然与philein，phileo同源，在英语中都是love或friendship的意思。[12]（P747）如果再深究“爱”（philotes）的观念，也并非恩培多克勒首创，其来源甚古（参见汪子嵩等编著：《希腊哲学史》第一卷第四节，前引书）。
亚里士多德熟悉恩培多克勒的学说，他认为这个观点在自然方面能否成立还是一个难题。[1]（P178-9）他在另一本著作[④]《大***学》中则明确指出：“有些人认为，有对神的和对无生物的爱，但他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说，友爱只存在于能回报以爱的地方……因此，我们所探讨的，不是对神的爱，也不是对无生物的爱，而是对有生物的，且是对能回报以爱的那些有生物的爱。”[1]（P341）显然，亚氏所说的“那些有生物”指的是人。这样，他就把友爱的观念应用到了社会领域。他说：“生育者对被生育者，或者被生育者对生育者友爱是天性。不仅人是如此，鸟类和许多野兽也不例外，同种成员间相互友爱，人类更是如此。因此，爱人的人受到称赞。出门在外时，看得会更清楚，似乎所有的人都相亲相爱。友爱把城邦联系起来，与公正相比，立法者更重视友爱。他们的目的就是加强友爱与团结，另一方面则是消除仇恨对立。”[1]（P178）可见，亚氏认识到，不仅人而且某些动物都是过群居生活的，他（它）们之间是相互友爱的（前引孔子的那段话也有鸟兽同群的意思）。在其他地方，他还多次说人是一种惯于过群居生活的动物。他在《政治学》中说：“……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或译为“人类在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13]（P7）又说：“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13]（P9）在《尼各马科***学》中他说：“人是政治动物，天生要过共同的生活。”[1]（P218）按，所谓“政治的”，英文是political，其词源即古希腊文polis（城邦，city-state），“政治动物”即“城邦的动物”。所谓城邦，是社会团体（也译“共同体”）[14]（P3）的一种形式。亚氏指出：“城邦是社会团体中最高而且包含最广的一种。”[13]（P3）
那么，人类结成团体的目的何在？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首先应该是人类自身的生存。亚里士多德正是这样说的：“……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大家满足其需要〕。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的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只。”[13]（P9）
这个目的是人类的起码要求，所以亚里士多德又说“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行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13]（P3）按，这里的“善业”、“善果”，原文的拉丁写法为agathon，英译都是good。[15]（P54）中译又作一个字——“善”。什么是善？一般人的理解太偏重于道德方面，把它看作与恶相对，那还不如译成中性的“好”。亚里士多德自己有一个解释：“……自足似乎就是完满的善。我们所说的自足并不是就单一的自身而言，并不是孤独地生活，而是既有父母，也有妻子，并且和朋友们、同邦人生活在一起，因为，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我们现在主张自足就是无待而有，它使生活变得愉快，不感匮乏。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幸福。”[1]（P14-5）这段话告诉我们，善是“自足”，“自足”即“无待而有”，也就是幸福。所谓“无待而有”就是事物或人的自身的和谐。
由此可见，孔子与亚里士多德都认识到，人类为了生存而同群，因而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趋于共同生活的本能。在此基础上，他们分别提出了“仁”、“友爱”的概念。同时，人类同群是为了过幸福的生活，他们都认为这种幸福生活的本质是社会的和谐。“礼”的作用就是要达到和谐；所谓求“善”也是要达到和谐。
二
读者也许还记得本文开头所引的亚里士多德的两句话，亚氏把父子之情称为“友爱”，这是怎么回事呢？它与孔子的“仁”有什么关系呢？
为避免断章取义，请允许我引用他的一长段话：
“亲属的友爱表现为多种多样，但都是从父爱派生出来的。生养者把子女作自身的一部分，照拂备至，子女们则把双亲当做自己存在的来源。双亲对他们的孩子所知道的更多，被生育的则对他们的生育者所知较少。与被生育者对生育者相比，生育者更依恋被生育者，被生育者是属于生育者的。正如牙齿、头发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属于其所有者一样。而生育者却不属于被生育者，或者更少些。双亲对孩子的爱，在时间上也更长些。孩子们一出生就立即得到照顾。孩子们只有经过一段时间才懂得并感觉到他们的双亲。从以上所说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母亲有那么强烈的爱。生育者把后代当作自身来爱（他们是出于自身，是与自身相分离的另外的自身）。孩子们爱双亲则把他们当作自身的来源。兄弟相互地爱，由于是自然地出于双亲。这种与他们相关的相互同一性，就造成了他们的互爱。由此人们说血脉相通，骨肉相连等等。也可说他们某种意义上是同一的存在，只不过处于分散中而已。这种友爱由于受共同哺育和年龄相仿而增大，因为年龄相近也就相亲，伙伴们习性相投。所以兄弟的友爱和哥儿们的友爱是相似的。叔伯兄弟以及其他亲属，也是因此而相近，因为他们出于同一祖先，因与始祖相距近或远以区别亲或疏。”[1]（P195-6）
读了这段话，我们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说的“亲属的友爱”与孔子的“孝悌”何其相似！下面试作简要的对***析。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还特别重“孝”。《论语》中记载孔子的***有若的话：“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3]（P5-7）按，朱熹注：本，犹根也。[16]（P48）朱注是一个很好的提示。这就好比说，一棵树没有根就不能吸取土里的营养，也就不能存活和长大。可见，“孝”是“仁”的根本，“仁”是“孝”的潜能的展现（我们可以认为有若的话是对老师意思的阐发，“弟”下文再论）。但其中的原因何在呢？《论语》里没有直接说。钱穆先生认为“仁”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温情与善意。”[10]（P7）冯友兰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仁’的基础是人的真性情、真情实感”。[17]（P132）“孝”是子女对父母的，应当是人世间最真挚感情的流露。从培养这种真感情出发，推己及人，便可以达到对其他人的“仁”。可以说，有了“孝”，其他的一切亲属间的感情以及更远的感情都有了着落。
下面再看亚里士多德的类似观点。亚氏说：“亲属的友爱表现为多种多样，但都是从父爱派生出来。”（前引文，下同）可见，“父爱”是亲属关系的核心，为什么？因为有父母，才有子女，即“孩子们爱双亲则把他们当作自身的来源。”子女爱父母，即儒家所说的“孝”，而父母又有父母，即祖父母，祖父母又有父母，即曾祖父母，依次类推，子女的爱便上达宗族的祖先，从祖先若还要往上推，那就是祖先之源——神了，于是爱祖爱神的感情自然就有了。亚氏的观点正是如此，他：“存在着后代对祖先的爱和人对神的爱，这种善和尊长的爱。因为他们恩高德厚，是后代的存在和一出生即得到哺育和教育的原因。”[1]（P196）同样，亚氏又说子女对父母的爱也延伸到父母的兄弟姊妹身上。
孔子及后代儒家往往“孝”、“悌”连言，且“悌”从属于“孝”。如前文所说的“孝弟（悌）仁之本”。又如，子曰：“***，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3]（P18）为什么呢？《论语》里也没有直接说。亚氏则解释说：“兄弟们相互地爱，由于是自然地出于双亲。这种与他们相关的相互同一性，就造成了他们的互爱。由此人们说血脉相通，骨肉相连等等。也可以说他们某种意义是同一的存在，只不过处于分散中而已。”
既然兄弟之爱源自父子之爱，那么兄弟之爱就可外推至叔伯兄弟及其他亲属，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出则悌”的意思。亚氏也说：“……兄弟的友爱和哥儿们的友爱是相似的。叔伯兄弟以及其他亲属也因此而相近。因为他们出于同一祖先，因与始祖相距近或远以区别亲或疏。”这样，上至祖先、神，下至同宗兄弟，都由父子之“友爱”而贯串起来。我认为这是亚理士多德***学与儒家思想最相似的部分之一。
儒家总是强调孝，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主张不平等的父子关系，这有什么依据？孔子在回答宰予问“三年之丧”时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阳货》）仅此一句，可谓点到为止。亚里士多德则将其中的原委和盘托出：“生养者把子女作为自身的一部分，照拂备至，双亲对孩子的爱，在时间上更长些。孩子们一出生就立即得到照顾，孩子们只有经过一段时间才懂得并感觉到他们的双亲。”在另一处，他又说：“欠债还钱，儿子对父亲所欠的债是还不完的，所以他是一个永远的负债者。债权人却可以免除债务人的债务，所以父亲可以否认儿子。”[1]（P200）可见，孔子和亚氏都认为父子关系中的父重子轻的前提是父亲所付出的远大于子女所偿还的。
当然，父子之间的友爱并不是纯利益的交换。亚氏说：“友爱是某种活动，除了爱的活动外，没有其他目的，相反，它就是目的。”[1]（P350）孔子的本意也是如此。宰我想改三年之丧为一年，孔子不满意，故不客气，意思是说：父母三年的抚养（何况不止三年）还换不回你的三年的服丧吗？孔子回答***提问时针对性是很强的，并不是机械地要人们以“三年之丧”交换“三年抚养”。
儒家大力提倡孝还有什么考虑呢？单从经典来看，不容易明白。亚氏的观点却对我们的理解颇有帮助。
在《大***学》中，他说：“在某种意义上，父亲总是更主动地活动，因为儿子是他的某种创造物，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在其他方面也如此；因为一切人对自己的创造物都有某种亲缘感。所以父亲对儿子有如对自己的创造物一样，有某种亲缘感，这种情感被追忆和期盼引导。因此，父亲爱儿子甚于儿子爱父亲。”[1]（P350）亚氏的意思是父对子的爱是一种本能。
他在《优台谟***学》中讲得更明白：“即使在动物中，怜爱幼仔的本能也使它们繁殖后代，并保护已繁殖出的后代。父亲更爱孩子（当然，母亲比父亲爱得还深），而不是孩子更爱父亲，依次类推，孩子又更爱他们的孩子，而不是更爱父母……”[1]（P449）世间不爱子女的父母少，不孝父母的子女多，而且自己不孝顺父母却很疼爱子女。原因就在于父母爱子女（儒家所说的“慈”）出于本能，无须提倡；而子女孝顺父母虽也是发端于本能，但不如父母之爱那么强烈，因而要大力提倡。
三
让我们再回到“友爱”这个词。很明显，亚里士多德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它。它包括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爱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爱（including all personal relationships motivated by mutual love an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st family members）。[12]（P3***）英译friendship没有这么广泛的意思，而且friendship平等意思突出，而亚氏的philia还包括从属的关系的爱。那么中文“友爱”的翻译是否贴切呢？在现代汉语中，友爱明显不能包括从属关系的爱。从这个角度来讲，苗力田先生赋予这个词以其他的含义。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上世纪20年代，向达先生第一个将亚里士多德的***学译成了中文[⑤]，他就将philia译成“友爱”。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严群先生的《亚里士多德之***思想》[18]，其中就谈到了philia的翻译：
“友爱一辞，希腊语为Φιλ?α，英译为Friendship或Love，Friendship之为言，友也；Love之为言，爱也。在英文中，不能并举，必择一以当之。故卫尔敦（Welldon）氏之译之也，谓“友”或“爱”。“或”字虽属两可之意，然与“并”、“及”、“与”等字不同，盖谓非此及彼，二者必须任择其一。以Friendship（友）译Φιλ?α固属正法，然Φιλ?α实Φιλε?υ（爱）字之义，故曰Friendship（友）或Love（爱）也。在中文，则友爱二字，能并举以成一辞，于是Φιλ?α字之义可无漏。[18]（P109）
按，Φιλ?α即philia。
严群先生的考虑已经很周到了。我想，苗先生的意思也大致如此相同，即用“爱”字来补“友”字之不足。
在本文的这部分，笔者想探讨一下在先秦时代友字的意思。这不是争一个词翻译的长短，而是想引起我们更深入的思考。不过，这里的“探讨”主要是借用刘家和先生的研究成果。
首先要说明的是，《论语》有不少“友”，如“无友不如己者”、“与朋友交”（《学而》），但是仅从这本语录体的经典当中是不容易分析出友的含义的。
刘先生在《〈书·梓材〉》人历、人宥试释》一文中详细探讨了先秦时代友的概念。他认为友的概念，在古代与后世很不相同，必须历史地予以理解。先秦时代的友具有以下一些特征：1、友原本是一同劳动的伙伴；2、友在军事活动中并肩战斗，互相帮助；3、《说文解字·又部》：“同志为友”。但当时血缘关系在社会上仍起很重要的作用，“同志”指的就是“同族”、“同姓”；4、有婚姻关系的异姓人也可以称为人友，所以人友又不限于同姓、同族。5、人友还指臣僚（以上所引为结论，论证不赘）[19](P170-1)。刘先生最后总结说：
“……可见人宥（友）就是古代城邦中的“百姓”。他们是以同族同姓或异姓通婚的纽带构成的城邦公民共同体。……他们是城邦中的主体，而不是城邦的依附者。”[19]（P172）
如此说来，这种城邦“百姓”（友）之间的美好感情不是“友爱”又是什么呢？而且亚氏所谓“从属关系的友爱”、“亲属的友爱”不都很好理解了吗？看来，将philia译成“友爱”实在很贴切，只是先秦并无“友爱”这个词，倒是有“仁”这个字。说到这里，笔者想起有一本英文著作曾提到，美国著名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1***3年的一次讲课中建议将亚里士多德的philia译成“attachment”[20]（P141）,这个单词有“附着、爱慕、依恋”等意思，与前文所说的“亲也”、“近也”的“仁”若合符节！然而，中译者们没想到将philia译成“仁”，或者是没有这样的认识，或者是觉得它们之间还有很大的不同。不管怎么说，中译已尽其能事了。
翻译的问题就说到这里。刘先生的研究还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仁”与“友爱”如此相似不是偶然的，其根源在于先秦与古希腊社会结构和发展过程的相似性。但这是一个大课题，其论证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只想指出一点，那就是血缘关系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在春秋以前，存在着牢固的宗法制度，即血缘关系与政治体系合二为一。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度虽逐渐解体，但血缘关系的因素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便在今天的中国的广大农村，聚族而居仍是普遍现象。在古希腊，情形也大致如此。雅典在梭伦改革时由四个血缘部落组成，克里斯提尼虽以十个地区部落为单位进行选举，但血缘关系的因素长期存在也是毫无疑问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中分析说，家庭是最基本的单位，由家而村，由村而邦（亚氏还没有“部落”的概念）。可见，当时的实际情况大抵如此。
四
本文题目既言“比较”，但至此仅仅简要地分析了“仁”与“友爱”两个概念的同，而对异却只字未提，这一方面由于篇幅所限（容另文专论）；另一方面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治***学史的学者们，要么专研究中国，要么专研究西方，将两者加以比较的则较少见到，所以想不到这两个概念会如此相似。但是比较研究是有它的好处的，那就是可以借助甲方来理解乙方；反之亦然。结果是使我们对甲乙双方的理解都加深了。如前文所论，孔子的“仁”，有些地方语焉不详，或者难以理解，借助亚氏的友爱论却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而人们对亚氏的所谓的“从属关系的友爱”的疑惑，通过探讨先秦孝的概念也就涣然冰释了。当然，这种比较的基础是先秦与古希腊社会结构和发展过程的相似性。本文只论同而未及异，只想提出一种研究的新思路，期望它能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先秦的东夷，即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及泰山以东以南的各民族与方国，大体可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主要阶段。 西周初既灭奄及薄姑，封鲁与齐于其故地。以齐鲁为中心，今山东省境内到春秋的只有莱夷没有完全华化。淮水地区诸夷，为西周东方的劲敌，是西周中、后叶东夷的主体。
齐与鲁对周围东夷部落的政策有明显的区别。齐国的中心地区，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述，在薄姑立国以前曾有一支姜姓的西系部落逢伯陵东迁至此。《史记》也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集解》引《吕氏春秋》说是指“东夷之土”。齐的远古祖先已与东夷发生过较密切的关系。齐“大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取了文化礼俗兼容并包、经济方面充分发挥地利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齐太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虽然遇到了莱夷来争，但很快就稳定了，只有五个月就向周公报告其施政与奏效，使周公感到出乎意外的快。伯禽至鲁，却过了三年才向周公报告其施政，“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周公在对比了齐、鲁这两种不同的方针政策及其效果之后：“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齐、鲁这两种政策的不同效果，在考古学发现中已有初步的印证。据研究：“近些年，临淄齐国故城与曲阜鲁国故城相继进行了发掘，看出齐鲁两国在西周、春秋时期，彼此文化面貌、丧葬习俗、城市布局等方面，的确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结合文献记载，齐国的商文化色彩浓厚，还保存许多原始的残余（如大量地杀殉人畜与妇女地位较高等等），而鲁国则保持周文化传统，证明司马迁所说太公治齐‘因其俗，简其礼’与鲁公伯禽治鲁‘变其俗，革其礼，是有根据的。”齐虽来自黄河中游，文化根基出自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的西系，但他所***取的政策，促进了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文化与部落的进一步融合，不仅在春秋时首先称霸，齐国的文化对整个华夏文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齐国周围的东夷部落较快地与之融为一体，至春秋中后叶，前567年（齐灵公十五年）齐国灭莱，于是山东半岛各东夷小国已被齐兼并。齐从春秋初叶已超过鲁国，并基本上统一齐鲁大地，成为东方最强大的诸侯，与他从立国时期已确定的兼容并包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鲁在受封时，周王是定下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方针的，而伯禽强调变革当地土著居民的礼俗，虽然鲁以推行周礼著称，但当地土著的习俗仍顽强地保留着。据对鲁国故城的初步发掘，共清理了129座两周时期的墓葬，时间跨度从西周初叶到战国初叶共五六个世纪。这129座墓可分为葬制风格迥异的甲乙两组。据研究，乙组肯定是周人的墓葬，而甲组可以肯定不是周人的墓葬，“甲组墓从西周至少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这个事实说明当地民族固有的社会风尚曾牢固地、长时间地存在着，并经历了自己发展同化的过程”。实际上，鲁国顽强地推行周礼，也必然还会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周礼起着主导作用。儒家祖师孔夫子，其先为宋人，是商族苗裔，他说周礼本身就吸收了夏、商二代的精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鲁在东夷文化起源发展的中心地区，以周文化为主导，发展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孔孟儒家学说，在实际的发展中不像伯禽所推行的“变其俗，革其礼”的政策那么彻底，仍是周俗与夷俗并存而又以周礼为主导相互融合。 到春秋时，在鲁国附近，还存在着大昊的后裔任、宿、须句、颛臾等风姓小国，在今山东境还有少昊后裔莒、郯、谭、费等国。他们与诸夏通婚、会盟，在与楚国的争霸斗争中，他们主要是依附齐、鲁，被认为是诸夏的同盟。从出土文物看，今山东境内的春秋东夷各国，社会与文化发展水平也很接近中原各诸侯，只是因为他们仍保留一些东夷礼俗，当时仍被认为是东夷。实际上已是与诸夏即合而未化，到战国时，这种文化上的差别已不引起人们重视了。
淮河中、下游，今河南、安徽、江苏等省接壤与邻近地区，少昊集团的后裔嬴姓与偃姓诸国，如徐、江、葛、黄、淮夷、锺离、英、六、舒鸠等，春秋时期他们主要倾向于“即事诸夏”，与诸夏通婚，参与会盟，出土器物有明显特点，凡有铭文的都是周代通行的文字。在春秋争霸与战国大兼并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先后被楚、吴、鲁、越所兼并，他们的文化对齐、鲁、楚及吴越都有影响，在政治上逐步统一过程中，文化与民族得到交汇融合，夷夏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当秦统一六国时，“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都已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合读作：hé。
合，通用规范汉字，一级字，读作hé、gě，最早见于甲骨文。其本义为盖合，后引申为闭合、聚合、结合、符合等义。
2021“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合”字成为2021“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候选汉字。
含义:
1、动词，关闭、合拢。
组词：他笑得合不上嘴。
2、动词，会、聚。 ?
组词：***、聚合、悲欢离合。
3、动词，交媾、交配。
组词：交合。
4、动词，相符、不违背。
组词：合法、合身、合格、合意。
5、动词，折算。
组词：一公斤合二点二磅。
6、名词，配偶。
组词：天作之合。
字源演变：
“合”，一说象形字、一说会意字。持象形字观点的学者认为合是由“亼”合“口”组成，就形体上来看，像一个器皿，与它上面的盖子刚好相合。
另有学者认为这个器皿就是煮饭用的锅，下面的“口”为锅，上面的“亼”为锅盖，而这锅盖正好与锅相合，故认为“合”为象形字。
持会意字观点的许慎认为“合”从“亼”，从“口”，会意字。“亼”有人认为就是古“集”字，有***之意。所以，许慎将“合”解释为“合口”（把口闭起来）。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合
牧野之战啊
公元前1027年（一说前1057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万5千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同月下旬，周军进抵孟津，在那里与反商的庸、卢、彭、濮、蜀（均居今汉水流域）、羌、微（均居今渭水流域）、髳（居今山西省平陆南）等方国部落的部队会合。武王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率本部及协同自己作战的方国部落军队，于正月二十八日由孟津冒雨迅速东进。从汜地（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渡过黄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直指朝歌。周师沿途没有遇到商军的抵抗，故开进顺利，仅经过6天的行程，便于二月初四拂晓抵达牧野。
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商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于是只好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一说70万，殊难相信），由自己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二月初五凌晨，周军布阵完毕，庄严誓师，史称“牧誓”。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听信宠姬谗言，不祭祀祖宗，招诱四方的罪人和逃亡的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诸多罪行，从而激发起从征将士的敌忾心与斗志。接着，武王又郑重宣布了作战中的行动要求和军事纪律：每前进六步、七步，就要停止取齐，以保持队形；每击刺四、五次或六、七次，也要停止取齐，以稳住阵脚。严申不准降者，以瓦解商军。
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他先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即让吕尚率领一部分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心向武王，这时便纷纷起义，掉转戈矛，帮助周帅作战。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冲驰帝纣师”，猛烈冲杀敌军。于是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天晚上仓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亡商朝。尔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
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统治，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为西周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在提倡读书的同时，赵匡胤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登基伊始，就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并亲自为孔子、颜渊撰写赞辞，命宰臣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所有这些，对宋初儒学的复兴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统治者对儒学的厚爱激励着儒生们奋发求学，贡献智慧，儒生门的奉献也确乎没有辜负统治者的期待。有鉴于宋初的政治格局与外部环境，儒学的复兴最先体现在《春秋》学这一热点问题上。因为在儒家诸多重要经典中，只有《春秋》学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宗旨无须经过多少改装，就可以用来为宋初的现实服务。因此宋初儒家学者出于最直接的现实感受，很自然地将研究的视点集中在《春秋》上。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人有关《春秋》的著述在二百种以上，而仅仅在宋初学者刘敞之前，所列宋人《春秋》传注就达十七种一百八十四卷。据此可知宋初儒学复兴确以《春秋》经传之华为主。其中如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明确宣布他的研究目的在于尊王，在于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统之义，开宗明义地强调隐公 " 元年眷王正月 " 的基本主题就是 " 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 " 在他看来，《春秋》之所以书 " 王正月 " ，原因在于 " 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正月，所以正始也。 " 这就是他所揭示的《春秋》尊王的微言大义。
作为 " 宋初三先生 " 之一，孙复的《春秋》学研究不仅为有宋一代《春秋》学研究开风气，定调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舍弃传注，直探***本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儒家经典研究史上的一种范式革命，它的价值似乎不在于儒学的复兴，而在于儒学的更新。对此，欧阳修、朱熹以及四库馆臣等都深明其中的意蕴，不论他们是否赞成孙复的具体学术观念，他们都不能不承认孙复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儒学进程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他们看来，孙复于《春秋》的研究结论不必尽信，然而其方法确实对后儒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仅就方法而言，孙复不惑传注的做法渊源有自，这实际上是唐中期以啖助、赵匡、陆淳等为代表的怀疑学派思想传统的必然延续；也就是说，包括孙复在内的宋儒，继承啖、赵、陆的学术传统在合三传为通学的同时，依然怀疑早期传注的权威性，以为儒学的真正复兴，不在于记诵传统传注的训诂，而是要结合现实社会需要，抛开传注，直探***本义。易言之，儒学复兴的真正出路，不在于对传统传注的因袭，而在于重为注释，讲究与现实相关的微言大义，从而使儒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能回到经典的形态。
疑传尊经是宋初儒学的基本特征，他们以回归经典为号召，展开了一场远比中庸疑传学派规模更大的怀疑运动。这一运动由孙复肇其始，中经其门人石介、十建中、张炯等人的发挥，加之范仲淹 i 欧阳修等文坛祭酒的呼应，至庆历年间继续深化，终于演化成由疑传向疑经的根本转变。这一思潮的必然结果，不只是对传统儒学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而且必然意味着儒家精神的解放，为抛开传注、自由议论的性命义理之学开辟一条通路。
如果说对儒家经传的怀疑思潮是由孙复肇其始的话，那么范仲淹与欧阳修的呼应与支持则是这一运动得以开展的最大助力。严格地说，范仲淹和欧阳修都不是纯粹的学者，作为文坛祭酒和执牛耳的人物，他们在宋初最早倡导儒学复兴，并将儒学的忧世情怀坷宋初现实密切结合起来。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复苏，既是对早期儒学 " 士不可以不弘毅 " 精神的认同与复旧，当然也是对汉唐烦琐经学的批判与扬弃。它的意义除使士大夫崇尚风节， "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外，便是启导儒家知识分子不能脱离现实，惜首穷经，而要学以致用，积极干预政事，议论国事， "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 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 " 。这实际上开启了宋儒自由议论的风气。
自由议论是一切学术得以进步的基本条件。末代儒学之所以获得超越汉唐的进步，并影响此后数百年，一个最为重耍的前提就是末代统治者虽然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但同时尊重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自由议论。宋太祖曾立下誓规： " 不杀士大夫 " ，而且 " 不欲以言罪人 " 。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势，在自由议论的同时，当然极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必要的游戏规则。试看宋人文集和各种语录，天下事似乎没有他们不敢议论者，但却极少见他们有与统治者直接对立的情绪。于是末代儒者不论是对现实的忧患，还是对传统的批判与怀疑，都极易获得统治者的同情和支持，因为统治者不难觉察他们的忠诚心迹。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初知识分子首开自由议论之风，这种风气对儒学的直接影响便是使以孙复为代表的怀疑精神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视为正常而不视为异端。尤其是范仲淹对孙复的竭力举荐，更使宋儒的怀疑精神获得相当的自觉与充分的发展。与范仲淹时代相当的欧阳修，虽也同样不是一个严格的儒家学者，但凭借他那大文学家的睿智与敏感，对儒家经典提出多方面的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传疑经思潮达到***，并终于导致儒学发展的转变。他大胆批评被钦定为儒学标准解释的唐代《九经正义》，掇诸人情史实，疑经疑传。他认为，儒家经典经过秦火的摧残早已大量散失，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收拾亡逸，发明遗义，正其讹谬，得其粗备，故而有参考价值。但同时又必须看到，自孔子殁，群***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再经秦火，六经之旨更隐而不显。因此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毕竟不可尽信。因此他对儒家群经的可信性提出全面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经疑传思潮达到高峰。但由于欧阳修毕竟不是一个纯正的经学家，他的大胆怀疑虽对学界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其论证过程总显得粗疏。真正将这种怀疑转化为一种正面的研究并进行详尽论证的，还是刘敞等人。刘敞的《七经小传》标志着儒学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理学的正式转变。
《七经小传》虽然不乏穿凿之辞，但其毕竟首开议论之风，将原先奉为至上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拿出来议论一番，因此其价值不在个别论点的得失，而在学风的转移，在于学术范式的革命和重建，那就是义理之学的兴起并终于取代训诂之学而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儒家学者一改汉唐诸儒的章句训诂之学，转而探求儒学的身心性命之学，从而促进新儒学体系即理学的开创和奠基。
在宋初诸儒中，最先探讨身心性命义理之学的首推胡瑗。作为 " 宋初三先生 " 之一，他似乎比孙复更进一步。如果说孙复对儒家经典权威性的怀疑开启了宋初怀疑思潮的话，那么胡瑗以经义和时务为重点进行教学，则一反隋唐以来重文辞的学风，标志着宋明理学的正式开端。
从儒学史的观点看，以义理解经并不始自胡瑗。在儒学史上大凡有创见的思想家，差不多都能抛开经典的传统解说，结合自身的生命感受，重新阐释传统，以合乎现实需要。孟子、荀子、董仲舒以及王弼、王通等莫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并不存在唯一的解释模式，条件不同，结论必异。据此再看胡瑗对儒家经典的义理化解释，不论是他的《周易口义》、《春秋口义》、《洪范口义》，还是他的《中庸义》、《安定言行录》等，虽然对先儒的解说有相当的困惑，但就其总体而言，则是适合了宋初的社会现实，在价值体系和运思模式上完成一重大转变。比如在他的《周易》研究中，他的解说既不同于传统的象教派，也不同于传统的义一派，而是在两派之外别出新解，征引史事以证经义，进而阐释他所理解的儒学思想本质。这实际上意味着《易》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开启宋儒以性命道德之学解说《周易》之先河。
性命道德之学的探究，是宋明儒学的主题，也是胡瑗学术的一个正要关切点。在这方面，他推崇孟子，反对荀子，在承认圣人也有情有欲的前提下，鼓励人们圣人可学，不必在圣人面前自卑。在胡瑗看来，圣人既非木石，当然有情有欲，问题在于圣人的情欲并不会引出罪恶，故而胡瑗并不是后来道学家那种伪善的绝对禁欲主义者，而是肯定了情与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为此，胡瑗提出 " 明体达用 " 的修身养性之学。他的所谓 " 体 " 依然只是儒家***中的三纲五常，所谓 " 用 " 依然只是实践这些观念。只是由于胡瑗在宋初最先提出体用之说，因而对宋儒尤其是程颐的天理观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先导作用。程颐在《易传序》中说： "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 将体视为理，将胡瑗的体用思想作为理学的内涵继承下来，因此，胡瑗便自然成为理学的先驱者之一。
在理学的先驱者中，除了胡瑗、孙复等人外，最值得注意的是石介。他们三人合称 " 宋初三先生 " ，均可视为理学的开山人物。就其思想主体而言，石介与胡、孙一样，皆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故而其学术的出发点皆从批评佛教与道教开始。石介在《辩惑篇》中声称，天地间本没有佛，更没有什么神仙，只有自古以来圣圣相传的 " 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 " ，才是 " 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 " 。他认为，儒家关于君臣父子、礼乐刑政、仁义忠信的道理皆合乎大通，而佛道二教所鼓吹的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妇、非兄弟、非宾客、非朋友等奇谈怪论，显然有悸于人道。因此他对三教***取了不妥协的批评态度，宣称 " 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对彼也。 " 唯此点与后来的理学家援佛大儒或以儒补佛明显不同。
石介在思想史上的另一贡献，是继承唐中期以来开始的古文复兴运动的基本精神，竭力反对此宋初年轻浮华丽的文风，主张承继韩愈 " 文以载道 " 的思想，以为文章之弊不亚于佛老之害，宣称只有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为此，他竭力张扬韩愈的道统说，强调儒家的真精神自孔子之后基本上没有得到发挥， " 孔子没，道屡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 " 韩愈。然而自韩之后又三百年，中无圣者贤人，道统又断。还是乃师孙复出， " 上学周孔，下拟韩孟 " ，继承道统。且不说石介的道统编制有否漏洞，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石介的这种编制对宋儒尤其是朱熹反复强调的道统问题实在是启发良多。
总之，宋初三先生的思想贡献不是营构理学的完整体系，而是以其批判性的思考启发后儒，从而对理学的形成具有先导意义，构成理学思想***的一条重要线索。与此前后，周敦颐、张载等人也在进行类似而又有所不同的思想探索，从而最终完成理学体系的建构。
周敦颐素来被看作是理学的开山祖师。所谓宋明理学的主题即“心性义理”的提出主要还是周敦颐的贡献。
所谓 " 心性义理 " 主要是指性命道德问题，它既是宋明儒学的主题，也是整个儒学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孟子和乃师子思，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并没有就这些问题展开充分的论证。此后的一些儒者如苟子、董仲舒、扬雄、韩愈等，虽不同程度地提出各种说法，但由于主要停留在儒学淑世淑人的教化目的上，因而只能触及人性的善恶层面，而不可能具有本体的意义。只是到了佛教传入中土后，一些佛***为了解决佛性问题，才开始借用儒学的心性术语，从而使心性义理问题具有本体的意义。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周敦颐重提心性义理之学且得到宋儒的赞赏与支持，其思想***主要是来源于佛教的启示，是数百年来儒佛冲突的真正化解。
周敦颐思想贡献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吸收道教的思想***而提出简明扼要的宇宙生成模式论，他以《周易》的 " 太极 " 范畴为主体，杂揉道教的无极、无欲、主静等概念，从而组合出一个优美和谐的宇宙图式，完成理学世界观的建构。其《太极图说》仅寥寥二百五十余宇，但结构谨严，精密而完整地向人们展示出了一幅系统的宇宙生成图式和人类生成发展的全部过程，且极富有哲学思辩色彩，为其后的理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故而被后世的理学家奉为经典：文献。
如果就思想***来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固然包含先儒的许多意思，但如果没有释老的启示，特别是道教宗师陈抟的思想贡献，其图式便很难成立。即便是最不愿承认周敦颐之学出于老氏的朱熹，也不能不承认周民之太极图主要来源于陈抟的道教系统。综合明清以来学者的研究，《太极图》主要源于道教系统的《太极图》或《太极先天图》，其基本线索一如南宋朱震所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放。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然而问题在于，陈抟的《太极图》毕竟没有周氏《图说》中的儒学气味，否则只有陈抟，何须敦颐？因此不论《太极图》是否真的来源于道教系统 " ，都似乎无关周敦颐思想贡献的基本评估，因为周氏的贡献不在于图的改造与创新，而是他基于此图而提出的一套全新的解释。这才是周敦颐营构思想体系的基本路数，即“出入释老 " 而 " 反诸六经 ' 的特色。
作为周敦颐思想体系的基本纲领，《太极图说》主要是提供子一套完整的宇宙观、动静观和人生观。在谈到宇宙本原问题时，周敦颐抛弃了道教体系中的成仙得道的炼丹术 " ，吸收了其中宇宙生成论的一些说法，描绘了一幅世界生成；发展的图景。他把道教的无极视为宇宙的本原，把儒家的太极视为无极饱派生物，由无极而为太极，由太极的阴阳运动而生五行，由五行的运动而生万物，生男女。这样，周敦颐借助于道教的无极概念便比较好地解决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发生、发展与统一问题，既沟通了天人之间的关系，又抛弃了佛道二家以及其他的唯心主义神学创世说，并有效地容纳了汉代以来的宇宙生成论，从而为宋明理学提供了本体论方面的依据。
在谈到动静问题时，《太极图说》比较好地解决了阳动与阴静的关系问题，也比较好地回答了太极运动的形式与动力问题。在周敦颐看来，所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云云，并不是把太极作为一切运动的根本动力，因为太极并不是最后的本原，而是无极而太极。这样，不仅阳动与阴静相互转化，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依赖。也就是说，就具体事物而言，运动与静止是相互排斥的，是不能并存的，运动时没有静止，静止时没有运动。但是对于 " 妙万物 " 的 " 神 " 来说，则是静止中有运动，运动中有静止。这便是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尽的基本规律。在谈到人生观等问题时，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明确提出，圣人主静的主张。他认为，自无极而太极的运动结果，最后产生了“得其秀而最灵 " 的人，因此人具有判断善恶的知觉能力和思维能力，于是圣人以静作为身心休养的基本途径。与此同时，他明确提出无欲的主张，以为 " 无欲故静 " 。显然，周敦颐这种无欲的主张并不来源于早期儒家，而是受到了道家无欲、主静的影响。因为早期儒家包括孟子最多只讲寡欲，而不讲无欲，况且对于现实中的人来说，寡欲是可能的，无欲则是不可能的。然而周敦颐却认为，寡无之别虽力量的界定，但实际上却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在周敦颐看来，只有无欲，才能达到静的境界；只有达到静的境界，才能实现圣人身心休养的基本标准。
那么，周敦颐的圣人境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 ? 简言之，就是一种诚的境界。诚的概念最先见于《中庸》和《孟子》，基本上可以断定是思孟学派提出的。只是由于周敦颐对此大加发挥，并以此作为其论学的基础，故而显得诚的概念在周敦颐那里格外重要。周敦颐对诚的理解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概念，而是具有一种本体论的意义。
总之，作为理学思想的先驱，周敦颐对早期儒家思想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解释，而正是在这一解释过程中，他不自觉地吸取了佛道的思想因素，从而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儒学思想体系。
和周敦颐在理学中的地位相当的还有张载。举凡对理学有所推崇的后世儒者，大都极为推崇张载。他的著作也一直被视为理学的经典著作。尤其是他的《西铭》、《东铭》和《正蒙》，不仅是他的代表作，而且简直可以视为理学的经典作品。《西铭》原名《订顽》，本是张载书于学堂西墙的一篇短文，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座石铭性质。后程颐以为《订顽》之名另起争端，遂改的；《西铭》。由于此文立意高远，意蕴无穷，因而极受后世理学家的推崇。二程说，《西铭》是儒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也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订顽》之言 " 极纯无条，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 " 说， " 《订顽》立心，便可边天德。 " 是继孟子之后绝无仅有的重要著作， " 孟子之后只有《原道》一篇，其间言语固多病，然大要尽近理。若《西铭》则是《原道》之祖宗也。 " 程氏对《西铭》的推崇，主要是《西铭》中所体现的道德理想的新建构，也正足这种新建构基本解决了宋以前儒者所面临的理论困难。
张载在《西铭》中提出的道德理想简单地说就是 " 民胞物与 " 的泛爱论。其主要思想实际上是在以儒学***去规范社会行为，所表现出的价值趋向也基本上是传统儒学的那一套。只是他在强调泛爱的同时，也相当明确地与墨子的 " 兼爱 " 主张相区别，更加强调了爱的等级次序。他再三强调 "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 ，因而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性格的形成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知识分子素来轻看 " 小我 " ，视个体生命微不足道，而是将大我作为小我的终极追求，总是以 "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此而言，张载 " 民胞物与 " 的见解实在是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脊梁。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程颐在谈到《西铭》的价值时所提出的另一种见解，即《西铭》中所强调的所谓 " 理一分殊 " 。 " 理一分殊 " 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最初也见于此。其意义是认为宇宙间只有一个最高的 " 理 " ，而万物各自的理只是最高的理的具体体现。后来朱熹借用佛教 " 月印万川 " 说来解释，强调 " 本只是一个太极，而万物各有秉受，又自各全县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 " 这样，朱熹便将个别与一般绝对对立起来，并以此论证中国传统社会 " 尊卑贵贱 " 等级社会的合理性。
《正蒙》一书是张载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部书中，张载利用《周易》、《诗经》、《论语》、《孟子》的思想资料，着重发挥儒学天道学说，以期建立以气为一元本体的宇宙论。张载认为，宇宙间一切现象都是由于气的变化。这种气就是太虚。从自己方面看，其中间有活动性，称为太和；从本性看，其德为虚明之气。气凝聚的时候，便成物；气分散的时候，便是虚空。其聚其散，都是太虚所变化的客形，而本体就是太虚。万物千变万化，仍复归于本体的人虚。这样一来，张载就在理论上真正解决了前儒曾经提出而并未解决的宇宙本体问题。据此，张载进一步推论为人要 " 穷理尽性 " ，要通过不断地反省自己，以改变气质之性，以发现自己的本然之性，以使性与天道合一，以达到内外一致的诚的境界。也就是说，人有各种脾气，有才与不才，这是气质之性；养真气，令其返本而不偏；去情欲，以天之德性为其之德性，此即 " 尽性 " 。
张载所提出的 " 穷理尽性 " ，以及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都是对儒家思想的重大贡献，都是前人所末道。它不仅有效地化解了先前儒者在人性论上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而且具有相当重要的实践意义。从这个理论出发，张载进一步提出 " 德性之知 " 与 " 见闻之知 " 的区别，强调人们的认识仅仅满足于靠感官经验得来的 " 见闻之知 " 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达到 " 诚 " 的境界与 " 圣 " 的境界，就必须凭借另一种知识，即德性之知。所谓德性之知，就是不依赖于见闻的天赋的道德观念， " 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 " ，而是主观生的， " 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惜其心 "," 大真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 ，只要通过内心修养便可认识一切事物。显然，张载的这些思想已使儒学超越传统的经学而向心性、义理、道德修养等领域深入，从而使儒学呈现出一副全新的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载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由于张载的特殊地位，其学说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很大，在当时张载不仅与王安石、司马光等学界名流有着广泛的接触与来往，培养了一大批有名的***，形成了关中学派，而且由于他与程是亲戚关系，相互之间的来往比较多，二程对张载也比较尊重，从张载那里吸收了许多东西，如理一分殊、天地之气与气质之气等理论。这些理论经过二程及朱熹等人的扩充与发展，成为理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
在宋明理学奠基者的名列中，除了周敦颐、张载之外，应该提到的还有邵雍。邵雍的思想贡献主要在于宇宙本原及其演化规律的探讨上。其《皇极经世》一书据 " 物理之学 " 敷衍铺陈，创造成 " 洞彻蕴奥，汪洋浩博 " 的象数学，尤其是他以元、会、运、世之数推演天地运化终始、治乱兴衰时节等，都对后世儒学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这部书中，他以《周易》的六十四卦进行推演，以期证明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就已存在一种先验的图式。这一推论过程相当复杂，但其结论只是说：一是宇宙万物只是由一个总的本体即 " 太极 " 演化而来。这一点与周敦颐的思想极其相似，同样对宋明理学的正式形成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后经朱熹等人的扩充与发挥，遂成为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二是强调太极在主万物时遵循 " 一分为二、二分为四 " 的加一倍法进行演化的。三是指出太极为心。以小为太极，则宇宙万物生于心；宇宙的法则就是我心的法则。这样心物不分无二，天地之道便备于人。
显然，邵雍以太极作为万物的本原，以小物不分无二作为基本的规律，这就必然涉及人的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邵雍的明确答复是人的认识并不在于如何把握客观外界，而是如何认识自心。邵雍认为，知识只能是心本身所固有的，致知之途只有返求于心，不可外求于物。为此，邵雍提出 " 以物观物 " 的认识论，以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在本质上与人体的构造并无太大差别，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则有四肢，故而最终天地与人合一。由此看来，邵雍的以物观物并不是指理性对于外部事物的分析综合与抽象，而是指主体运用一定的精神境界去观照事物、看待事物。这样一来，邵雍便和张载一样，将儒学原来的经学传统转换为心性之学，从而为理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理所当然地成为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经过周敦颐、张载、邵雍等人的共同努力，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便大体形成。而理学作为一种典型的形态正式形成，还要归功于 " 洛学 " 的兴起。洛学是宋明理学中的重要学派，由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所开辟。前面说过，二程与张载有着亲戚关系，他们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张载的思想影响，但从根本上说，二程的思想具有相当的独创性，不仅别具一格，而且自成体系，特别是他们进一步摆脱了道教的影响而回归到儒学正宗，因而其思想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理学的正统与典型形态。
当然，二程的思想并非绝对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二人之间的分歧也并不算小。先看程颖，程颢为程颐的胞兄，人称明道先生。其学据《宋史》本传说，是以述仁为主，力主 "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 ，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尽性至命，本于孝悌，穷神知化，通于礼乐，是儒学道统的真正传人。乃弟程颐评价道： "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 " 至于程颐，于书无所不读，以《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为基本途径，而达于 " 六经 " 。其为人不苟言笑，一副圣人派头。
性格及行为方式的差异对于二程来说尚是次要问题，从学术史的观点来观察，他们之间的理论区别可能更有意义。虽然他们二人都是理学的创建者；但是他们对于 " 理 " 的理解却是同中有异。
程颢认为，理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趋势， " 理者，天也 "," 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 " ；对于 " 道 " 与 " 器 " ，则认为 " 器亦道，道亦器 " ，将道视为无始无终的万物主宰。强调 " 天人本无二 " ，人心与万物不可分，人心本无内外，天地万物皆与我浑然一体。只要 " 诚敬存之 " ，使心寂然无事， " 郭然大公 " ，内外两忘，便可以达到 " 仁 " 的境界。因此他强调 " 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 " ，以为天理内在于心中，穷理尽性， " 当处便识取，更不可外求 "," 先圣后圣，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心也；非传圣人之心也，传己之心也。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广阔无根，万善皆备，欲传圣人之道，扩充此心焉耳。 " 显然，按照程颢的理解，理心一体，万物皆在我心中，因此人们不须去认识客观世界，而只需认识自心即可。这不仅上承周敦颐等人的思想，而且直接开启了此后的陆王心学。
而程颐则不然。程颐认为，所谓 " 理 " ，重在指客观事物之所以然，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显，都是因为天下之物皆可以理照。一物须有一理，但一物之理即是万物之理，而万物之理就是一个天理。显然，这种主张虽说与程颢的主张并不根本冲突，但差别却是极其明显的。在气与道的关系问题上，程颐以为离开了阴阳便无道，所以阴阳是道。阴阳者，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为此，程颐特别强调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以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阴阳者道也。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外部世界
儒道纷争借助向秀、郭象等人在理论上的贡献基本平息。但与儒道纷争几乎同时发生的另一股学术思潮即儒佛纷争也是对儒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考验。儒道纷争所要解决的是正统儒学与本土异端思想的冲突与融合，而儒佛纷争则是中华本土文化第一次面对域外文化的挑战而不得不作出的回应。因此，儒佛纷争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至关重大，儒学如不能有效地回应域外佛教文明的挑战，便无法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更不会有后来的宋明理学，不会有儒学的再生与辉煌。佛教传入中土的确切时间今已不可确考。但大体说来至少在东汉时期中土士人已知道佛教的存在，并模糊地感觉到儒佛之间的差别，朦胧地预感到儒佛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据袁宏《后汉纪》："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其教以修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其精者号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也。盖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为而得为佛也。"显而易见，在佛教传入中上的早期阶段，在士人的心目中，极易将这种域外文明视为与本土文化的思想异端即道家之学相类似。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便必然与儒学思想发生冲突，而与道家思想合流。
儒佛之间的冲突在东汉时期还只局限在一些形式末节问题上，真正从理论层面进行交锋还是在魏晋及其之后。通观汉末魏初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儒佛之间在此时的冲突主要是儒佛同异、本末等问题。牟子认为儒佛相合而不相乖?"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其用意似乎是以佛补儒，借用佛家的道理以济儒学之穷。《高僧传·康僧会传》所载三国时僧人康僧会与东吴之主孙皓的一段对话，大体可说明当时人心目中的儒佛关系。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
善既有端，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 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阻，不亦大哉。"白此不难看出，康僧会一方面论证儒佛为一，二者在根本理念上并不冲突，另一方面则论证佛教的理论备极幽微，比儒学的理论更高一筹。这样一来，便极易引起儒佛之间的冲突。
从孙暗的观点看，儒家***既然与佛教义理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那么有什么理由舍弃儒教而专用佛教?康僧会虽然以佛教义理各极幽微加以解释，但由此并不能减轻素有"内诸夏而外夷狄?
思想传统的儒家十人的困惑以及他们对佛教义理的本能排斥。佛教之徒如果不能有效地回应这种责难，那么儒佛为一说便根本不能成立。对此，牟子《理惑论》曾以设间的形式明确触及这一问题。
问日："孔子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仁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日：‘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含之，更学夷狄之木，不已惑乎严牟子对此回答说："此吾未解大道时之余语耳。若子，可谓见礼制之华，而暗道德之实，窥炬烛之明，未睹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矫世法矣；孟坷所云，疾专一耳。昔孔子欲居龙夷，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于鲁卫，孟柯不用于齐梁，岂复仕于夷狄乎?禹比西羌而圣哲，瞽瞍生舜而顽器，由余产狄国而霸秦，管蔡自阿洛而流言。传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观之，汉地未必为天中也。佛经所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佛焉。是以吾复尊而学之，何为当舍?尧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伤，精瑚不相妨。谓人为惑，时自感乎严确实，从文化交流的观点看，如果继续以夷夏之辩的立场看待佛教文明，当然是一种心胸较为偏狭?"自感"。
然而问题在于，佛教的传入以及在魏晋时期的流行，这一阶段毕竟不是儒学的黄金时代。恰恰相反，儒学当此时除了陷入玄学化的危机外，其自身也面临着深刻性的信仰危机。因此，儒佛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夷夏之辩问题，而是佛道合流共同推进了儒学的玄学化过程。《高僧传·支遁传》载："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那么他们叹服的究竟是什么呢?请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云："支氏《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晏鸟，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丞尝于糗粮，绝觞爵于是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 此向、郭之注所未尽。"按向秀、郭象的解释："夫鹏之上九万尺，之起榆枋，大小虽差，务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买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显而易见，支遁的解释之所以令众懦叹服，主要在于他纠正了向、郭"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的偏颇，而直认庄周以"至虚之心"全然超脱了现实的物质世界，而不是依顺于现实世界。这样一来，佛家义理便与道家思想若合符节，从而对儒学的玄学化起到进一步的推进作用。故而孙绰《道贤论》以为"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
佛道合流推动了儒学玄学化的过程，然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激起一些人对佛教的公开反对。尤其是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火等思想，越来越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与儒学在争夺信仰群，儒家学说的命运与前途岌岌可危。为此，孙盛在《与罗君章书》中写道?"今以万物化为异形者，不可胜数，应理不失，但隐显有年载。然今万化犹应多少?…"吾谓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叹。若然，则足下未可孤以也。"孙盛对佛教生死轮回说的批判，实开南朝神灭与神不灭论争之先河。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经魏晋至隋唐始臻极盛。由于佛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结构与中国不同，要在中国立足，必须经过一定的改造和更新，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魏晋时期，佛学依附于玄学，经南北朝才独立发展，到隋唐才完成了中国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仍有讨论的余地。
佛教传入中国，必不可免地与中国固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及其变种。从秦始皇“以吏为师”确立法家的地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汉经学的兴衰，到魏晋玄学的流行，其间经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运动变化的系列。隋唐之际佛教独步青云，也不是偶然的，只是这运动中的一环。只有这样考虑才能完整说明佛教中国化问题。
一、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
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 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
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
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一县有数千之众， 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
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 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 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
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
以上两次灭佛***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5〕试想， 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
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
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 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
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谈一点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有不合理之处，请老师和同学们帮助指正。
自然的发现这一讲骆老师讲得很深刻，自然的含义也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对于魏晋士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句“越名教而任自然”，这应该可以说准确地概括了魏晋士人的风骨和性情。曾经读过余秋雨的一篇散文《遥远的绝响》，专门写了嵇康等人，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其中我很赞同他说一提到魏晋，总离不开一个“风”字，风流、风***、风骨在魏晋士人的身上展露无遗，似乎已经是那个时代、那群人的专利。我所理解的魏晋之风，可以说是那时的士人性情如风，他们随心任性、不拘于物、不合于俗，是一种完全自由洒脱的生活状态。我想这一点与“自然”应该是相通的。
骆老师讲到东汉后期开始人们对生死有一种强烈的焦虑，这时他们期望重新建立一种崇高、永恒的精神世界。谈到对生死的焦虑，使我想到了士人与佛教的关系，南怀瑾在著作中曾提到中国文人与禅宗之间的密切联系。古代文人不乏有虔诚信佛、以禅宗的精神来自我解脱，离俗遁世、放浪山水之间者。他们除了苦于政治黑暗、仕途多舛的原因外，也有对于生死的思考。正是因为人生短暂，许多士人接受了禅宗，看透生死，也算是一种人生的超脱。他们的任情任性和魏晋士人不无共同之处，都是追求自然和真我。然而一个问题是魏晋的士人似乎并未投向佛教，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到魏晋时大为兴盛，但似乎并没怎么提到如“竹林七贤”等人与佛教的具体关系。骆老师也讲道，生命是短暂的，所以人天生有一种宗教倾向，但我觉得魏晋士人身上体现的不是浓厚的宗教气息，也不是什么信仰，而就是一种纯粹的人的性格，似乎他们天生就是这样另类的。他们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他们的任情任性完全是自己生命的本能，而不是靠着外物的支持。大概中国古代两千多年，人们唯有对魏晋的士人推崇备至，也是因为他们不但在那个时代，甚至在整个封建历史中都是特立独行，卓然不群的人，他们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后世的文人尽管也有品行高洁、超尘脱俗的，但都未能像魏晋的士人那样做到极致。
自然是一个广而深的概念，魏晋士人既关注了大自然这个客观的存在，也更加重视个人的自然，即自我本性的流露。他们就是要活得潇洒、坦荡、自由、有尊严，即便是死也不屈服，这样一种风姿和傲骨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令人赞叹和敬仰的。谈到魏晋之风、谈到“竹林七贤”、谈到嵇康的《广陵散》，人们总有一种向往和怅惘，是因为那种风骨的远去，因为我们无法拥有。也许那个时代士人的生活依旧有无法改变的压抑和悲哀，但我们还是想说：那样的人生真痛快！
魏晋是士人的天堂。文士“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于纵酒昏酣，扪虱清谈之际，将争夺文化领袖地位的儒释道之间纠缠不清的矛盾逐一化解，结果儒释道融通为一，皆大欢喜。形成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中国特色传统文化。
魏晋士人取得这一丰硕成果的最大突破在于敢于突围经典，打破“循经守数”的桎梏。汉代之前，凡重要著作皆称为“经”，譬如四书五经，道德经。今人为之经典。纵然有人敢僭越妄言，也只能以“论”自居，不像现在百家讲坛这样群魔乱舞，没有规矩。《文心雕龙·论说》：“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无爽，则圣意不隧”。到了魏晋，士人追求生命的愉悦，放任自流，向一切体面的东西挑战，对经书更是“博士家法，遂成废弃”，“得其意而言”，于是就有了王肃敢伪证经书，杜预敢曲解《左传》，王弼以老庄注《易》，何晏、皇侃以玄虚说《论语》。经学之尊严，受清谈之洗礼，有了平和的心态与融合之可能。
儒道之争无非是名教与自然之争。也就是社会规范与人的本性的关系问题。儒家强调制名（礼）教以规范人性，道家则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儒家名教理论沿习至汉末，流弊丛生，是某些诈伪狡黠之徒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工具，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认为个体的人高于社会的人。他们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也就是说应当由着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展，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的出现，恰好证明了人类自然本性的不断自我丧失。道家的自然理论，在重视个人性格和意志方面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过分夸大个人意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对立，想把个人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则又显然走向了另一个片面。魏晋士人洒脱的人生态度，注定他们崇尚老庄，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根本性和合理性，但亦不排斥名教的规范作用，主张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用），强调以本统末，以用显本，本不离末，用不异本，努力调和自然本性与名教规范之间的矛盾，使之协调统一，将道与儒作为人的内心与社会的两个层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地保留下来，或许这也是中国人两面性的一个根源。
魏晋士人创造奇迹的另一重要手段是“忘象（言）得意”的认知理论。 佛教初期的传入，在翻译中过分讲求文辞，而忽略其思想意义很难为人所理解与接受。魏晋士人的洒脱精神反对支离烦琐的解释方法，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极大地影响了佛典的翻译方法。正如东晋名僧道生所说的：“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此外，东晋名僧僧肇，深通老庄和玄学，他的著作《肇论》，借老庄玄学的词语、风格来论说般若性空中观思想。在使用中国传统名词和文辞来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相当高妙的境地，深契忘言得意之旨。所以说，玄学对于佛教的影响是很深的，它在连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诸如，印度佛教杂多而烦琐的名相分析，逐渐为简约和忘言得意的传统思维方式所取代；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则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更多地为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的入世精神所取代，等等。而在理论上则更是广泛地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魏晋世风喜欢谈天说地，同时重视交流，也是使儒释道融合的一个重要契机。 在魏晋士人的学术争鸣中，口头清谈与文章争论是主要的途径与形式。士人们为显示自己的才能，以在清谈中一占上风，自成流派，故而争相博览群书，自发奇思，触发了许多新的观点。有了新观点的人，就会与人“探玄理微”，“引饰妙词”，“至暮忘餐，理竟不定”。有的人不善于“以口舌御人”，就转而将自己的思想付诸笔端，与对手打笔战。这种激烈又睿智的思辨行为，不仅精细地阐述了儒释道的精义，而且在相互的交流中，使得各种看法融会贯通，形成魏晋士人复杂的人格精神。如南齐的张融，遗命在他死后入葬时，应左手执《孝经》(儒家)、《老子》(道家)，右手执《小品(方)》(医家)、《法华经》(佛家)；而陶弘景也遗命死后当用道士和僧徒的士俑殉葬，可谓是“儒冠僧服道人鞋”。可见，当时儒释道已经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
有***的，也有自己写的~望楼主笑纳
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国的自身都难保，根本谈不上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到了魏国。这时，孟子已经五十三岁。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最反对国君言利，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战，魏败于齐。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魏太子申被齐军俘虏而死。公元前340年，秦国的商鞅领兵攻魏，俘魏大将公子卯。公元前330年，魏割河西地于秦，公元前328年，又割上郡十五县于秦。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国昭阳领兵破魏军于襄陵，取得魏国八邑之地。所以梁惠王对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梁惠王讲了一套施仁政于民的办法。他说，这样，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击拥有坚甲利兵的秦楚军队。梁惠王问的是怎样报复齐、秦、楚的具体办法，孟子回答的却是空泛的道理，当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视。孟子到魏国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见到梁襄王，对他的印象很坏，说他不象个国君。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离开魏国又到了齐国。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传说人物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当推黄帝和炎帝。长久以来，人们总是把自己看成是黄帝的子孙，或者把炎帝和黄帝都当做自己的始祖，说自己是炎黄裔胄。这种血统上的认同思想在历史上一直起着极大的凝聚作用。无论走到天南海北遇到任何华裔，即使素昧平生，只要自认是炎黄子孙，便立刻有一种亲近感。人们自然很想了解历史上是否真有炎帝、黄帝这两个人，他们是怎样被传说为中国人民的始祖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炎黄文化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萦绕了很长时间，仍然难以得到清晰的回答。现在只能谈一些十分肤浅的看法向大家讨教。
在先秦古籍中，炎帝和黄帝常被并提，最明显的是《国语·晋语》中引晋大夫司空季子的一段话：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少典，谯周《古史考》说是有熊国君，皇甫谧《帝王世纪》说：“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有蟜氏地望无考。这一条比较重要的内容是说二人各因其成长的地名为姓分别为姬和姜，他们是同时代人，因而在军事上曾经相互配合。至于是否同为少典、有蟜之后则难以确定。
在说明二帝关系的古文献中，《逸周书·尝麦解》的一段话也很重要：
“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按原引书二字不清，有人说可能是“百工”）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或作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这段话中的赤帝当为炎帝，前人早有定说。至于二后指的是谁，有人说是赤帝和蚩尤，有人则说是炎帝和黄帝。如果是后说，则可与《晋语》中二帝用师相济的说法相呼应。这一段最重要的内容应是把炎、黄二帝奉为上天安排的领袖，设章建典的元勋。
还有《左传》昭公十七年引郯子的一段对话也很重要：
“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郯子是东夷人，所以把东夷的远祖同黄、炎并提，但毕竟还是把黄、炎放在前面的。
根据上面几条传说，炎帝和黄帝应该是地位相若，难分伯仲，并且关系密切，在军事上相互支持的。但是传说中又有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说法，经过长期战争黄帝取胜了，接着又打败了蚩尤，于是诸侯都尊奉轩辕黄帝为天子。黄帝的地位一下超过了炎帝，以至于较早编排古史系统的《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史记·五帝本纪》中都没有安排炎帝的位置，只是在讲述黄帝事迹时才附带提到了炎帝。
《五帝本纪》讲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和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颇相类似，从文理上看也有不甚通畅之嫌。加之古有蚩尤即炎帝的说法，故今人有怀疑其原本是一件事者①。但黄帝的声望一下子超过炎帝，显然与这场战事的故事有很大关系。
在《五帝本纪》中，炎帝似乎是神农氏最后的一位首领，所以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等到黄帝打败炎帝和蚩尤后，诸侯尊为天子，才“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里的神农氏好像是一个朝代，而炎帝是一个人。可是《史记·封禅书》中说：“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和炎帝俨然是两个人，可见太史公对此事也不甚了了。大致在刘歆编《世经》以后，炎帝和神农合成一人，又与烈山氏或厉山氏合为一人，古书中关于神农之世的许多事迹如发明农耕、尝百草以药济人、结绳而治等等，都附丽于炎帝一身了，炎帝的声名就再次显赫起来。《帝王世纪》又说炎帝传位八世榆罔始由黄帝取而代之。由此追溯先祖只讲黄帝而不讲炎帝显然已不大合适了。炎黄裔胄的提法大概就是这样产生的。
炎、黄的故事有分有合，应该是与他们本来的事迹既有分别又有联系而滋演出来的。
炎帝出自何地，说法不一。《晋语》只说是“炎帝以姜水成……故炎帝为姜”。大约是说炎帝是在姜水那个地方成长起来的，因地为姓，所以得姜姓。《帝王世纪》把他的身世说得比较详细：
“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
这大概是把不同来源的故事和神话糅合在一起而写成的。姜水当为渭水支流，《水经注·渭水》条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于姜水，是其地也。”华阳当即华山之阳，也就是《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中的华阳。两地都在今陕西中部渭水与秦岭一带。徐旭生先生更从民俗资料中加以论证，力主炎帝起于渭水支流姜水即岐水②。
说炎帝都陈又徙鲁，不知何据。陈在今淮阳，鲁在今曲阜。此说可能与炎帝即蚩尤的说法有关。因蚩尤曾经“宇于少昊”，而少昊墟在曲阜。一说陈当指陕西宝鸡附近的陈仓，鲁当是河南的鲁山。虽无确凿根据，而地望较近于姜水，似乎也说得通。
烈山氏、连山氏、厉山氏同为一名，烈、连、厉同为一音之转。《礼记·祭法》：“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郑注：“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汉书·地理志·南阳郡·随县》条班固自注：“故国。厉乡，故厉国也。”《后汉书·郡国志》注引《荆州记》：“随县地有厉乡村，重山一穴，相传云是神农所生穴也。”这是说炎帝起于今湖北随县境，在那里建过厉国。
《山海经·海内经》有一条传说把炎帝同祝融和共工联系起来：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
这个世系同《帝王世纪》所说的世系大相径庭。《大戴礼记·帝系篇》和《史记·楚世家》都说祝融是帝颛顼后裔，共工的传说也多在北方，这里却把祝融和共工同江水联系起来，并且都是炎帝的后裔。因楚人视祝融为自己的先祖，这个传说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根据以上传说，炎帝似乎是起于陕西而向东发展的，到河南后一支向北与蚩尤和黄帝发生冲突，一支向南到了湖北。炎帝的事迹似乎主要是发展了农业，所以后人总是把他与发明农业的神农、烈山氏等联系在一起。
传说中炎帝的后世不一定都是姜姓，但姜姓国多被视为炎帝后。姜姓在东方的建国主要是申、吕、齐、许。申、吕均在今河南省西南部，许在河南中部许昌县境，齐在今山东北部。此外还有纪、向、州等。《左传》隐公元年“纪人伐夷”。疏引《世族谱》说：“纪，姜姓侯爵，庄四年齐灭之”。向在沛，《汉书·地理志·沛郡》下向县条班固自注说：“故姜姓国，炎帝后。”《左传·桓公五年》“州公如曹”疏引《世本》说：“州国，姜姓。”以上各姜姓国多在河南和山东，似与前述炎帝向东方发展的范围大致相合。
黄帝起于何地，说法也不尽一致。《五帝本纪》说他是“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前述《晋语》也说黄帝和炎帝都是少典所生。谯周说少典是有熊国君，《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黄帝“号有熊”，《史记》正义引《舆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所以张守节干脆说“黄帝，有熊国君”。而有熊一般认为在河南新郑，这是一说。
说黄帝初都涿鹿，大概是由黄帝在涿鹿打败蚩尤后，诸侯咸尊他为天子的故事而演绎出来的。涿鹿一般都以为即今河北涿鹿县。如说涿鹿本名彭城，则彭城在今河北南部之磁县，这是第二说和第三说。《史记》索隐又引皇甫谧说：“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史记》正义以为“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这是第四说。
《晋语》既说黄帝以姬水成，后大家也都承认黄帝是姬姓，而姬姓的最大族系周人是从陕西渭水流域起家的，似乎黄帝起于渭水流域的可能性很大。再说黄帝死后葬桥山，地在今黄陵县（旧中部县），也离渭水不远，这是第五说。所有这些说法中当以新郑说和渭水流域说较胜。由于年代久远，传说歧异，究在何处难于定夺。但除寿丘在鲁外，大抵不越出河南、河北、陕西等地，即历史上的中原地区。
黄帝的事迹甚多，他首先是一位军事领袖并取得了赫赫战功。《五帝本纪》说他“习用干戈”，“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为战争作了充分准备。他还“教熊、罴、貔、貅、貙、虎”（《五帝德》说：“黄帝教熊、罴、貔、豹、虎”，《列子》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貔、豹、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这些奇怪的名字，《史记》正义以为是“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近人则多以为是氏族的图腾（因而也是氏族的名号）。他在与蚩尤战时“乃征师诸侯”，证明他确实率领了许多别的氏族部落的士卒，一战打败炎帝，再战打败蚩尤，声威大振，于是诸侯都尊他为天子。这是《五帝德》和《五帝本纪》把他作为五帝之首的重要原因。不但如此，《五帝本纪》还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可见他的生涯主要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而战争的成功使他成为无可争辩的领袖，俨然是一位开国的元勋了。
黄帝第一个建立了***，官以云名，“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这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大概也是把黄帝置于五帝之首的原因。这个***也许不像传说说的那么整齐有章法，其实力足以使它监于万国而万国和顺。但毕竟与那种基于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氏族、部落乃至部落联盟大不相同。过去常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大抵就是从黄帝算起的。
传说黄帝为发展经济文化还做了许多事情。《五帝本纪》说他“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越绝书·宝剑篇》说：“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各书所引《世本》中还有“黄帝作冕旒”，黄帝臣“雍父作杵臼”，“共鼓、货狄作舟”，“沮诵、仓颉作书”，“巫彭作医”，“大挠作甲子”，“伶伦作为律”等等传说。《史记·封禅书》有“黄帝***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的说法。而黄帝的妻子西陵氏嫘祖始劝蚕，则是许多古书中都提到的。这些传说有些可能是后人的附会，有些则应反映了一部分历史的真实情况。
据说黄帝有子25人，“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惟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这段话出于《国语·晋语》。同是黄帝之子，为什么只有2人跟父姓姬，其余12人得别的姓，另11人根本没有姓？为什么青阳和夷鼓分别是方雷氏和彤鱼氏之甥而都得己姓？25人分别为四母之子，为什么不是四姓？看来当时既不一定是从父姓，也不像是从母姓。有一些是从地名得姓，还有一些究竟是怎样得姓的，我们并不清楚。由于这样，我们不能把所有姬姓国都当做黄帝的后裔或与黄帝有亲缘关系，当然也不能说都没有关系，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传说黄帝正妃嫘祖生二子，一为玄嚣，居江水；二曰昌意，居若水，娶蜀山氏女昌仆生高阳，即帝颛顼。颛顼都帝丘，即今濮阳县境。《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及《汉书·地理志》认为古江国在河南安阳，如此则离濮阳甚近，疑是玄嚣所居。
《国语·鲁语》引展禽的一段话说：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这是讲的古代的祭祀制度。《礼记·丧服小记》和《大传》中说：“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照这么说，虞、夏都是承认其祖先出自黄帝，所以《五帝本纪》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五帝本纪》说舜是黄帝之子昌意的七世孙，《殷本纪》说契是帝喾次妃简狄所生，《周本纪》说周人先祖后稷是帝喾元妃姜嫄所生。尽管说简狄是在沐浴时吞食了玄鸟卵才怀契的，姜嫄是在野外履巨人迹后才有感而怀稷的，契和稷的血液里可能没有帝喾的成分，而在“法律”上还都得承认是帝喾的儿子，也就是黄帝的裔孙，所以他们才“禘舜而祖契”、“禘喾而郊稷”。这样，作为古代中国居民主体的华夏各族就都成了黄帝的子孙了。
不但如此，由于黄帝的威望，有些非华夏族也跟他拉上了血缘关系。太史公曾“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他大概觉得言不雅驯而没有***纳，但在《山海经》等书籍中被保存了下来。例如《大荒东经》中说：“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黄帝生禺◆，禺◆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处东海，是为海神。”《大荒北经》中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大荒西经》中说：“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这些尽管是神话怪异之说，不可以真实历史视之，但毕竟蕴含着某些道理。换句话说，它们表面上说的是亲族关系，实际上反映的则是文化认同的思想。这种文化认同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上是有关炎黄传说的大致情形。其中大部分散见于先秦的各种著作，《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和《帝系》以及《史记·五帝本纪》曾加以系统化，东汉以后又有一些学者加以补充和诠释。由于文献记载的时间离故事形成的时间甚远，其间只能靠口耳相传，不免会发生一些传讹乃至张冠李戴的事。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态度还相当谨慎，那时虽然百家都言黄帝，而其言不雅驯者他都没有***纳。后来的人觉得不过瘾，所以旁征博引，许多神话怪异之说也搀和进去了。不同来源的资料不免有许多矛盾抵牾之处，于是又加以穿凿，总想把它说得圆满一些。直到本世纪初年，西学东渐，一些学者想用新法整理国故，对传说资料来了一个大清理。由于传说资料中充满着矛盾和难以说通的地方，从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怀疑。过去几乎被认为是信史的尧、舜、禹的事迹乃至人格都被动摇，更不用说时间更早、资料也更少的炎帝和黄帝了。毕竟这一次清理对大量资料的真伪和可信程度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并且引发了对整理传说史料的方***的研究。蒙文通在《古史甄微》中曾把传说时代各族分为河洛民族、江汉民族和海岱民族，傅斯年则创夷夏东西说，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把传说时代的各族分别称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较之此前各家的研究，论说更为详尽，方法也更为精到。但是从前的研究，只是就传说论传说，最多只能把传说资料耙梳一番，看看哪些是早出的，哪些是演绎出来的。***如原来的传说就有错误，或者有矛盾，就没有法子订正，没有法子判断谁是谁非。
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我国的史前考古逐步发展起来。一些学者曾尝试把历史传说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例如说仰韶文化是夏文化，或说龙山文化是夏文化，或者把炎黄时代、尧舜禹时代与夏代分别同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相比附。由于当时的史前考古起步未久，发现的资料有限，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大致的谱系。在这样的基础上同传说资料结合，必然发生失衡而难以得到正确的结论。
到了80年代，这种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现在全国发现的史前遗址已有八九千处，分属于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文化系统。考古学者把中国史前时代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大阶段。旧石器时代大约从距今200万年到公元前12000年左右，此后即逐步过渡到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是一个发明农业的时代。中国的北部比较寒冷，内蒙古等地又比较干燥；西部地势高亢，且距海洋甚远，既寒冷又干燥，存在着典型的大陆性气候，都不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因而至今还是我国畜牧业的主要产地。五岭以南现今固然是发达的农业区，但在史前时代那里炎热多雨，且多瘴疠，文化并不特别发达。又因天然食物***丰富，反而使农业长期得不到发展。这样，中国最早发明农业的地方就集中到两个地方，一是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地区，二是长江中下游的华中地区。
现知华北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和老官台文化都已种植粟和黍，其年代约当公元前6500年至公元前5000年。学术界几乎一致承认华北是粟作农业的起源地。
最近的发现证明，华中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和城背溪文化都已种植水稻，其年代约当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稍晚的河姆渡文化则已存在十分发达的稻作农业。现在学术界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华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稻作农业的起源地。
由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带动了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使得这个中国的两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不但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农业发源地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最先进入文明社会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
根据最新的研究，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至少还可细分为两大期和五小期。大约以公元前3500年为界，前期为典型的新石器时代，可分早中晚三小期；后期为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时代，考古上称之为铜石并用时代，可细分为早晚两期。把这个分期同传说资料相比照，我初步认为黄帝、颛顼、帝喾的时代大体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尧舜禹的时代大体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晚期，而夏代是从青铜时代开始的③。
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大体上包括仰韶文化的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马家窑文化、红山文化后期和小河沿文化、大溪文化后期到屈家岭文化、樊城堆文化、薛家岗文化和良渚文化前期等。其所以把黄帝定在这个时代的开始时期而不能更早，似乎也不宜更晚，是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第一，《越绝书·宝剑篇》引风胡子的话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风胡子是春秋时人，现古学的发现表明，我国的铁器时代大体是从春秋开始的。青铜时代是从二里头文化开始的，而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即是夏文化，这两点都说得很对。玉器的开始使用虽然很早，但大量的制造则是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开始的，作为兵器的玉钺的出现也不会早于这个时期。在此之前的确是典型的石器时代，就是说只会作石兵。把文献和考古资料两相对照，简直是若合符节。
第二，前面说过，炎帝的主要事迹都与发展农业有关，而黄帝除发展农业外，在手工业方面还有许多创造，如制玉兵、作舟、作车、劝蚕、作冕旒，还有***首山铜等等。手工业的发展意味着专业分工的形成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可以支持一部分人从事长期的战争，社会财富也会***这些人去进行掠夺战争，这就是为什么黄帝的军队特别能打仗的原因。黄帝和炎帝尽管是同时代人，但一个代表旧时的农业部族，一个代表新兴的农业——手工业部族，所以炎帝的失败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传说中神农时代的结束；而黄帝的胜利则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就是铜石并用时代的开始。
第三，黄帝是一位卓越的军事领袖，他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居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从考古学的遗存来看，新石器时代的战争痕迹不大明显，有些战争大概规模也很有限。铜石并用时代则不然，一是作为兵器的石钺普遍发展起来，且制作精良。薛家岗文化的一些石钺上还用朱红画出花果形的装饰纹样，可见人们特别宝爱这些武器。有些大墓中常用玉钺随葬，那墓主人大约是军事领袖，玉钺则是指挥军队的权标。二是这时出现了一些规模颇大的中心聚落，有的中心聚落中有面积达数百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有的有很大的积石冢或贵族坟山，有的有很讲究的祭坛。而一般的聚落遗址则小得多，经济发展水平也低得多。如果没有军事的力量，是很难自然形成这种状况的。江苏新沂花厅墓地是一个存在征服战争遗迹的典型例子。那里本是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但在墓地中发现的一些大墓差不多都随葬不少良渚文化的陶器和玉器，同时也有一些大汶口文化的器物，墓中往往殉葬妇女和儿童，并且和殉葬的猪狗埋在一起。这显然是良渚文化征服者的墓葬，因而随葬了自己原本拥有的某些器物，包括最能代表本族特征的刻有良渚文化神徽的琮形玉器；同时作为战利品随葬了大汶口文化的若干器物，特别是把来不及逃走的大汶口文化的妇女和儿童殉葬④。这种掠夺性战争的出现，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恰好也与黄帝时期的社会状况相吻合。
炎帝既与黄帝打过仗，又传说都出于少典和有蟜氏，当属同时代的人物。所以炎黄时代应相当于考古学上铜石并用时代的最早时期。在这个时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既分布着许多考古学文化，炎帝、黄帝和他们的族系究竟属于哪个考古学文化，还是涵盖了许多考古学文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