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魏征的样貌虽不超过一般人，却有胆识谋略，善于让皇帝回心转意。魏征总是触犯龙颜当面直言规劝；有时遇到皇上特别生气，魏征却面不改色，皇上也就息怒。魏征曾请回家上坟，回来后对皇上说：“听别人说，皇上打算去南山游玩，一切已经安排妥当、整装待发。但现在居然又不去了，是什么原因呢？”
皇上笑答：“起初确实有这样的打算，但是担心爱卿你责怪，所以就半路停下了。”皇上曾得到一只很好的鹞鹰，放在手臂上把玩，看见魏征前来，藏到怀中。魏征上奏故意久久不停，鹞鹰最终闷死在皇上怀中。
2、玄武门事变后，李建成被自己的弟弟李世民杀死，李世民做了皇帝。李世民君临天下之后，有人就向李世民悄悄告状，说魏征曾经替李建成出过好多对李世民不利的主意。唐太宗李世民于是召见魏征，问他：“你为何挑拨我兄弟之情?”
彼时魏征已经是阶下之囚，然而依旧镇定自若、理直气壮的说：“人各为其主。我之前在太子手下做事，可惜太子当初没有听我的话，要不然，现在坐上皇位的人还不知道是谁呢。”大家都直冒冷汗，觉得魏征要完了。没想到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听了魏征这大逆不道的话之后，非但没有责怪魏征，反而说：“已经过去的事情，就不用再提了。”
3、唐太宗重用魏征后，还主动和魏征结为亲家。魏征生活的很简朴，屋子也很简陋，唐太宗想给他大房子，被他拒绝了。魏征直言上谏，虽经常触怒龙颜，可是后来每当镇定下来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总会认为魏征说的有道理。
“贞观之治”之所以国泰民安，魏征功不可没。唐太宗曾把魏征形象的比作自己的镜子，认为可以照出自己的缺点。魏征死后，唐太宗李世民常常怀念地说，自己没了一面心爱的镜子。唐太宗为魏征罢朝五日，亲自为魏征写了碑文。历史上一段贤君良臣的佳话，就此落下帷幕。
4、魏征以前向李世民举荐杜正伦和侯君集，说他们学富五车，有宰相之才。不曾想在魏征去世不久，杜，候被人举报谋反，于是一个被李世民罢免，另一个直接人头落地。李世民自然怀疑到魏征身上，自古帝王多疑心。
因为谁都害怕部下结党作乱甚至起兵篡位，已经死了的魏征就这么撞到了枪口上。后来李世民又发现了魏征把自己谏言的资料给史官阅读。这让李世民越想越生气，一怒之下把将衡山公主与魏征儿子的婚约都下旨解除了。不过这明没有让李世民解气，他亲自来到魏征墓前，将魏征墓碑咋了个稀巴，一代忠臣魏征，竟落得如此下场。
5、贞观之治时，李世民评价魏征：“尽心於我，献纳忠谠。”意思是说，魏征忠心耿耿，为了国家献出良策，李世民现在的功绩，有一大半是魏征的功劳，魏征不愧为“千古之名臣”。后来，李世民又说：“当政者应当像尧舜禹学习，做一个明君。自从我重用魏征，天下太平，边境安稳，百姓富足，可见魏征是多么忠益的人。”
贞观19年，李世民亲征边疆，损失惨重，死伤上千，李世民非常懊恼并叹息说：“如果魏征在世的话，他就不会让我去打仗，哪里会损失如此惨重?”后来魏征病逝，李世民悲痛欲绝，失常对身边的人说：“魏征去世，我就少了一面镜子啊。”并留下传世名言：“以人为镜，可以正衣冠。”这句话在生活中对我们也很有帮助，多听取别人的遇见，对提高自己十分有助。
参考资料：
●魏征是唐朝著名的谏诤之臣。一次，唐太宗怒气冲冲地回到后宫对皇后长孙氏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忙问杀谁?t太宗说，魏征常常在朝堂上当众刁难他，使他下不了台。皇后听了，连忙向太宗道喜说，魏征之所以敢当面直言，是因为陛下乃贤明之君啊?明君有贤臣，欢喜还来不及，怎能妄开杀戒呢?t太宗恍然大悟，此后更是“励精政道”，虚心纳谏，对魏征倍加敬重。魏征也进谏如故，“思竭其用、知无不言”，从不畏龙颜之怒。由是，君臣合璧，相得益彰，终于开创了“贞观之治”的辉煌盛世。魏征死后，太宗如丧考妣，恸哭长叹，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他还令公卿大臣们把魏征遗表中的一段话写在朝笏上，作为座右铭，以魏征为榜样，做到“知而即谏”。君临天下的皇帝，对一个老臣竟倚重、倾心如此，这在历史上的确并不多见。
●魏征早年投靠唐高祖李渊创建的唐王朝，为太子李建成做事。由于魏征才华出众，因此很受太子的器重。
后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杀死哥哥李建成。年轻而敏锐的李世民知道魏征是个人才，便亲自召见他。李世民一见魏征，就非常生气地责问他：“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的感情?t”在场的大臣们都感到魏征将有杀身之祸。可是，魏征却从容自若，以非常自信的口气回答说：“如果皇太子早听我的话，肯定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下场。”李世民听后，被魏征这种不畏强权及正直的精神所感动，打心眼里钦佩他的人格。因此，不但没有处罚他，反而重用了他。
不久，李世民委任魏征为谏议大夫（专门向皇帝提意见的官职），以后又提拔他当宰相。建国之初，唐太宗励精图治，经常召见魏征，与他讨论治国施政的得失。魏征胸怀大志，胆识超群，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大胆进谏。在他任职的几十年间，为了使民富国强，先后向唐太宗进谏了二百多次。每一回，唐太宗都慎重地思考他所提的意见，尽量纳。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唐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唐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它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鹰闷死在怀中。
谏太宗十思疏
〔唐〕魏征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1〕；欲流之远者〔2〕,必浚其泉源〔3〕；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4〕,居域中之大〔5〕,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6〕,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凡百元首〔7〕,承天景命〔8〕,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9〕.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10〕,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11〕.竭诚,则吴越〔12〕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13〕.虽董之以严刑〔14〕,振之以威怒〔15〕,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复舟,所宜深慎.
奔车朽索,其可忽呼?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16〕,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17〕；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18〕；乐盘游〔19〕,则思三驱以为度〔20〕；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21〕；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22〕；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此九德〔23〕.简能而任之〔24〕,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25〕.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26〕
——选自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魏征传》
注释
〔1〕固：使……稳固.
〔2〕远：使……流得远.
〔3〕浚：疏通,深挖.
〔4〕当：主持,掌握.
〔5〕居域中之大：占据天地间的一大.《老子》上篇：“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域中,天地间.
〔6〕以：用,行.
〔7〕凡百：所有的.
〔8〕景：大.
〔9〕克：能够.盖：表示不十分肯定的判断.
〔10〕盖：承接上文,表示推断原因.殷：深.
〔11〕傲物：看不起别人.物：这里指自己以外的人.
〔12〕吴越：吴国和越国.
〔13〕行路：路人.
〔14〕董：督责,监督.
〔15〕振：同“震”,威吓.
〔16〕作：兴作,建筑.指兴建宫室之类.
〔17〕谦冲：谦虚.自牧：自我修养.
〔18〕下：居于……之下.
〔19〕盘游：打猎游乐.
〔20〕三驱：一年打猎三次.《礼·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猎）.”
〔21〕敬：慎.
〔22〕黜：排斥.
〔23〕宏：使……光大.兹：此.九德：指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
〔21〕简：选拔.
〔25〕信者：诚信的人.
〔26〕百司：百官.
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鉴不远,故能励精图治.随着功业日隆,生活渐加奢靡,“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魏征以此为忧,多次上疏切谏,本文是其中的一篇.全文围绕“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主旨,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俭,不轻用民力.这些主张虽以巩固李唐王朝为出发点,但客观上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有利于初唐的强盛.本文以“思”为线索,将所要论述的问题联缀成文,文理清晰,结构缜密.并运用比喻、排比和对仗的修辞手法,说理透彻,音韵铿锵,气势充沛,是一篇很好的论说文. 译文:
我听说过,要求树木生长,就一定要加固它的根本；想要河水流得长远,就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想使国家安定,就一定要积聚自己的道德仁义.水源不深却希望水流得长远,根不牢固却要求树木生长,道德不深厚却想使国家安定,我虽然十分愚笨,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明智的人呢?国君掌握着帝王的大权重任,处于天地间至尊的地位,不考虑在安逸的环境中想到危难,戒除奢侈而厉行节俭,这也就象砍断树根却要树木长得茂盛,堵塞泉源却希望流水长远一样啊!
凡是古代的君主,承受上天的大命,开始做得好的确实很多,但是能够坚持到底的却很少.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就困难吗?大概是他们在忧患深重的时候,必然竭尽诚意对待下属,一旦得志,便放纵情欲,傲视他人.竭尽诚意,那么即使象吴、越那样敌对的国家也能结为一个整体；傲视他人,那么骨肉至亲也会疏远得象过路人一样.即使用严酷的刑罚督责人们,用威风怒气恫吓人们,结果只能使人们图求苟且以免于刑罚,却不会怀念国君的恩德,表面上态度恭敬,可是心里并不服气.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百姓象水一样,可以载船,也可以翻船,这是应该特别谨慎的.
用腐烂的绳索驾驭疾驰的马车,这能轻视吗?身为君臣,果真能够做到：见了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想到知足以警戒自己；将要大兴土木,就想到要适可而止以使百姓安宁；考虑到帝位高随时会有危险,就想到要谦虚,并且加强自我修养；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江海是居于百川的下游；喜欢打猎游乐,就想到每年三次的限度；担心意志懈怠,就想到做事要始终谨慎；忧虑会受蒙蔽,就想到虚心接纳下属的意见；害怕谗佞奸邪,就想到端正自身以斥退邪恶小人；加恩于人时,就想到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赏赐不当；施行刑罚时,就想到不要因为正在发怒而滥施刑罚.完全做到上述十个方面,扩大九德的修养,一定会得到很多补益.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选择好的意见而听从它,那么,聪明的人就会竭尽他们的智谋,勇敢的人就会竭尽他们的气力,仁爱的人就会广施他们的恩惠,诚实的人就会奉献他们的忠诚.文臣武将都得到任用,就可以垂衣拱手,安然而治了.何必劳神苦思,代行百官的职务呢!（顾伟列）
分析：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宰相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在这篇文章中,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魏征敢于直谏,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作用.
作家介绍：
魏征 （580 - 643 ）
魏征（580－643）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83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谏议大夫
魏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唐高祖最青睐 最信任的人
一方面因为魏征的忠诚，舍己为国，一方面因为唐高祖听从进谏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
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
唐太宗实为钦佩，感动，魏征去世不但唐太宗失去了一位忠臣 还是唐太宗的天下少了一位明宗……所以唐太宗感到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特点是“以古为镜”、“以人为镜”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征去世后，太宗皇帝到朝廷处理政事，对朝臣说：“人用铜作镜子可以使衣冠整齐；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兴亡；用人作镜子，可以看清得失。朕曾依靠这三面镜子，以防止自己犯错误。现在魏征去世，我丧失一面镜子了。朕最近派人到魏征家里，得到他遗表的草稿，只有一页纸，才写了一半，其中可辨认的几行字说：‘天下的事情，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定，任用恶人国家就破败。公卿大臣之中，陛下对他们的感情有爱有憎，往往憎的只看到他们的恶，爱的只看到他们的善。爱憎之间，应当审慎。如果爱而知道他们的恶，憎而知道他们的善，除去恶人不犹豫，任用贤人不猜忌，国家就能兴旺发达了。’遗表的大意就是这样。朕思考这事，自己恐怕不能避免魏征所说的这种过错。公卿侍臣，可把魏征的这些话写在手板上，知道朕有这种过错，一定要进谏。”
唐太宗李世民即皇帝位后，借鉴前代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一个人不能独断天下之务，要治理好国家，必须依靠忠良辅弼，听取臣下的谏议，修正为政方面的过失。于是，便拜魏征为谏议大夫。魏征任谏议大夫后，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使太宗少犯错误，在居安思危、施行仁义、去奢就俭、轻徭薄赋、举贤任能、斥佞退邪等方面提出了大量好的意见建议。
有一次，皇帝问魏征说 “做君主的人用什么方法能做到明，犯什错误会导致暗?”魏征说：“君主之所以明，是由于能多方面听取意见；之所以暗，是因为偏听偏信。从前尧、舜打开四方之门，广招贤才，目明能远视四方，耳聪能远听四方，虽有共工、鮌这样的恶人，不能蒙蔽他们；言语动听行为背谬，也不能使他们受迷惑。秦二世居于深宫，偏信赵高，天下离散叛乱却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侯景领兵准备攻城却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造反的人到处都是却不知道。所以说，君主能多方面地听取意见，那么奸臣就不可能蒙蔽君主，而下情也就能上达。”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魏征以秘书监的身分参预朝政后，以光武帝拒绝西域诸国请求设置都护的例子，劝谏太宗不要“为了异族而使中国受害”。皇帝称赞他的“意见很好”，立即把发布的诏令追回。
由于纳谏如流、及时纳好的意见建议，太宗即位的第四年，一年中判处的只有二十九人，几乎达到刑罚弃置不用的地步，米价每斗才三钱。在这之前，皇帝曾经感叹道：“现在处于大乱之后，国家很难治理吧!”魏征说：“大乱之后容易治理，就象饥饿的人容易给他准备吃的。”皇帝说：“古人不是说善人治理国家经一百年，然后可以制服凶残的人，从而废除吗?”魏征回答说“这话不是为圣人哲人说的。圣人哲人治理国家，理应象回声一样，一年便可以有成效，并不是那么费力的事。”封德彝否认说：“不是这样。夏、商、周三代之后，浮薄诡诈之风日益滋长。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都想把国家治理好而不能，不是能把国家治理好而不想。魏征是个书生，喜欢空谈，他的话只会使国家混乱，不可听从。”魏征说：“五帝、三王不是换掉百姓而后教化，实行帝道便称帝于天下，实行王道便称王于天下，就看所实行的是什么了。黄帝驱逐蚩尤，经过七十次战争而制服蚩尤的为害，于是达到无为而治。九黎危害道德，颛顼征讨它，获胜后天下就得到很好治理。桀作乱，汤放逐他；纣无道，武王讨伐他。汤、武王都在自己生前达到太平。如果人民日渐浮薄诡诈，不再返于淳朴，那么到了今天，应当都成为鬼怪，君主又怎么能教化他们呢!”德彝回答不上来，但内心以为魏征的意见不行。皇帝完全接受魏征的意见而毫不怀疑。到这个时候，天下太平。边地异族君长受中华文明礼教的熏染，带刀到宫中担任警卫；东到海，南越过五岭，都夜不闭户，来往的旅客不用携带粮食，在路上就能得到供应。太宗对群臣说：“这都是因为魏征劝我行仁义啊，现在已经有成效了。可惜封德彝已去世，不能让他见到了!”
作者： 倚立落花人寂静 2007-4-5 17:0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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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特点是“以古为镜”、“以人为镜”
后来，皇帝在丹霄楼宴请近臣，饮酒之中，天子对长孙无忌说：“魏征、王珪侍奉隐太子、巢刺王的时候，确是可恶，我能抛弃旧怨，任用有才能的人，也算无愧于古人了。但魏征每次进谏，如果我不从，我发话，他总不马上答应，这是为什么呢?”魏征说：“臣认为事情有不合适的地方，所以进谏，如果陛下不从而臣马上答应，便怕事情就这样施行。”皇帝说：“只管马上答应，等机会再另陈述意见，难道不行吗?”魏征说：“从前舜告诫群臣说：‘你们不要当面顺从我，退下后又有话说。’如果臣当面顺从，答应陛下，又另找机会陈述意见，这就是‘退下后又有话说’，不是稷、禼用来侍奉尧、舜的办法。”皇帝大笑道：“别人说魏征举止粗暴傲慢，我却只看到他的柔媚。”魏征一拜再拜，说道“陛下引导臣让臣说话，所以敢这样；如果陛下不接受进谏，臣又怎敢多次触怒陛下呢!”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魏征任侍中。当时尚书省有长期不决的诉讼案件，天子命令魏征秉公处理。魏征不是一向熟悉法律，只抓住原则，按照实际情况处理，（而不是完完全全依照法律条文去处理，）结果大家都心悦诚服。天子进封魏征为左光禄大夫、郑国公。魏征多病，请求辞去官职，太宗说：“您难道没有看见金属在矿里，没有什么值得珍贵的，擅长冶炼金属的工匠把它锻造成器物，人们才觉得它宝贵，朕正把自己比作金属，把卿比作好的工匠，而对它加以磨砺。卿虽有病，但还未衰老，哪能就这样辞官呢?”
太宗文德皇后安葬后，太宗就在禁苑建高层望楼，用它了望昭陵。有一次领着魏征一起登上望楼，魏征细看后说：“臣两眼昏花，看不到什么。”皇帝指给他看，魏征说：“这是昭陵吗?”皇帝说：“是。”魏征说：“臣以为陛下是望高祖献陵呢，如果是昭陵，臣原已看到了。”皇帝哭泣，为此毁掉望楼。
后来，魏征又进献奏疏劝谏说：“《尚书》说‘宣扬道德小心刑罚’，‘只有惧用刑法’。《礼记》说：‘处在上级地位的人容易侍奉，处在下级地位的人容易了解，那么刑罚就不会繁多。’‘处在上级地位的人多疑，那么百姓就会感到迷惑；处在下级地位的人难于了解，那么君长就会觉得疲劳。’处在上级地位的人容易侍奉，处在下级地位的人容易了解，那么君长就不会觉得疲劳，百姓就不会感到迷惑。所以君主有一种美德，臣下就不会有二心。刑罚赏赐的根本，在于劝善惩恶。帝王给赏赐、用刑罚，全国划一，是不应因为亲疏贵贱而有所轻重的。现在的刑罚赏赐则不这样，有时因为高兴生气，有时出于喜好厌恶。遇上高兴的时候就惜于用刑，虽然依照法律应当用刑；遇上生气的时候就离开法律去寻找别人的罪过；自己喜好的人就极力赞美，言过其实；自己厌恶的人就故意挑剔。（这样必将导致刑罚过度、赏赐不当。）刑罚过度，那么小人之道就会增长；赏赐不当，那么君子之道就会消亡。小人的恶行不惩罚，君子的善行不奖励，而希望达到天下太平、刑罚弃置不用，这是我没有听说过的。而且，空闲时清淡，都笃信、崇尚孔子和老子；到了发威动怒的时候，就专门效法申不害、韩非。所以道德的好处未能推广，刻薄的风尚已先煽起。从前伯州犁与人串通，楚国的法律便遭破坏，张汤心有所轻重，汉朝的刑罚便出差错，更何况身为君主而自己有偏颇呢!近来处罚人，有的由于供应物品不充足，有的因为不能顺从自己的欲望，这些都不是为达到太平而急需办理的事务。古人说，尊贵没有与骄傲相约而骄傲自来，富裕没有与奢侈相约而奢侈自到，这并不是空话……隋朝以富强而灭亡，原因是国家动荡；我们以贫乏而安宁，原因是国家平静。平静就安宁，动荡就混乱，这大家都知道，并不是隐晦难见、微细难察的道理。不走平坦的道路，而遵循已倾覆的车子的行迹，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安宁时没想到危险，太平时没想到，生存时没考虑到灭亡。当隋朝还没有乱的时候，自以为一定不会乱；还没有亡的时候，自以为一定不会亡。所以屡次发动战争，徭役不息，直到被杀受辱，还不明白灭亡的原因，岂不可悲!照看长相的美丑，一定要用静止的水，照看国家政治的安危，一定要找已灭亡的国家。《诗经》说：‘殷朝的借鉴不远，就在前一代的夏朝。’臣希望现今的行动，能以隋朝为借鉴，那么存亡治乱的道理就能知道了。如能想到导致危险的原因就会安宁，想到导致的原因就会太平，想到导致灭亡的原因就能生存。生存灭亡的症结，只在于节制嗜好与欲望，减少出游和打猎，摆脱奢华，停止办理非急迫事务，小心不要偏听偏信，亲近忠厚的人，疏远善于阿谀奉迎的人罢了，保持帝王之业是容易的，取得它则确实困难。现在既然已取得那难于取得的帝王之业，难道就不能保持这易于保持的帝业了吗?保持它不牢固，是因为有骄奢*佚之心在动摇它。”
作者： 倚立落花人寂静 2007-4-5 17:0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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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特点是“以古为镜”、“以人为镜”
皇帝建造飞山宫，魏征进献奏疏说：“隋朝据有天下三十多年，教化传布于万里之外，威力使异邦的人感到畏惧，然而一时之间，天下却全部丧失。那炀帝，难道讨厌太平而喜欢灭亡吗?这是由于他依仗国家的富强不考虑后患的缘故。……向外显示自己的威严，对内行其险诈猜忌之道，邪恶的人受重用，忠正的人被斥逐，上下相互欺骗，百姓实在无法活命，因而导致自身死于平民之手，被天下人耻笑。……用暴虐代替暴虐，将走上的道路。做事情不能为后人所效法，子孙就看不到榜样。这样，必将导致民怨神怒。民怨神怒，那么自然灾害就会发生；自然灾害发生，那么祸乱就会出现；祸乱出现，自己的躯体名声能够善终的那就很少了。”
这一年，天降大雨。魏征上书陈述政事的得失说：“臣听说治国用德、礼作基础，以诚、信为领先。诚、信建立，那么处在下级地位的人就不会有二心；德、礼具备，那么远方的人就会前来朝贡。所以德、礼、诚、信，是治国的重要纲领，不可以有片刻时间废弃。古人的书上说：‘君主应该按礼来使用臣子，臣子应该以忠来侍奉君主。’‘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老百姓不信任统治者，国家也就立不住脚了。’又说：‘同样的言语，有时能被信任，有时不被信任，可见在言语之前，存在着一个信任的问题；同样的命令有时能被执行，有时不被执行，可见在命令之外，存在着一个是否真诚待人的问题。’这样看来，言语不能听从，是因为言语不被信任；命令不被执行，是因为命令缺少真诚待人之意。不被信任的言语，不能真诚待人的命令，君子是不发出的。自从帝王的正道美善兴旺，已延续十余年，国家仓库里的粮食越来越多，土地更加扩大，然而道德不能一天天增广，仁义不能一天天加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陛下对待臣下，还没有能完全达到真诚、信任，虽有善始的勤劳，却无善终的优点。所以阿谀奉迎之徒得以尽力施展他们的巧辩伎俩，说彼此同心的人是结党营私，说揭人隐私的人是大公无私，说刚强正直的人是专权，说忠直敢谏的人是诽谤。说成结党营私，虽然忠实不欺也值得怀疑；说成大公无私，虽然弄虚作也没有过错。刚强正直的人害怕专权的非议而不能全部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忠直敢谏的人考虑到诽谤的指责而不敢直言谏争。惑乱视听，阻滞正道，妨害教化，损伤道德，没有比这更厉害的。现在要追求达到太平，就把任务托付给君子，而事情的得失，有时则询问小人，这样诽谤赞誉便常操在小人手里，而督察责罚则常加到君子头上。中等才智的人，难道没有点小聪明，然而其心思不能达到远大，即使他们竭诚尽力，仍不能免于使国家倾覆败亡，更何况内心怀有用不正当手段营利的企图，专门承顺天子的脸色、旨意行事的人呢!所以孔子说：‘君子中没有仁德的人是有的，没有小人而具有仁德的。’这样看来，君子不能没有小恶，但恶不多不妨害他是正人；小人也时常有小善，但善不多不足以使他成为忠臣。现在说某人是善人，又考虑他不可信任，这和竖立一根直的木头却怀疑它的影子不直有什么不同呢?所以上级不被下级信任就无法使唤下级，下级不被上级信任就无法侍奉上级，信任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呀! ……如果想让君子小人和是非不混杂，一定要用德来安抚臣下，用信来对待臣下，用义来激励臣下，用礼来约束臣下，然后奖善而嫉恶，使赏罚分明。这样，以德化民、无为而治的美政离我们也就并不远了!如果奖善而不能提拔善人，嫉恶而不能除去恶人，惩罚不给予有罪的人，奖赏不施与有功的人，那就会有危亡的时候，国家也许不能保住。”皇帝看后，亲自写诏书对魏征给以表扬和批复。
有一天，太宗宴请群臣，皇帝说：“贞观以前，平定天下，辗转奔波于乱世，这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之后，进献忠诚的劝告，纠正朕的过错，为国家的长远利益着想，只有魏征一人而已。即使是古代的名臣，也不能超越他们!”并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他们两人。皇帝曾经问“魏征与诸葛亮相比哪一个贤能?”岑文本说：“诸葛亮兼备将相的才干，魏征不能同他相比。”皇帝说：“魏征实践仁义，以辅佐朕自己，想使朕达到尧、舜的地步，即使诸葛亮也无法同他匹敌。”当时进献密封奏章的人很多，有的不切合世事，皇帝厌烦，想加以贬斥，魏征说：“古时，尧设立诽谤之木，想知道自己的过错。密封的奏章，就是古时立谤木制度的遗留吧!陛下想知道政事的得失，就当听任人们上言。话说得对，有益于朝廷；说得不对，无损于国家政治。”皇帝很高兴，对进献密封奏章的人都加以抚慰后才让他们离去。
作者： 倚立落花人寂静 2007-4-5 17:0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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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特点是“以古为镜”、“以人为镜”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魏征进奏章指出当初太宗“陛下答应臣实行仁义之道，保持它不丧失；节俭朴素，始终不变”，而后来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十方面事，进行劝谏。一是不能象“贞观初年，清净寡欲，教化遍及荒远之地”，劝谏要学从前汉文帝推辞不接受千里马、晋武帝烧毁用雉鸡头羽制成的裘那样保持清心寡欲。二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救助百姓、爱民如子，用子贡与孔子的对话来劝谏不要奢侈放纵：子贡问治理百姓的事，孔子说：“多么危险啊，就象用朽烂的缰绳去驾驭马车上的六匹马。”子贡说：“为什么这样害怕呢!”孔子回答说：“不用道去引导百姓，百姓就会成为我的仇敌，怎么能不害怕呢?”三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役使自已以有利于他人，劝谏不要纵欲劳民。四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亲近君子、排斥小人，劝谏不要对小人亲呢、对君子疏远。五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不看重奇异的物品、无益的事情，劝谏不要奢侈糜烂。六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求贤若渴、各取他们所长，劝谏用人不能由内心的好恶出发，不能因一人的推荐而任用、一人的诽谤而抛弃，让恶意中伤、花言巧语得以通行，使坚持正道的人日益被疏远和产生隔阂。七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居于高位、拱手安坐、没有打猎的嗜好，劝谏要保持原有的心志，不要以驰马射猎为乐。八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对待臣下有礼貌，群情能够上达，劝谏要礼貌、宽厚待下。九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孜孜不倦地寻求治国之道、常常感到自己好象有不足之处，劝谏不要依仗建立的功业之大，凭恃自己才智的超凡、英明而增长骄气，放纵欲望，无事而出动军队，向边远地区的人问罪。十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怜惜抚养人民，使百姓在连年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终无一户逃亡，死不离心。尖锐指出，“现在倘若有一年粮食没有收成，百姓的心，恐怕是不会象从前那样安定妥贴的。”并说：“祸与福没有定规，只在于人们自己招致，人无缝隙，怪异反常的事物就不会随便出现。现在干旱的灾害，远及各郡，恶人制造的祸害，就出现在京城，这是上天用来向我们表示警告的，也是陛下应当忧愁、恐惧和操劳的时候。当今是千载一遇的盛世吉期，机会不容易再得到，贤明的君主能做到而不做，这就是臣之忧思积聚深深叹息的原因。”这篇奏疏呈送给天子，太宗皇帝说：“朕现在已经知道自己的过错了，愿意改正它，以使已推行的善道得以坚持到底。如果违背这些话，朕与您相见，当把这脸面往哪里放呢！正准备把您呈送的这篇奏疏，安置在屏风上，让朕早晚都能见到它，还准备将它抄送史官，使千秋万代都知道什么是君臣之间的大义。”于是赐给魏征黄金十斤，马两匹。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征病重。太宗皇帝命令停建一座小殿用其木料为魏征修造正室；赐给物品；亲自到魏征家中问病，屏退左右，单独和魏征谈了一整天才回宫。后来又与太子一起去看望魏征，用手抚摸魏征，流下了眼泪。到了天亮，魏征便去世了。皇帝亲临哭吊，极其悲痛，下令朝廷停止办公五天。天子命令朝廷内外官吏朝集使都前去送葬，追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定谥号为文贞。皇帝还亲自为魏征作碑文，并将它书写在石上。
后来，在太宗攻打辽东的战役中，高丽、靺鞨的军队进犯唐阵，李绩等人力战破敌。太宗回师，心里不痛快，说道：“魏征如果在世，我会有这次出征吗!”立即下令对魏征增加了礼遇。
唐太宗“从谏如流”，在中国历代君主中是极为少见的。贞观年间最著名的谏臣当推魏征。几年里，他曾先后陈谏200余事，指出太宗在施政方面的失误，不断提醒太宗要居安思危、慎始慎终，深得太宗赏识。在唐太宗的倡导和鼓励下，20余年间谏臣盈庭，讽谏成风，犯颜直谏，面折廷争的事例屡见不鲜。当时，上自宰相御史，下至县宫小吏、旧部新进，甚至宫廷嫔妃，都有人敢直言切谏。由于君臣上下，齐心一致，群策群力，为长治久安的局面奠定了政治基础。
作为帝王，做到从谏如流是极不容易的，非有大公无私、大仁大义、大勇大智不可。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退朝回到宫中，怒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忙问杀谁，太宗说：“魏征常常当面顶撞我，使我难堪，实在气人！”长孙皇后听后就退出去，穿上朝服再进来，向太宗道贺说：“君主圣明，臣下才敢直言进谏，魏征敢于当面顶撞陛下，说明陛下是明君。”他听了皇后的话，平息了怒气，感到魏征确是难得的直臣。唐太宗这种知错能改、虚心纳谏的恢宏气度，是他能够开创“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并成为中国历史上有道明君的重要因素。
唐太宗由于亲眼目睹了隋二世灭亡的历史教训，亲身感受到了隋末农民大起义推翻隋王朝的伟大力量。所以即位以后，能认识到君如舟，民如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使百姓安居乐业，才能保住自己统治的道理，坚持推行利民政策。从贞观元年到三年，关东，关中各地连续发生水旱蝗灾，农民甚至出现了卖儿卖女的情况。唐太宗极为重视救灾工作，命令开仓赈济，取出国库中的金银珍宝，替那些卖儿卖女的父母赎回子女。在旱灾蝗灾最严重的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他下诏大赦天下说：“请将灾祸移到我一人身上，保护全国百姓。”据说，他还在御苑中吞食了蝗虫数只，说：“百姓以谷为生，而你将它们吃光，我宁愿让你吃我肺肠，保留下谷物。”这些做法，起到了稳定民心的作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全国大丰收；到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几乎连年丰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唐太宗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病逝，享年51岁。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武功文治交相辉映。他的开明作风和政治智慧，恢宏的气魄，吸引了大批忠贞才智之士，一时间人才荟萃，群英满堂，上下一心，共同创造了“贞观之治”，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帝王之一。
被唐太宗李世民比作镜子的是：魏征
公元643年，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
“夫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今魏徵殁，朕失一鉴矣！”
——这堪称对魏征人生价值的最佳注释。
详细资料：
魏征（公元580－公元643）字玄成，河北晋州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妥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留有《魏郑公文集》与《魏郑公诗集》，《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魏征死后半年，可谓尸骨未寒。因魏征曾经举荐过先后被黜戮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称赞他们有宰相之才，李世民便怀疑魏征私结朋党。加之又有传闻，说魏征生前曾自录下给皇帝的谏词，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更加火冒三丈。他不仅取消了衡山公主许配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而且下令推倒了魏征的墓碑。也就是说，李世民自己砸毁了自己的“镜子”。
为什么英明的太宗对死后的爱卿魏徵恨得如此切？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后分析，在太宗心目中，因魏徵既非山东贵族，又非山东武人，其责任仅是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政治集团之妙用。如果魏征的行动越过太宗赋予的这种权力，就犯了太宗大忌。魏徵推荐杜正伦为相，而杜正伦出自山东之盛门，则太宗赋予魏徵监视山东贵族之作用消失，转过来有联合山东社会文武两大势力之嫌疑。侯君集这人在两唐书本传虽没有详载其家世，只说他是个武将，据陈先生考证，候君集与太宗都属于六镇胡汉关陇集团，史书上说，他的才能出将入相没有问题，魏徵举荐杜候二人，等于***了当时东西文武三大社会势力，而他自己身为其枢纽，这是太宗最不能容忍的，幸好这些事暴露在魏征死后，否则后果也是个现行，新唐书魏征传中所说“停婚仆碑”这样的惩处应该算是轻的。看来万世师表背后同样也是丝丝入扣的名利场争斗。
贞观十八年初，李世民君臣在商议是否对高丽用兵时，再次提到已经去世一年多的魏征。李世民自负地说，魏征生前劝他不要东征高丽是个错误，过后很快就后悔了。之所以没有再提这件事，主要是怕堵塞良谋。李世民东征高丽失败后耳边重又响起自己大言不惭地批评魏征的话，十分丢面子，不得不对群臣说出了“如果魏征在，决不会让我有今天”的反省话，一边承认错误，一边又下令重修了魏征墓，并且让魏征的儿子承袭了国公的爵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