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师夷”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而“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所谓“制夷”，即抵抗侵略、克敌制胜。在这个主张里，师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
1、对近代军事的影响
洋务派一致主张师夷长技以富国强兵，抵抗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机。清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对外国的侵略势力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
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使中国军队以近代新式武器装备投入反对日本侵略的甲午战争。开始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
2、对近代经济的影响
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资金、原料、交通等方面的问题，于是在“自强”口号兴办军事工业之后，洋务派又在“求富”口号之后开始兴办民用企业，着重点在于采矿、冶炼、航运、铁路等一系列配合军事工业的项目。
扩展资料：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发展结果：
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有的人被列强的“船坚炮利”吓破了胆，认为中国今后只能对外妥协，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以求“中外相安无事”。
还有的人虽然对中国在鸦片战争的惨败痛心疾首，要求“攘夷”，但他们提出的“攘夷”“剿夷”办法是老一套，缺乏可行性。
而魏源则通过对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认真反省，既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承认西方列强有其“长技”，同时又没有丧失反抗列强侵略的勇气，认为中国只要把列强的“长技”学到手，就一定能打败侵略者。
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认识，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一思想后来成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源头，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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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师夷长技以制夷
以夷制夷，汉语成语，拼音是yǐ yí zhì yí，意思是利用外族和外国之间的内部矛盾，使其相互冲突，削弱其力量
成语故事：清朝晚期，李鸿章又一次祭出“以夷制夷”，试图依靠英国向法国求和，依靠欧洲列强阻止日本侵华。1885年3月，老将冯子材率部取得了镇南关、凉山大捷，导致法国内阁倒台。正待乘胜追击，清廷却在打胜仗的情况下，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天津条约》，将西南边疆门户拱手送给战败方，上演了外交史上一幕滑稽戏。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也没有因为列强的影响力而避免……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最后搞得列强在中国遍地开花，都心满意足地拿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
文章节选：“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译文：“这本书是为什么而写呢？回答是：为了利用夷人的长处来攻打夷人而写，为了利用夷人的优点来与他们沟通而写，为了学习夷人的先进技术来制服他们而写。”出处:
《师夷长技以制夷》出自清代思想家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一书，是该书的一篇序文。这句话表达了魏源编写《海国图志》的目的和意义。他认为，中国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和制度，以应对外来压力和危机，同时也需要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以便更好地与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通过学习夷人的长处，中国可以提升自身的实力，从而更好地抵御外来侵略。
背景：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使得中国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危机。为了救亡图存，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强调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和制度，以期国家富强。
赏析：《师夷长技以制夷》篇幅不长，但意义深远。文章通过阐述世界形势的变化，指出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和制度，以应对日益加深的外来压力。文章高瞻远瞩，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中国近代的自强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我们的启示意义：《师夷长技以制夷》给我们的启示是，在现代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要想保持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必须紧跟世界发展的步伐，学习并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同时，这篇文章也提醒我们，要有危机意识，时刻关注国家安全和发展，以便及时应对各种挑战。
师夷长技以制夷此句是清代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提出的著名主张。（出自《海国图志?原叙》）
晚清，亲身参加鸦片战争的林则徐、魏源等“开眼看世界”的一批有识之士，敢于面对现实，承认中国当时在军事科技等方面的落后，主张学习西方（当时清人称西方各国为“夷”）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林则徐首先提出了“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观点，随后广东士绅林福祥也提出“不妨以逆夷之物，还逆夷之身”。至1842年魏源受林则徐所托，将其所译的《四洲志》扩编成《海国图志》，最终在《海国图志序》中明确写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著名思想。由此才有了后来的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可惜的是，由于时代局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应急措施，只注目于西方的表层技术（尤其是在军事技术上），却没有深刻体悟和改进深层次的文化、政治、体系、制度等方面。最终这样的学习也就流于了形式。洋务运动也随着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惨败而迎来了失败结局，并没能挽救腐朽的清朝。
第一，分化瓦解，分而治之。历史上，游牧部落的统一往往威胁到中原政权，所谓“散则易制，得并为一，则势专难图”。所以，利用矛盾，“以蛮夷攻蛮夷”，“使之人自为雄，各相为战”，相互削弱，不仅是一个重要军事战略，也是中原王朝在边疆经营上的一个重要政治策略。当然，这一战略在具体实施方面有种种不同情况，历史上更多地表现为对强大的部落共同体或游牧帝国予以分化，以求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如隋朝曾面临突厥的严重威胁，但突厥各部之间矛盾复杂，所谓“且彼渠帅，其数凡五，昆季争长，父叔相猜”。于是隋文帝杨坚就将利用突厥各部分裂的状况，采纳长孙晟的建议“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在突厥各部落间施展阴谋，收买或威胁，大肆分化瓦解，从而在避免大规模用兵的情况下，成功地将突厥纳入朝贡体系。唐朝前期地缘政治的重点也是突厥汗国。在与突厥的斗争中，唐朝为了战胜对手，灵活运用地缘政治谋略，多次对其进行分化，先是结好于西突厥以制衡厥,然后利用厥内部民族成分复杂，各部之间矛盾重重的有利条件，对其进行分化。唐朝之所以在立国十年之内将当时的东亚霸主突厥一举击灭，唐太宗之奋发图强富国强兵固然不可忽略，但主要是利用了突厥的内乱和反突厥的诸族的力量。明朝则将预防游牧共同体的出现作为“分而治之”政策的主要内容。面对蒙古高原上崛起的瓦剌(又称漠西蒙古)、鞑靼(又称漠北蒙古或东蒙古)、及兀良哈三大势力，明朝并未将武力征服整个蒙古高原作为主要方式，而是重在破坏各部落之间的联盟以及任何一方统一蒙古各部的努力，从而使他们彼此对立，保持分裂状态，以便实现北部边疆的稳定，解除其对中原的威胁。
对边疆各民族政权进行分化,也是分而治之战略的主要内容。历史上，中国的边疆地带可能同时存在多个民族政权或部落共同体，这些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亲疏不一，因为边疆威胁具有连动效应，所以他们之间的结盟，往往造成中原王朝在战略上的被动，于是对其进行拉拢和分化，成为安定边疆的重要内容。比如，汉朝为“断匈奴之右臂”，解除主要对手匈奴的威胁，曾通西域以联盟乌孙；唐朝为集中精力解决突厥的威胁，曾联盟西突厥、薛延陀和吐谷浑，以孤立厥；宋朝为摆脱辽、西夏结盟所造成的被动困境，改变边疆经营上的守势，曾制定了“取熙河以断西夏右臂，又欲取灵武以断大辽右臂，又结高丽起兵，欲图大辽”的战略方案。”当然这一策略如运用不当,往往适得其反，不仅不利于稳定边疆，而且还将导致边疆民族势力坐大，并引起内地政治局势的动荡。如唐朝为打击突厥和薛延陀，曾对回纥加以扶持并结为联盟，其平定“安史之乱”就得力于回纥强悍的骑兵，但“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盛世不再，回纥反成为势凌中央的边疆势力，给唐朝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唐朝无力解决内地藩镇割据的局面。宋朝虽制定并实施了西联羌人以掣肘西夏，东联高丽、渤海以牵制辽国的战略，但因这一战略本身的脆弱以及其他原因，不仅未能实现“会使匈奴失左肩”的宏图，而且由此发展而来的“联金灭辽”还直接导致了北宋的覆亡。此外，明朝对东北经营中，也有类似的教训。
第二，扶弱抑强，达到战略平衡。游牧民族在军事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中原王朝“以力服之”进行军事征伐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甚至得不偿失，所以运用各种手段，扶此抑彼，“不烦华夏之兵，使其同类自相攻击”，让其互相牵制或限于内讧而互相削弱，从而达到战略平衡，以消除或缓解边疆危机和威胁，也是历代王朝“以夷制夷”的主要办法。为此，历代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区往往扶弱抑强。如汉宣帝时，匈奴因内部不和而分裂,一度分别受五个不同的单于领导，这就造成他们不能同心协力，汉朝则充分利用这一形势，纵横捭阖，扶弱抑强，促成其中之一的呼韩邪单于降汉，最终达到了安定北部边疆的目的。东汉政府为阻止南、北两个匈奴集团的重新联合，曾积极地对实力较弱的南匈奴予以政治支持、经济援助,承认其为匈奴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并在军事上协助南匈奴对付实力强大的北匈奴，从而使两个匈奴集团皆不能威胁到中原的安全。唐朝为对付西南强大的吐蕃，曾竭力扶持南诏抗衡吐蕃。唐德宗时，为因应南诏与吐蕃联盟后西南边疆频频告急的局面，宰相李泌又制定了一个宏大的联盟战略，即在北方联盟回纥、突厥，在南方利用与南诏的传统友好关系,拆散其与吐蕃的联盟，以断吐蕃之右臂。唐廷正是遵循这一战略，巧妙地协调各种反吐蕃力量，并利用南诏与吐蕃之间现实存在的紧张状态和日益尖锐的矛盾，执行了一系列争取南诏孤立吐蕃、削弱吐蕃的策略，终于使包括南诏在内的西南边疆各族背弃吐蕃，主动为唐朝戍守西南边疆，成为稳定唐朝西南边疆的重要力量。
第三，在“以夷制夷”思想指导下，历代封建统治者还注意积极利用边疆少数民族的上层对该民族进行管理，以达到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统治的目的。这实际上是贯彻“因俗而治”的治边方针，实行间接统治。当然，随着边疆地区的发展以及边疆与内地联系的加强，内地与边疆一体化的政策则逐步取代了“以夷治夷”的政策。
“以夷制夷”作为封建社会安定边疆的指导思想，实质上是一种以“弱边”求安边的治边思路，甚至是以“乱夷”而求“安华”，缺乏积极经营边疆的精神，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对边疆民族施展阴谋，拉一方打一方、分而治之等做法，显然是不值得提倡的。而在边疆民族中笼络上层、依靠上层等做法，显然忽视了广大边疆民族群众的存在和他们的利益要求，因而没有找到边疆经营的真正重心和关键。
1、原文：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2、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提出来的。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寻求御侮强国之道，后来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抵制西方——以彼之道，还之彼身。
3、这个主张表现出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向处于巨大变故中的中国人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这一思想后来成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源头，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实践意义上，它是后来洋务运动甚至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一切革新运动的先声。
在中国传统政治术语中，“以夷制夷”是一个涵义十分丰富的概念，其表现形式及相应的政策、措施，也随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作为中国历代治边方略的一个主要内容，其核心无非是通过边疆少数民族来治理边疆，从而解决边疆问题，实现边疆安全稳定的目标。
历史上，中国边疆地区是各少数民族的活动场所，尤其是北方草原地带，在许多世纪中，游牧文明的流动性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使备游牧民族处于迁徙不定的状态，各部落兴衰无常，导致边疆形势充满变数，不仅各边疆民族之间关系复杂，甚至同一民族的各部之间也常常互不统属，互相排挤，明争暗斗。在比背景下，“华夷”之间的经济、文化、政治联系的密切程度也往往不一。这些情况成为中原王朝“以夷制夷”解决边疆问题、推进边疆治理的基础。为此，为了建立稳定的边疆秩序，为了促进大一统政治目标的实现。“以夷制夷”、“众建之而分其力”自然成为中原王朝的战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