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教”为核心，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教化服务，认为文学是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的最好手段。《论语?泰伯》记载，孔子在论述人的道德修养时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基本原则，认为诗、礼、乐是人们进行以“仁”为中心的道德修养的几个必经的阶段。无论是诗还是乐，孔子都把它们作为道德修养的必要组成部分。
孔子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即著名的“兴观群怨说”。
孔子曾经提出诗经具备的四种主要功能是：
1. “兴”，指通过作品的欣赏，激发个人对于社会人生的思考与志趣。
2. “观”，指通过作品认识自然与社会人生的各种状况，***政治得失。
3. “群”，指围绕作品与别人展开讨论，交流思想感情。
4. “怨”，指表达对社会时政的不满，宣泄内心的情感。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从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部分，从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三类。
“诗可以怨”是孔子在评价《诗经》时提出的“兴观群怨”说之一。孔子从接受者的角度肯定了文学作品的批判现实的作用。所谓“怨”，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社会的不良现象和黑暗的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揭示了文学的政治功用。
在漫长的文学理论和社会文学的发展中，“诗可以怨”对后世的文学理论以及诗人的诗歌创作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诗经》民歌业已退出诗坛的战国中后期，屈原、宋玉等人的诗歌作品体现了他们的“发愤以抒情”的创作理念。“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屈原《离骚》）“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宋玉《九辩》）等句，都表现了诗人对社会政治的反叛以及宁愿监守自己高洁情操的夙愿。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中对屈原评价说“他补充以‘发愤’与‘抒情’，这里表现强烈的自我意识与批评精神，为汉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与晋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先声。”
接下去当然就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了。司马迁更是继承和发展了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在《史记·屈原传》中说屈原的《离骚》盖自怨生，并由此引申出了发愤著书说。可见司马迁以明确表示自己的“发愤著书”说源于《离骚》，自然就得追溯到孔子的“诗可以怨”的思想了。
后世的作家或评论家很多以“诗可以冤”来反对文学作品脱离社会现实的现象。我认为这里少不了曹丕。中国的文学批评自觉意识是在先秦两汉文论发展基础上渐渐萌生的，正式确立于曹魏时代。体现曹丕、曹植兄弟的文论思想的《典论论文》提出了文学价值功用论，即文学的政教功能。“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在前人的基础上无疑更进了一步，他强调了文学“怨”之后对辅政治国的指导效用。曹丕的观点，第一次把文章提到了兴邦治国的高度。文学和政治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又如，刘勰针对缺乏怨刺内容的汉赋所提出的：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钟嵘也在《诗品》***别强调要抒发怨情，他说的怨，多是封建社会中遭受迫害，或理想抱负不得实现，因而激发出来的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在邹然老师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中就写到钟嵘之所以作《诗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习染所致。
到后来，初唐时反对齐梁的绮靡诗风的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诗可以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到了中唐，诗人白居易就干脆立足于政治功利对诗歌进行批评。我们暂且不说白居易的做法有多少个人政治目的。但他的确受到了《诗经》风雅比兴传统的影响。具体说来，他提出诗歌讽喻美次，要“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让统治者于诗歌中发现民生疾苦。他甚至对以往的诸如李白、杜甫等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多有指责。认为他们做的不够。且看他留传于世的如《卖碳翁》一类的作品，写尽了民生疾苦，对时政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在黄宗羲的《汪扶晨诗序》及其他许多作家的文学主张中，还可以看到这一理论的巨大影响。
“诗可以怨”这一理论不仅影响着后世的文论，而且也影响着后世的诗歌创作。或者可以说两者并没有完全隔离开来。后世的许多诗人正是从他们留世的诗歌作品中发现他们的理论思想的，或者以他们的文论思想指导下创作的许多伟大的诗歌作品。比如屈原、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歌作品。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诗歌作品中反映着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及腐朽的封建制度。到了现代文学，这种思想观念仍没有流失。且看闻一多的《死水》、郭沫若的《》等等就不难发现“诗可以怨”这一思想对后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甚至包括我国现代文学史或者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现实主义的***创作，比如现代文学的***鲁迅先生的笔下就不乏针砭时弊之作。可以说这些都是“诗可以怨”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诗可以怨”早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中国文人的一种文学创作观念、无法回避的思想潮流，一种文化心理。它仍将继续影响着当代作家、诗人的文学创作。
先秦时期，《尚书·尧典》最早提出了“诗言志”的诗歌理论，即诗歌是人的心灵的表现。《尚书·舜典》记载:“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 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里的“志”，侧重指志向和抱负。“诗言志”揭示了诗歌的本质，朱自清在《诗言志辨序》中称它为我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纲领”，而后代学者关于诗歌本质的问题的阐述，多围绕“诗言志”的思想展开。如 《庄子·天下篇》中的“诗以道志”、《毛诗序》中“诗 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主张，和 “诗言志”如出一辙。
孔子从文学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兴、观、群、怨”说，出自《论语·阳货》，具体记载是“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诗社会作用的高度概括，也是孔子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兴”是指诗歌对读者的思想感情有启发感染的作用。“可以兴”，说明了诗歌可以感动人、鼓舞人。具有艺术感染作用。所以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把它解释为“感发意志”。从作者本身来说,由于外在事物的反映在作者的头脑中引起创作的冲动，于是抒发出内心的感情，才成为诗。
“观”是指作者通过作品中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生活,反映生活真实，从而帮助读者了解和认识风俗的盛衰、社会中的得失和史风貌的本质。说明诗歌具有既能用审美情感陶冶人们的心灵，又能启示人们去认识社会生活的作用。“可以观”说明了诗歌可以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具有认识作用。
“群”是指诗歌能帮助人们互相切磋砥砺。提高思想修养。可以“群”说明了诗歌可以使作家与作家间、作家与读者之间交流思想感情，使人们互相切磋,提高认识。提高文学水平，使人们心灵得到沟通和净化,消除个人主义思想，以集体利益为重，个人服从于集体,最终达到团结的目的。
“怨”是指诗歌可以用来怨刺上政,表达民情。“可以怨”说明了诗歌可以用来表达民间疾苦，揭露统治阶级的丑恶、腐朽，对时事政治发表批评意见。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对当时的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兴观群怨”说不仅认识到了诗是社会生活的总结与反映，还体现了诗歌以情动人的基本特点，更是系统地阐述了诗歌所具有的认识、审美、和教育作用。总而言之孔子提出“兴观群怨”的文学作用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孟子在《孟子万章上》提出:“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何为“以意逆志”，我认同的说法是，“意”，即读者之主观意图，“志”即作者的创作意图，“以意逆志”就是读者设身处地的揣测和考察文本中体现出来的作者的创作意图。孟子在“诗言志”的论断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读者主观解读文本的合理性。不能以个别文字影响对词句的了解，也不能以个别词句影响对原诗本意的认识，应该用自己对诗意的准确理解，去推求作者的本意。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该了解“文辞”在“以意逆志”中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字篇章承担了言志的任务，事实上，人们在语言基础上的抽象思维过程总是朦胧的，通过语言这种方式使思想变得清晰连贯。以意逆志”的文学批评方***是孟子对于儒家文艺思想发展的突出贡献，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以及文学本身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时期，总体上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文艺思想。王充提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班固认为:?《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这些都是对“诗言志”理论的继承，强调诗歌的表现内心的本质。除此之外，对诗歌情感方面的认识开始萌芽，《毛诗序》明确提出:“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认为诗可以吟咏性情，诗歌所具有的抒情性特征得到了认识。但在情志关系上，《毛诗序》更注重“志”的表达。
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第一次明确地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诗“缘情”即指诗因情而抒发，即为“抒情”。明代学者胡应麟在《诗薮》中曾评：“《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六朝之诗所自出也，汉以前无有也。”意思是陆机《文赋》中说，诗用以抒发感情，要辞***华美感情细腻。六朝时期的诗歌多出自于此，汉代以前也没见过。陆机这一诗说的影响力和开创性于此可见一斑。其理论打破了“诗言志”这一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高度概括、总结了建安、西晋以后诗歌向抒情化、形式美方向发展的艺术规律。它从理论上明确地超越了儒家“言志”的诗学主张，强调了诗歌的抒情特性，肯定了情感的价值，开启了一代以“缘情”为主体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如果说魏晋士人尚自然、重情感是为了摆脱儒家思想的禁锢，而求得精神的解放和个性的自由，那么，“诗缘情”的美学意义就在于它第一次从理论上摒弃了传统的儒家‘言志’之说，使诗歌由理智的、功利的转向缘情的、审美的。
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文艺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在其中也提到不少关于诗与情的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提到：“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认为诗是“持人情性”的，所谓“持人情性”，清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做出解释：“诗之言持，莫先于内持其志，而外持风化从之。”“内持其志”是就诗人而言，指诗人所抒发的情性必须“义归无邪”，即符合礼仪规范；“外持风化”是就读诗之人而言，指诗歌作品能“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亦即应具有教化作用。
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意思是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景物，这些不同的景物表现出不同的形貌；人的感情跟随景物而变化，文章便是这些感情的抒发。又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是说诗人对景物的感想，引起的联想是无穷无尽的；在万千的现象中流连忘返，在听到看到的范围内沉思吟唱。描写天气的形状，既要随着物体的变化而婉转起伏；描绘景物的色彩和自然的声律，又要联系自己的心情来回思考。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还提到提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意思是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受了外物的***，便产生一定的感应。心有所感，而发为吟咏，这是很自然的。强调了四季自然景物对人类情感与精神的感应作用，“禀情——感物——吟志”，完善了《礼记·乐记》“物——心——声”的艺术生成模式，由此提出了“感物吟志”说，“感物吟志”说从诗的政治意义、个人情志载体、吟诵阅读功能上规定了古典意义，且认为这是对诗的生成过程简明的理论概括。上述所言的“随物婉转”、“与心徘徊”以及“神与物游”等等，在《文心雕龙》中关于诗与情的论述全面而丰富，不仅仅继承了六经和先秦诸子以及时人中的一些观念，而且将那些尚未脱离哲学、道德***学领域的，蕴含文学、美学、心理素质的理论表述进行转换，确立了以自然美为逻辑和历史依据的文学本体论，是“物感”说的高级总结形态，达到逻辑上的终点。
钟嵘继《文心雕龙》后著《诗品》，这也是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这其中涉及了“吟咏性情”之论，但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毛诗序》的“吟咏性情，以风其上”。钟嵘是想把抒情与言志统一起来，尽量减弱《毛诗序》的理性主义色彩，并突出诗歌的抒情特征，力图把艺术的美与功利作用的善统一起来，从而体现了诗歌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那么“吟咏”与“性情”是如何得以联系的呢？
《诗品》中提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这几句说明诗的产生源于“气”。“气”首先是自然的气，它作用于外物并使外物产生变化，作用于人使人形成神气，作用于文则形成文气、体气和骨气。创作主体感于外物的变化，内心产生情感的动荡，于是形成了诗。所以，通过这句可以看出钟嵘的诗歌本质观，即它是表达人的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产物。而“物之感人”则强调了物感说，但其实“物感说”并不是钟嵘的创见，上述内容就已经提到了陆机《文赋》与刘勰《文心雕龙·物色》都曾提到，但是论述了社会生活的悲欢离合、荣辱忧喜对诗歌创作的作用，这的确是钟嵘对古代诗歌理论的重要贡献。
除自然景物可以感发诗歌外，不同寻常的社会生活更可使人们产生创作***，从而产生了“可以群、可以怨”的动人诗歌。钟嵘较之前陆机、刘勰，对“物”之内容有更为细致的体察，不仅着眼于社会政治和自然风物对艺术动机的影响，还进一步总结了个人的生活际遇对促成艺术动机的作用。“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说明诗又可以反作于人的感情。这句话原出于《诗大序》，但《诗大序》中还有“正得失”一句，钟嵘删去不用，因为“正得失”中有政治教化的色彩，可见钟嵘是特别强调诗人自身的情感世界和个性品质的。正因为钟嵘强调了自然情性的真实可感和自然天成，所以他反对“理过其辞”的玄言诗，反对在诗中用过多的典故。
从先秦的“诗言志”，再到继承这一思想的后代诗论主要有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刘勰的“感物吟志”说和钟嵘的“吟咏性情”说等等，都在阐述诗歌与情感之间的联系，无论是自然景物还是人文事物，社会际遇等等通过诗歌去联系生活，都是抒发文人内心真挚而又独特的情感。
兴观群怨的含义介绍如下：
兴观群怨 xìng guān qún yuàn：兴：联想；观：观察；群：合群；怨：怨恨。古人认为读《诗经》可以培养人的四种能力。后泛指诗的社会功能。相似词：群众观点?怨天怨地?群策群力?群威群胆?乘兴而来,败兴而返?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一群群?怨怨。
造句如下：?
1, 孔门诗论对志情言喻兴观群怨的阐释是显其有，老庄知白守黑道法的入化是尚其无。
2, 这些诗很好地发挥了诗歌的“兴观群怨”的作用。
3, “吹拉弹唱镇中可问中外曲,兴观群怨民间好作古今诗。
4, 对一个城市的“兴观群怨”,更多是出于对这个城市的热爱,而对城市形象的想象,根本的问题是对城市文化的自我剖析与认知。
5, 孔子从《诗经》中生发的“兴观群怨”,涵盖了现代诗歌批评所津津乐道的认识、教育、审美三大作用,开启了中国文化“诗教”的传统。
6, 文学的功能不光是“兴观群怨”,它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功能是“存”。
7, 古代文人虽然以文言为宗,以诗歌表达兴观群怨,但有时也以游戏、调笑的笔墨写诗,表达某种幽默或嘲戏的态度。
8, 孔子提出了“兴观群怨”的原则,很清楚地阐述了诗的感染与教育相结合的作用。
9, 这样的解释,听上去和本诗兴观群怨的初衷特别贴切,意思是说,女人就应该任由男人蹂躏,蹂躏得愈猛烈,她才会愈鲜艳。
10, 文迪认为,对生活充满***、能洞悉生活百态、善于与人交流且爱憎分明,是谓今天的“兴观群怨”。
“诗歌疗法”，顾名思义，在心理治疗中，通过诗歌介入进行***性治疗的方法。主要方法是朗读聆听、创作表达、象征仪式（隐喻、典礼）。
关于诗歌的作用，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曾在《诗学》里提出了“净化说”，其意为诗歌（亚主要指悲剧）借引起哀怜和恐惧来使情感达到净化。亚氏同时还指出，通过宗教音乐，可以使过分强烈的情感因宣泄而达到平静，以此来恢复心灵的健康。
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提出了诗歌的作用，即“兴观群怨”；儒家学派白居易提出诗歌可以”泄导人情”；汉代《诗经》研究著作《毛诗序》提出诗歌可以“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上述观点几乎都是从个体心理、完善的角度来谈论诗歌的作用。当然在古代培养完善的个体其根本出发点是政治需要。
而在当代，面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关系的尖锐冲突、矛盾、对立等情况，都显示了人内心的异化，也因此导致了各种心理疾病。因此，在当代，通过诗歌的作用来构建完善的个体，更多的是从自我成长的需要出发。
基于这种需要，诗歌疗法可以应用的场景很多，诸如夫妇治疗、家庭治疗、团体治疗、儿童、青少年心理创伤治疗等等。
举一个例子，比如夫妇治疗，其方法是夫妇二人合作完成一首短诗，一人写一行。内容最好为就二者之间的关系来写一首诗，或者通过欣赏同一个诗作来写下各自对于诗中所描述意象的理解（当然这个前提是夫妇二人文化水平没有太大悬殊，并且都接受这种方式）。
如斯蒂芬克莱恩的《我是否该脱下这褴褛的衣衫》，它描述的是人们在面对新的生活局面时的紧张和不安。就这篇诗作可以这样提问“感觉幻灭了，受挫了，我的世界将是怎样的？”，就这个问题来让夫妇二人写下自己的看法，并且连缀成诗。
通过夫妇二人合作，可以看出两人在面对不同问题时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角，但不可否认，二者一致有心维护彼此的关系，其治疗目的是让个人得到成长的同时，夫妇关系也得到改善。而这个方法在生活的点滴中随处可用。
诗人、心理学家哈罗尔在其著述《诗歌的疗效》中，提到诗歌创作的作用“这些诗歌让我恢复到一种平衡的状态，认识到我内心所承载的那些痛苦，然而我已试图寻找出路，决定以一种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而那些曾令人忧虑不安的往事似乎都已经烟消云散了”。
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主义艺术家认为，艺术在现代社会承担着一种拯救人性的作用。虽然在很多人看来，他们是“为了艺术而艺术”，但不可否认，这就是艺术的“无用之用”。而诗歌疗***是体现了艺术的“无用之用”。
工业文明的进步固然是重要的，但拿一辆车来做比喻的话，工业文明是发动机，而艺术，是方向盘。发动机决定了我们能走多快，而方向盘，决定了我们该往哪里走。
